你们不要闹！我说，他叫我们坐下，随后象人在开始回忆时要做的那样，抬起手抹了抹小平头，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不错，刚剐的广播是关于地富和地富子女的。那么它对我这样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学生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曾经遇到一件事……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我想，在我刚刚听到广播的时候，她也一定在什么地方听到了。可是……可是，如果我们两人是在一起听，那又多么好啊！……
正如你们知道的，不仅我的父亲是工人，我的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都是工人。我们家是一九五八年支援西北时随厂搬迁到宁夏的，原来就住在上海。洋务派在上海办第二个工厂，我的高祖父就进厂了，他可以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代人。那时候我们家住在工人聚居的棚户区，家里的人不仅不能和别的什么阶级的家庭通婚，连和农民结亲的机会也没有。所以不只我的父系，就是我的母系也是工人。这是我父亲特别感到骄傲的：我们家是典型的血统工人。我们兄弟年纪小的时候，倒不觉得在我们身上循环的血液和别人的有什么差异，直到大哥结婚，我们才认识到血还有不同的颜色。大哥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大学生，在大学上学的时候就和一个女同学很要好，毕业后，就顺理成章地要结婚了。可是，那个可能成为我嫂嫂的姑娘却是富农出身，这就遇到我父亲和亲戚们的激烈反对。公平地说，我父亲在外面的确是个好人，对人和蔼可亲，对工作勤勤恳恳，但是在家庭内部却是一个专制的国王，对我们实行的是严格的家长制统治。父亲反对的理由很简单，不过是要保持家门的清白，姑妈、姨妈、舅舅、大爷们的理由就复杂得多了。这里面有大哥今后的入党问题、参与保密项目的研究问题、家庭亲戚关系问题、孩子的前途问题（注意，这里所说的孩子不是指的我们，而是指大哥未来的孩子），总之吧，薜等、等等、等等。不过，话说回来，我还真佩服我那些可敬的长辈们有先见之明，如果我大哥真的和那个富农家庭出身的姑娘结了婚，那么他们的远见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定都会应验的。结果，我大哥没有罗蜜欧的勇气，只得和他的朱丽叶断了交。后来，我大哥和一个出身好的姑娘结了婚。他们现在孩子都有三个了，可是感情并不好。虽然不吵不闹，但也就和上海人说的温吞水一般：毫无味道。这是大哥经常向我流露的。你们不要笑，大概你们以为我的大哥和《家》里的大哥差不多吧！不错，是有点相象。可是这个悲剧并不在我大哥身上，二十年代高觉新的故事会在六十年代的迥然不同的家庭里的迥然不同的年轻一代人身上重演，这应该说是我们国家的悲剧。
我的二哥原来是个老实人。他年轻时曾偷偷地爱着一个同厂的女青年，可那个女青年家庭出身也不好，有大哥的前车之鉴，他不敢去向她求婚，自己的婚事只好让家里包办下来。当然，婚后的感情也不融洽。现在我二哥的胡子也有一把了，可是他总喜欢跟别的妇女一块儿说笑。我不是说他乱搞男女关系，不，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是喜欢和别的妇女们的认识更深刻了，而且在感性上对他们的爱戴更强烈了。从而，我们也发现：当时批判的三株大毒草、右倾翻案风，倒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逻辑性的发展。
我为什么说我沾了出身好的便宜呢？那时候，我们这些偷吃了知善恶树上的禁果的亚当们，从不跟那些积极分子搞什么大批判；我们爱和臭老九接近，替他们说话，我们公然宣称拥护周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反对他们搞的那一套所谓的阶级斗争。就这样，那些积极分子也把我们无可奈何尤其是我，共青团员、先进生产者、上查五代都是工人，在我家族中的党员就够组成一个不小的党支部。他们找不出我一点岔子，只好对我进行拉拢，想在我身上创出一个所谓与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奇迹。可是，要是换了一个出身不好的人呢？那隔离审查、拘留批斗就是难免的了。那个时候，我只对这种现代化了的中世纪种姓制度还感到点兴趣。它的确使我有一点优越感和自豪感，直到天安门事件才打破我这种贵族式的幻觉。你们是知道我参加过天安门事件的。我们厂当时去了八个代表”后来又临时加上一个汽车司机，我们九个人抬着一个大花圈到了天安门。关于那天在天安门前的情况，我的被捕和受审，这些我们以前都聊过了，现在我要说的是以后的一段事情。
我正是清明节那天晚上在天安门被捕的。五一以后，他们开始一个一个把外地来的人押回原籍。五月八号，我被两个民兵押上开往宁夏的火车。这两个民兵年纪和我差不多，一个长得相当英俊，6大大的眼睛，上唇有一层黑黑的茸毛，头发卷卷的，象个维吾尔人。另一个却老是无精打彩，衣服也不大整齐，面貌平平常常，是属于北京人所说的迷胡型的人。凭良心说，这两个哥儿们对我并不坏，我注意到，他们在车站商店买点心水果，是按三个人在路上消耗的分量买的，上车以后还免费供给我纸烟。如果他们没有挎着那个黑森森的皮包，我倒愿意跟他们游到天涯海角。
从我交代的态度、在我身上搜去的诗词和提审员的口气来看，我的罪名不轻。我猜想，我回去不是送往当地公安局，就是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交厂管制（后来证明我当时猜得不错），不管怎么样都没有我好受的。进公安局固然不妙，交厂管制也够我呛。我贵族式的特权已经完结了，首先我就受不了那些积极分子们的嘲笑和欺辱，过去从他们对那些臭老九和牛鬼蛇神的态度上，我早就领略够了他们的嘴脸。所以，一上车，我就一面瞅着那个装着我政治生命的黑皮包，一面在肚子里打主意。
火车是晚上八点钟开的。到了半夜，我也不知道是几点钟的时候（我的表、钱和抄的诗词都被没收了），坐在我外边的那个维吾尔族人上了厕所。坐在我里边的那个迷胡正靠着窗子打盹，而火车却突然在一个车站停下了。这时，就好象有一只手在我背后猛击了一掌似的，脑子里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计划，就立即站起来跨到甬道上，随着下车的旅客移动起脚步。走到厕所门口，我还略停了停，瞅了瞅厕所块有人的铜牌。可是，身后一个旅客提的箱子猛地撞在我小腿上，我不由得就被推下了车。刚一下车，车门就砰地一声关上了。那个提箱子的旅客扬长而去，莸却还站在门口发呆。车慢慢地开动了，我乘坐的那排座位的窗口经过我身边，我还看见两个人影正在里面慌慌张张地指手划脚。但是车仍然无情地往前开，而且越开越快，离我越来越远，把我和那个黑森森的皮包系在一起的那条无形的绳索也越扯越长，最后，崩的一声，被扯断了。
这样，我就奇迹般地获得了自由。
这是一个冷清的小站，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弄清它究竟在什么地方。站牌在黯淡的灯光下，而电线杆下面正站着两个佩袖章的民兵。月台上有几簇人躺在各自的行李上，有的在默默抽烟，有的在低声聊天，听他们口音象是内蒙古一带的人。我不知道那两个哥回去怎样交的差，我只知道从离开他们身边的那一刹那开始，我不但是反革命，而且又成了逃犯”，如果再被他们抓住，那就罪上加罪了。于是，我转过身来悄悄地朝月台对面走去，跨过几道铁轨，转过一个高高的水塔，隐没在一片阴影当中。我向前摸索着走了几十米，才发现这里没有人守卫的原因。原来我前面拉着一道长长的编得很密的铁丝网。铁丝网外面是黑黝黝的田野，在朦胧的月光下还能看见纵横的沟渠。即使我能钻过铁丝网，也会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迷失方向。我不得不退回来，在水塔的阴影里坐在一根枕木上考虑我面临的处境，莎士比亚说，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达话并不对。照我看，一个离开了集体，失去了队伍的人才是真正的弱者。我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几十万人一起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时，觉得自己有翻天覆地的力量，但当作为一个逃犯躲在这堆枕木中间的时候，却深深地感到孤独与恐惧。远方响着火车悠长凄凉的汽笛，象深夜里荒村的狗吠一样，使我这个有家不能归的逃亡者产生了无穷的思乡之念和感到前途茫茫的惶惑。同时，还因为刚从颠簸的列车上下来，身体内部自然地有要求补偿消耗的欲望，我在一刹那问想到家里那张舒适的小单人床，想到食物丰盛的小厨房，就感觉到一种难熬的饥饿，肚子咕咕地响起来。当然，小说家写到我那爵的境地，可以用很美丽的词藻把我形容为急剧转动的车轮上甩出的一颗小小的砂砾，或是随风飘荡而偶然落在此处的一粒草籽，其实这都是废话。砂砾可以不吃不喝，草籽甚至还能从泥土中圾取营养，而我这样大的人，每天至少需要三千大卡的热量和八小时睡眠。这个极其简单的低能物理问题，对于我这个毫无独立生活经验的人来说是完全无法解决的。我说过，我并不是英雄，只有在集体中才有一点英雄气概，在那时，坦率地说，我甚至还象马克思引用《圣经》上传说的那些从埃及逃出来的犹太人一样，惋惜起埃及的肉锅来。
正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列长长的货车噗哧噗哧地开进车站，车头慢慢地停在我身后的水塔旁边。我灵机一动，马上站起身来，弯着腰沿着路基朝列车尾部走去。灯光是从月台方向照过来的，这边是长长的暗影，只在车厢与车厢连接的空隙中有一节节微弱的光。前面都是敞车，有的装着巨大的圆木，有的黑糊糊的不知装的是什么，在末尾才是所谓的闷罐子车”有两节车门是敞开的，我选了一节门开得小些的车厢，耸身爬了上去。
车厢里弥漫着马粪尿的臭气，地板上有些干草，这显然是用来装运牲口的车厢。我趴在草上谛听了一会儿，只是在车厢的一角有点可疑的塞率声。我断定外面没有人发现我，就大胆地向草厚的一边爬去，倒在一堆乱草上。不久，车开动了。由于一个月囚禁生活的折磨和紧张后的松弛，我还没有把那两个哥儿们可能采取的措施估计出来，就很快地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象一片羽毛一样在天安门广场上飘来飘去。后来，我越升越高，升到半空中，看见远方的旷野上有一列火车象兔子一样跳着。同时，我又觉得在天外有一对眼睛在固执地盯着我，打量着我，使我脸上的皮肤也微微发痒。我下意识地感到这是一个便衣的眼睛，于是惊醒了。
车不知什么时候停了。门外透进灰白色的晨光，空气潮湿而阴冷。我略微抬起头，从干草的缝隙中审视四周。在没有干草的地方堆集着一堆粪，而车厢里并没有马。我的目光从对面顺着铁壁扫到我的侧面，忽然，发现了一个女人的面你好！睡醒了？这个女人带着和善的笑容对我打招呼。她就坐在离我不远的一堆草上。
睡醒了，你好！我故作镇静地回答。这种带书卷气的客套话，我还没有从年轻人嘴里听到过。这种客套话，也使我和这个女人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有礼貌的、友好的气氛中。这个女人年龄不会比我大，可以说还是个姑娘。她面色自净，五官端正，也许是脸庞瘦削的原因，显得鼻子略大一些；她一对眼睛黑白分明，睫毛很长，在睫毛下闪着不知是机敏还是嘲讽的眼光。她披着一件显然不属于她的男式黑呢大衣，头上围着墨绿色的头巾，头巾下露出一绺黑亮的头发，有点俏皮地搭在饱满的前额上。
车到哪里了？
不知道。这是条岔道，看不见站牌。你要到哪里去？我吗？我准备到……我不知怎么回答，只好象洗脸那样用手搓着脸。
你是干什么的？
我吗？我是个工人。我仍然象猫儿一样地洗着脸，但从手指缝中看到她嘲讽的微笑和一口白而整齐的牙齿。要漱漱口吗？我这里有水。
不用了，谢谢你……
正在这时，车厢外突然有说话的声音，我停止了猫儿似的动作，象警犬似的一跃而起，侧身靠在门边。几个人越走越近，但经过车门并没有朝里张望就径直过去了。我松了一口气，等人走远了，就用力拉起那扇门来。
关不上，不用白费劲，我昨儿晚上就试过了。我要关上了，你还进不来呢！她在我身后冷冷地说，并且从草堆里掏出一个装得满满的人造革捷包和一个白塑料壶。来吧，吃点吧白天你放心，一般是不查车的，当心的是晚上我不饿，谢谢你。我心神不安地回到原来坐的铺草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个坏人？
我会看相。哪里学的？我噗哧笑了出来。
哼！火车站，汽车站。千我这一行就得经常观察人。这个人是好说话还是不好说话，是有出门经验的老油条还是没有经验的雏儿……总之，不但要会看相，还得会点心理学哩！那么你是干哪一行的？
你看，她从提包里拿出一把用牛皮纸包着的刻刀，我有时候给人刻字，同志，请把钢笔给我用一下”我马上就在上面刻上一句毛主席诗词什么的‘同志，请给两毛钱。’出门人谁也不在乎两毛钱。尽管直朝我瞪眼，可我把钱挣了。有时候……你看，她又拿出一个讲义夹，里面是用复写纸描的花样，有凤凰、有鸳鸯、有牡丹，画得还不俗气，这是哄农村来的老太太的，可是她们真喜欢。她们喜欢，我要钱，这有什么？当然，有时候我也干点坏事，顺手牵羊……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表现着天真的坦率。
为什么要‘顺手牵羊’呢我用责备的口气问。
不干这个没办法呀！她满不在乎地撇撇嘴。她的嘴唇丰满，轮廓分明，和她的眼睛一样，是善于表达感情的。那么你干吗要怕别人，躲躲汛闪的呢？她反问道。
这时，汽笛猛地吼叫起来，同时，前方传来一节节车厢挂钩的碰撞声。很快地，我们这节车厢也摇晃了一下。车缓缓地开动了。
谢天谢地，总算走了。停了大概有两个多钟头。她倒象一个急于赶路的旅客似的，急急忙忙把东西收拾进提包。车开快了以后，她抱了些草铺在门口，脱下大衣铺在草上。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卡几学生服，衣服很合身。显出了她健美的身材。
来这里坐吧，她叫我，透些新鲜空气。
天大亮了，但是并没有阳光。广阔的草原在我们面前象一个巨大的圆盘缓缓地转动。草原的尽头，是在灰白的云雾中断断续续地露出的群山。草原上不时有土百灵飞来飞去。我们还看见几只奔跑的野兔，有一只还回过头来望着火车，并且站立起来，象一个小老头儿一样用前爪梳理自己的胡须。
多美呀！她忽然咯咯地笑道。这是我听见她的第一句没有嘲讽意味和油腔滑调的话。我侧过头，看见她正带着欣喜的微笑望着无边的原野。她的眼角、她的睫毛、她的发鬓、她微微张开的轮廓分明的嘴和嘴角上稚气的奂意，都使我难以把她与顺手牵羊联系起来。云越聚越浓，连绵的群山全都隐去了。草原先是闪耀出一片亮光，接着就阴沉下来。景色单调而无生气。车厢摇晃，车轮隆隆，我感到烦闷而忧郁：这奔驰的列车究竟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呢？
她大概是看累了，缩回身子，顺势躺在大衣上，用手撑着头，仍恋恋不舍地望着门外，赞叹地说看到这样的大自然，人也就不想死了。
为什么想死呢？因为无聊，我随便拾起她的话。
我并不想死。我要死早死了，象我姐姐那样。她翻
心里想，在我们这号人眼里，什么国家呀，理想呀，都不抵一台缝纫机值钱。可是反过来问他们，要是共产党没有给你缝纫机，你感谢不感谢共产党、毛主席？
你问了吗？我感兴趣地问。
问了！我不象我姐姐！她嘴上衔着发卡，说起话来象是咬牙切齿地，结果我被游了街。十五岁的初中学生挂着‘坚持反动立场’的牌子游街，全县都轰动了哩！
她灵巧的手指很快就编好两根整齐的辫子，掸了掸衣裳。她脸色虽然有点苍白，倒也容光焕发，在她眼睛里甚至有着妩媚的神采。
你姐姐呢？
死了。她原先的对象要入党，跟她提出退婚，她就跳了井。照给她定的罪来说是‘自绝于革命’。她低下头，捋去木梳上的残发，叹了口气，真傻！
结果你就出来了？
不，还有一大段过程哩。她抬起头，勉强地一笑，用平板的音调，好象是在谈别人的事那样说道，后来我到石家庄姑妈那里去。姑爹是出版社的编辑，就是你说的，出身很好。我一辈子就在那里过了段好生活，看了好多封、资、修的书。可是好景不长，七。年他们给下放到湖北去了，当然还是受我姑妈出身的牵连。我只好回到队上劳动。半饥半饱地过了一年，我也就成人了。有一天夜里，他们那个头头叫我去大队部，说要给我个别教育，原来他是没睡安好心，我打了他一个嘴巴就跑了出来。我给他在村子里到：处宣传。原先那个大队书记倒是个好人，那时正靠边站着哩，他给我烙了几张饼，叫我到县上告状。可谁料想县里把我的检举材料正转到那个头头手里，叫他处理。这闹得我连村子也回不去了。大队说我是搞阶级报复，要把我关起来。我没法，只好去北京上访，但是没人管我这档事，我就这么流落下来了。
那你怎么干上……你这一行的呢？我好奇地问。唉！”她又象叹气又象笑地说，船到桥头自会直，象我们这样的人多着哩，都有个互相照应。人要吃饭，有什么办法！你以后也会学会的。
我听了一怔，不由得低下头考虑起自己的未来。我以后也会学会的，我将学会些什么呢？我叹息一声，躺在她半边大衣上，嘴里嚼着一根干草，品着干草与生活的苦味。车开得很慢，但过去两个小站都没有停。又湿又冷的风从门外斜吹进来，在车厢里旋转着。她把车厢的一角收拾好，招呼我外面下雨了，过来吧。现在什么都不怕，就怕病。
这个简陋得近于凄惨的车厢的一角和一堆肮脏杂乱的干草，经她整理，居然变成了一个可以容身的窝。我开始觉得她是一个很不错的旅伴，爬到她旁边问。你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呢？以后又怎么办？
哪有什么目的地，走到哪儿算哪儿！以后吗？还不和过去一样。她把黑呢大衣盖在我们两人的腿上，一边整理提包里的东西，一边说；我是刚从。筒子’里放出来的。‘筒子’要关天安门的‘反革命’，就把我们这号人放了。我说我不出去，你们给我解决问题，找个工作吧。他们说，玩蛋去！谁顾得上你们！现在他们尽顾抓天安门的‘反革命’了o
她那种既听天由命又人定胜天，既百无聊赖又自得其乐的随遇而安的神态，倒很能镇定人心。我说你真有意思那么，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呢？
我问过你了，你不说。你不说的事要你说，你就要扯谎，那有什么意思！
我很对不起你，怕是我把你从筒子里挤出去的哩。
真的？她蓦地掉过头，注视着我的脸。同时，她脸上渐渐绽开一个真诚的笑容你真是从天安门广场上抓去的？
是的。
啊！怪不得我看你不是个坏人。你——你，你是不是报上说的那个留小平头的？”
不知怎的，也许是出于年轻人的虚荣心吧，虽然我没有肯定地承认，但也没有明确地否认，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一句。
列车缓慢地滑过一个道岔，车厢崆崆地响着晃荡了几下，停在一条侧轨上。我们又挪到门边。天空放晴了，但仍看不见太阳，云层很低，一卷一卷污浊的雾气在天边奔驰，好象后面有谁在赶它们似的。远处，旷野泛着金属般灰白的光近处，路基下散乱地堆放着砖、木料和水泥，但看起来并不象建筑工地，倒象一片被战争摧毁的废墟。
你冷吧？她声音奇怪地温柔。你披上大衣，脱下棉袄来，我把扣子替你钉上我棉袄上所有的扣子都在被捕时让人撕扯掉了。我顺从地脱下棉袄。她从提包里拿出一个针线包。里面真是应有尽有。顶针、袜板、线板、布头、剪子，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钮扣。这时，我好象才意识到她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个温顺的、善于料理生活的女人。我不自禁地仔细地端详着她。看什么！她咬断线头，向我嫣然一笑。她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玫瑰的颜色，而我目己也感到脸上有点发热。
你说说那天天安门的事吧！她要求我。
为了掩饰我的失态，我滔滔不绝地谈起来。后来，越说越激动，竟站起来在车厢里大踏步地来回踱着。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滑稽：披着一件长呢大衣，挥舞着拳头，摇晃着脑袋，一会儿愤怒，一会儿悲哀，倒很象电影里的捷尔任勰基。她停下针线，抱着两手，明亮的眸子随着我转动。最后，她垂下眼睛，长叹了一声：唉！……这真好！老实说，我们这号人原来还有点希望。那一年闹地震，是他老人家第一个来看我们的。那一次不管什么成分的人都得到一样的救济。听说这是他老人家特别关照的。……你念的那首词是什么？‘目送灵车暮，悲痛不知归路。怎解一腔愁，今后多年怎度’。真好，不在宋词以下。……就是，今后多年怎度，呢？……她钉好扣子，又拣出一块蓝布，默默地补着棉袄上的一个破洞。
我在她身边坐下，看着她低垂的长长的睫毛，高而直的希腊式鼻梁。我觉得她和我的几个表姐妹没有什么不同，眉宇之间都象月亮四周的月晕一样，散发出一种女性特有的善良而温柔的光辉。我开始感到命运对她是不公道的。我想鼓起她对未来的希望，于是力图用语言描绘出我们那时所想象的将来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以后的社会面貌。但是，她好象不相信地摇摇头，苦笑着说当然，谁也看得出你说的那三个人也好，四个人也好，是要垮台的。一个国家哪能象现在这个样子下去！不过，将来好的是你们，象我们这样出身的人……嗨！我经得多了：原先打刘少奇的时候，说我们是刘少奇的社会基础；后来反林彪，又说我们是林彪的社会基础；这会儿批邓，又说我们这号人是邓小平的社会基础。以后，还不知说我们是谁的社会基础呢！她呸地一声吐出一截线头，脸上又出现了那种嘲讽的表情，说我们是林彪的社会基础，真恶心！
那么你愿意当邓小平的社会基础罗！我笑着逗她。当邓小平的社会基础？可惜我偷了别人的东西我谁的社会基础也不是！我——我，我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是下等人！整个社会都在我的上面！她愤慨了，眼里闪烁着嘲讽和愤懑的光。
车还不开，也听不见前面火车头有什么响动，好象这是个无人管理的车站似的。时间已到中午，随着气温的升高，车厢里马粪味渐渐浓了起来了。两只唧啾的麻雀一前一后地飞进车厢，看见我们，又嗖地冲了出去。她显然失去了说话的兴致，补好棉袄后，手无力地垂在盘着的两腿中间，呆呆地望着在天边追逐的乌云。我脱下大衣，摸着棉袄上的补丁：边缘平展，针细线密。可是，我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她，以表示我的谢意。当时，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想过：在旧社会形成的阶级差别，是要永远地延续下去呢，还是会在一个什么时候结束；如果会结束的话，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以一种什么方式结束。
她把针线包塞进提包，又拿出一布口袋馒头和一点咸菜我们闷闷地吃了午餐。刚刚那种动人心弦的回忆和昂扬的激情都黯然消失了。这四面铁壁构成的闷罐子仍象一个密不通风的铁牢，甚至能禁锢住人的回忆和幻想的翅膀。在这里面，过去的英雄业绩和过去的扒手行为之间的界线好象也不存在了在这里面，不论什么人都会感到铁的现实给他的窒息的压迫。她靠在铁门上，哼起西班牙的名曲《鸽子》。先是低声地，以后渐渐响起来。音调婉转而有节奏，回荡着幽深的思念和朦胧的向往。我趴在草上，用手垫着下巴。我仿佛看见一只洁白的鸽子从铁门外飞．进来，在这乌黑的、冰凉的铁板之间，在我的头顶上盘旋，在车厢外面，是波光粼粼的蓝色的大海……。
你看，我漂亮吗？她突然掉过头来伺我。同时掠上搭在她前额的散发。她脸上并没有什么羞怯和笑容。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呆呆地望着她的脸。最后，我不得不承认她是漂亮的，如果处在比较好的环境下，她也许还会更美一点。
你，你很好看。
是呀！她好象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答复，又把头靠在门上，眼睛转向空蒙蒙的旷野。我也知道我不难看。我也能象剐的妇女一样，嫁个丈夫，生个孩子，把自己献给他们。你看！她费劲地捋起袖子，露出滚圆白净的手臂s我也有力气，我们凭力气吃饭，也能生活得很好。可是，他们什么也不给我，甚至连爱情的权利也剥夺了。我还没有恋爱过呢！你呢？
我想了想，摇摇头。没有，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恋爱过。她重复了一句，又用热情而忧郁的声调往下说，我过去在书上看过。过去我看到那些地方还害臊，奇怪作家为什么非要写那些东西。现在我才知道那是很正常的，是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是，现在我们是黑人，是贱民，是首陀罗我们连起码的生活权利都没有。我们的生活就象，就象在一个臭泥塘里挣扎。连母鸡还有个窝哩，我们，我们连个窝都没有……她的话逐渐变成了一串不连贯的词。我从她侧面看见有一颗泪珠滚到她的腮边。但她脸上并没有哀容，声调也没有哽咽。那可能是深藏在内心的、无声的痛哭。这时，我也产生了一种忧伤而愤懑的心情。我想到，我以后也会象她一样吧；在一汪污黑的臭泥塘中挣扎，而等到胜利的那一天，等到人把我捞上来以后，身上也许已经染上。了永远洗不净的污点和永不会退掉的疮疤了。我感到：在我们所渴望的、所向往的物质世界的四化之外，也许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当然，对这二者之间一的关系，我当时还不可能弄明白。这引起了我严肃的思考。我开始用断断续续的话来表达我的思路；我引用了毛主席的话，引用了党的文件，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论述谈到巴黎公社，我用我读过的书里所描写的人类对未来的美好理想，构想了一个模糊的、然而是美丽的憧憬，在那里，一切人在机会和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我这并不是想给她以虚假的安慰或是欺骗我自己，我真诚地相信：社会主义，是应该使一切人都有劳动权力，使一切人都得到幸福的开头，她以漠然的、怀疑的态度听着，一脸见多识广的表情。后来，逐渐被我的热情所感染，她用信任的目光望着我。这种目光使我感到一种甜蜜的自豪，并使我对自己的构想充满信心。我可以说，直到那时，我才对社会主义，对四个现代化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一因为在那里面，加进去了我们过去从未翘到过的人与人之间的新型的社会关系。要是那样就好了谁也别说谁出身高低，大家都仗着劳动吃饭！在我停下的时候，她说，并且把塑料壶捧给我。沉吟了一会儿，她又期期艾艾地说我们一齐上新疆去吧！我知道那边矿区要人，林区也收人，没有户口粮食关系也行。我们一起。我会给你做饭、洗衣服……我虽然在社会上飘了几年，可还是一身清白的。你知道……那是多不容易。我们在一起吧！我给你买很多马列的书，你就好好看吧，我一个人能干两个人的活。我们一起等到你说的那一天……好吧？啊？
她那嘲讽的、油腔滑调的、自得其乐的表情一下子全部消失了，就象她突然拉下了原来蒙在脸上的纱巾，露出了她本来的纯洁与诚挚的面目，那一对很讨人喜欢的黑亮的跟珠，在长长的睫毛下面象两颗在阳光下熟透了的紫葡萄，饱含着热切的柔情蜜意。
我被她这种坦率的求爱方式感动了，同时，处在我当时那种困迫的情况下，我也很难断然地拒绝，因为她究竟给我指出了一个可以暂时栖身的地方。
不一会儿，车开动了。天也放晴了，远方山顶上出现了一抹淡蓝的晴空，辽阔的草原上印出了一块块黄色的阳光。在车门外一闪而过的沙蒿、芨芨草、马兰受到阳光的爱抚，也略微有了生气。我们有了目的地了，这节凄凉的闷罐子也仿佛不再凄凉了。据她说这列货车直开兰州，我们可以坐到兰州换乘（请原谅，虽然我们是流亡者，但仍然和旅客一样使用换乘这个文明的字眼）。她用草拧成一把扫帚，把车厢里的马粪都扫了出去。然后一边把潮湿的草挑拣出来平铺在地板上，以便晾干，一边把干草在车厢两头铺成两张地铺，一张厚一点，一张薄一点。
这是你的铺，她指着铺得较厚的草铺说。那是我的铺，她又指指那铺得较薄的草铺。她脸上带着羞怯的微笑，中午我们合盖一件大衣时她那种不拘小节的洒脱的男性作风完全没有了。这种安排比言词还能表达更深的内容。她在整个流浪生活中并没有丧失中国妇女在爱情方面特有的严谨的道德观念与贞洁。原来，直到这时她才把我当作一个男人，一个与她岁数相当、而且她准备与他结合的男人，而起先她只把我看作是一个流浪途中的同伴而己。我踏着摇晃的地板走过去握着她的手。
“我们到新疆再……，我们要正正式式地……。她把。绯红的脸别过去。我也顺着她的目光环顾四周：啊！这简陋的藏黑色的铁皮车好象也有了光彩，这就是我们这一对私订终身的吉普赛人的带篷马车，它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我愉快地哼起《鸽子》，她轻声随着，渐渐地，我们开怀地高声唱了起来：
我们飞到蓝色的海洋到那遥远的地方！天慢慢暗下来了，我们吃了叫晚餐。我们吃得很省，她说她不再干过去那种事了，我们必须仅凭她手里的一点财产维持到新疆。我们这顿晚餐”吃得多有味啊！我但愿今后还能吃到这样的晚饭。
入夜以后，车又停在一个小站上。我们探出头去，发现站台换了方向，这样，我们敝着的车门就暴露在站台这边了。火车头喘着粗气，站台上有些忙忙碌碌的人影。站台那边灯光明亮，而车尾这边仍然很暗。月亮虽然很圆，但却象被烟熏了一般乌黑无光。我们极力辨认车站附近的情形，也只能模糊地看到在路基下有一片沼泽，沼泽上有丛丛黑糊糊的水草，沼泽在水草丛下象粘痰一样发出病态的苍白色的微光。这时，我发觉她好象有点不安，不时伸出头去两边观望。夜风正从对面夹着一股腐水的臭味和煤烟窜进车厢。我她到里面来，她勉强爬过来，在黑暗中默默无言。停了片刻，她，又爬到门口：
糟了！查车了！
我也紧张地爬到门口。果然，有几个人打着一支很亮的手电筒朝这边走来，而且在每一节车厢旁边都要停一会儿。
他们越走越近，我们已经能听到他们的说话声了。当然，现在想起来当时真是一念之差，我们其实可以大胆地跳下去逃跑。可是我们都没有想那样做。为什么？就因为我们害怕在这陌生的地方逃散；这节闷罐子，又象是真成了我们的家一样，还有些对它恋恋不舍。我们希望还会象早上的情况一样再来一次侥幸。几分钟后，他们走到我们前面一节车厢。有一个人还准备爬上去，我们听见了皮鞋磕碰车门的响声。晚了！你是天安门抓去的，不能让他们再抓住你。我去把他们引开她断然地抽出捏在我手中的汗湿的手，返回草铺拎起提包。经过我身边，她急急忙忙从提包里取出装馒头的布口袋和塑料壶，并从怀里掏出一小卷钞票塞在我手中。
别忘记我，我永远爱你！她用冰凉而丰满的嘴唇在我脸上热烈地吻了一下。我还没有醒悟过来，她就象鱼一样地从我手中滑脱，又象猫一样轻捷地跳下了车。
这里！这里！快！抓住他响起一个男人的叫喊。随着是一片杂沓而急促的脚步声。已经爬上前面车厢的人也跳下来，跟在后面追赶。
快！快！是啥人？别让他跑了！
喊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一片从车站方向传来的吵闹的人声中。我等待着，我几乎停止了呼吸来扑捉和辨认空气中的每一丝音波，想得到有关于她的信息。但是，没有！
大约十几分钟以后，车头大吼一声，整个列车象抽筋一样痉挛起来，这节闷罐子也猛地晃动了一下。我趴在草上，身下垫着她的黑呢大衣。我只听见塑料壶里的水咣当当当地响，象我耳边有一缕不绝的清泉，而捏在我手中的几块钱，也湿得可以挤出水来了……。
他说完了。我幻三人都垂着眼睛。
沉默了一会儿，那个河南来的同学用惋惜的语气结结巴巴地说这个，这个，你这个——‘卡门’，的确够‘典型’的！
另一个同学说现在，你这个‘卡门’可能已经跟别人生活了吧！我相信，她一定是好样儿的，能把日子过好……我发觉他说的话很不得体，赶紧接上去问你能不能找到她呢？可以通过各种渠道……
但那个说话不得体的同学却打断我的话咳！找到她又怎样呢？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那样的，萍水相逢……
不！宁夏来的学生猛地站起来，我说的不是这些意思！当然，现在要找到她是很困难的了。我们那时候说了很多话，却偏偏没有说清楚姓名地址。我只知道她是邢台地区的人。那时候，我们象重逢的老友一样，这些事好象都是不必细说的；同时，我们还都以为我们今后是永不会分开的，有的是时间谈这些。至于说到大学生和别的什么的话，那就是属于个人的道德或是认识问题了。我今天要对你们说这件事的意思是：我们这样出身的人对党中央刚刚宣布的那项决定，也许感受不深，但是对相当于两个法国人口的另一种出身的人来说，无疑地会使他们热泪盈眶、通宵不眠的。我还认为，刚刚宣布的决定，其实是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此，我们能够真正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我提议：我们为党中央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英明决定干杯！
他的态度很严肃，我们不由得也严肃地站起来，举起斟满的酒杯。
我同意，我说，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此再没有吉普赛人而干杯！
我加一句，河南同学说为‘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干杯！为‘卡门’干杯！
于是，我们这四个工人子弟激动地碰了杯，为党中央关于摘掉多年守法的地富帽子和落实地富子女的政策的决定痛饮了一杯鲜红的葡萄酒。
这时，正是己未年正月初一子时。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五于南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