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明刚排进买票的队列，北京站的高音喇叭就开始广播天安门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这是晚上八点钟，火车站正拥挤嘈杂。人们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聚拢，又从这里向四面八方散开。不同年龄的男男女女，穿着各式各样的衣装，提着或大或小的提包，操着各种不同的地方方言，在这个火车站大厅里熙熙攘攘地钻来钻去。整个大厅，从它的四角一直到高高的、嵌着无数明亮电灯的屋顶，都响着模糊不清和连续不断的哄哄声。但是，高音喇叭刚播送了几句话，这片哄哄声就一下子沉到了地底。人们停止了活动，默默地翘首望着发出声音的地方，象是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这种古怪玩意儿：有的皱着眉头，有的满怀猜疑，有的面呈冷笑，有的带着厌烦的神情。顿时，大厅亘的空气也仿佛受到污染，尽管清明刚过，春寒料峭，而人们竟觉闷热得喘不过气来。不知什么时候一群臂佩袖标的民兵进了大厅，分散在一团团的人群中穿来穿去，用怀疑的眼光在略为有点与众不同的人身上扫射。马上，整个大厅里的人们的表情都不自然起来，不管是冷漠”是嘲讽，是满不在脚地把他也推了火车，来到北京。而现在他竟成了反革命事件的参与者了。
四十三次快车正点是二十二点发车。鲁明拿着一张票从人丛中挤出来，看了看表：才二十一点。他在候车室里找了个空位坐下，把一个瘪瘪的绿色帆布提包放在旁边。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了。同来的几个人在广场上被打散了，找了两天只找见赵技术员，伤势很重，躺在中关村他家里休养。下午，赵技术员把一叠纸交给他，激愤地说这些是我三号、四号两天在天安门前抄的诗词。我复写了好多份，你带回去给厂里的同志看。同时告诉大伙儿：咱们的花圈被他们收走了，问他们要花圈他们还打人。这任务你要独自去完成……。但是，现在他能顺利地和厂里的同志们见面吗？很可能一下车就被隔离，这些用复写纸抄写的诗词也要被没收。他下意识地把帆布提包拎起来放在大腿上，抬起头环顾宽敞的候车室：一切都似曾相识。十年前，他刚从学校毕业，在大串连中来到北京，就在这个候车室冰凉的水泥地上睡了一夜。他看到他原来睡过的那片地面，现在被一个带着很多行李的妇女占据着。十年，那一小片地面象河床一样被一刻也不停息的人流所冲刷，除了更加光滑以外并没有改变。而他呢，除了从学生变成了汽车司机以外，也和这，片地面一样被磨得平滑了。他抹了抹前额，轻微地叹息一声。十年前，在这个候车室里招展着一面面红旗，把整个空间映染得红彤彤的；从湖南来的、从广东来的、从黑龙江来的、从陕西来的穿着绿军装、戴着绿军帽、臂佩红袖章的年轻人，在这里兴奋地争辩、推挤、宣读着各式各样的宣言，洪亮的声浪拍打着大厅的四壁，震得玻璃嗡嗡作响。他和大伙儿在这里扯起喉咙高唱：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一个扎短辫子、个子高高的姑娘在他们前面指挥，激动得两颊通红。虽然她指挥得很准确，但歌声并不整齐。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这种参差不齐的多部合唱全部发自十几岁的年轻人的内心。在他们看来，广阔的世界已经为他们全部打开了，一条笔直的、闪光的宽广大道在他们面前，他们只要顺着这条大道往前行进就是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早已解决，他们的任务就是：打倒一切！
今天，很少动脑筋的鲁明又回到这个地方，坐在这里回忆着、思考着，竟有了一点哲学家的味道。十年前他自认为早就解决了的问题，实际上完全没有解决。他当作走资派要打倒的敌人，事实证明人家是革命干部；他顶礼膜拜的旗手英雄倒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在他眼里成了变幻莫测的风云。他惊诧、迷惑、彷徨、颓唐，最后逃下阵来，沉缅在新建的小家庭里，把青春的热情和对生活的爱全部装在粉刷得不怎么洁白的四堵墙之内……。
四十三次推迟发车了，有人从候车室外带来这样的消息。
推迟多少？好些声音一齐发问。
鬼知道，问他们去吧，搞什么名堂！中途站晚点，起点站也……。天哪！一个女人叫道，我从辽宁来就走了三天，这到青海还……候车室的这一角乱起来，很快扩展到整个候车室，人声，鼎沸，万头攒动。砰！砰！砰！有人拚命擂一扇小门，好象
那扇小门就是推迟发车的原因。怒骂、诅咒、冷嘲，饿他们去！找他们去！不同的声音一齐嚷嚷。
鲁明看看表：整二十二点。他站起来走到长窗跟前，心里念叨北京，就这样离开吗？就这样乖乖地回去接受他们的“全面**吗？”
在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活动以后，他才算真正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天安门前挥舞的棍棒和飞溅的鲜血把他这些年来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怀疑、揣测、不满、隐怒一下子明朗化了，而刚刚发生的情况又把已经明朗化的愤懑凝成了一种刻骨的仇恨，不由得使他心中产生出一股要报复的渴望，一阵绝不甘心的委屈。他拉开绿色的帆布提包，从里面掏出一叠纸翻看着。赵技术员的仿宋字有棱有角，蓝得发亮，似乎每个字都能铮铮作响。他非常想长啸一声，把这一张张纸象手榴弹一样扔到那一伙鬼、一伙豺狼的脸上；他睁大炯炯发光的眼睛瞧瞧四周，却找不到发泄怒气的对象。浑浊的空气使他更加焦躁，他解开上衣领扣，重新下楼走到火车站外面的广场上。
春夜那种温凉参半的微风拂面而来。人民的首都，华丽的古城，在星光和灯光下辗转反侧，在沉思和不安中度誊她的不眠之夜。大公共汽车和小三轮机动车在鲁明旁边气呼呼地擦身而过，但他并不为之所动。他也在沉思之中。熟悉的汽油味使他觉得好象还坐在自己的驾驶室里，挡风玻璃前面是一条急速往后逝去的灰黄色的道路。这条道路又象是他这些年生活的缩影：单调、沉寂，黯然无光。十年前的革命热情，就象道路上的尘土一般，虽然飞扬了一阵却又慢慢飘落。这两天，天安门前那些热爱周总理、向往四个现代化的年轻人一张张愤怒的面孔，象车前的反光镜一样照出了他的渺小和畏缩，广场上激昂慷慨的口号与呐喊，唤醒了他那还没有完全消失的热情，那满怀哀伤、满怀希望、满怀青春的战斗力的朗诵，向他的血管里投下火种，使他的血液沸腾起来。现在，他全身的肌肉又跟十年前在这火车站时那样不由自主地颤抖着，这是一种战斗前的激动，象士兵在冲锋前那样，象骏马被牵到起跑线时那样。他的心底涌上了一股沉静了将近十年的力量，推着他要向前冲，向前跑，去追赶那些英勇的年轻人……。
二十二点四十五分，他向天安门那边投去最后一道告别的目光，转过身撒开大步冲迸候车室。
这时，乘四十三次快车的旅客已经检票进站了，候车室里的人略微松动了一些。他一面装作寻人的样子在候车室里穿来穿去，一面乘人不注意，从怀中掏出一张张纸放在长椅上、窗台上、别人的行李上。但在他正悄悄地把一张纸折起来想穿进一只箱子的拎手时，突然觉得有人在盯着他，他猛地抬起头，一下子和一个人的目光碰上了。这是一个扁平脸的青年人，目光在狡猾中带着惊奇，下嘴唇耷拉在下巴上。鲁明瞪了他一眼，赶紧走出候车室，插进进站的队伍。检票口象是一个闸门，外面拥挤的人们一过检票口就象哗哗的流水一般往前冲。鲁明刚过检票口，就听见后面响起一阵叫喊抓住他！”抓住他！就是他……他吃惊地回过头来，却见几个人扭着一个人的胳臂往一扇门里推去。那个人跌跌撞撞，正是那个扁平脸的青年。
原来是个扒手，他心中一松，和旅客一块儿向车厢奔跑，一面把怀中的一叠纸掏出来匆匆塞进提包。
鲁明好不各易挤进六号车厢，找到票上规定的座位，抬手把帆布提包往已经堆满了行李的架子上一塞，跌坐在靠窗的旮旯里。一些旅客还在车厢甬道上挤来挤去。他再次看表：二十三点八分。车还没有开。这说明危险还没有过去。他又紧张起来，悄悄地打量坐在附近的人：他旁边是一个象是会计或是教师的中年妇女，头发剪得短短的，现在她正把头靠在椅背上，旁若无人地闭目养神。对面是一对长得很秀气的青年男女，正低着头亲呢地谈笑。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每一个人都在生活给自己规定的旅程上活动着。但是，他刚刚往后扭过头去，却大吃一惊了。原来他后面正赫然坐着厂党委书记沈朝忠和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冯文俊。
世界是广阔的，但有时却显得非常狭小。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奇遇并不是艺术家的臆想所能虚构的，窖观世界本身就埋伏着种种未知的偶然性，会在霎那间转化为惊人的现实。有的偶然性会给人们带来快乐和幸福，有的却会给人们带来悲伤和不幸；现在鲁明感到的就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党委书记沈朝忠是一个多月前离厂到外地参观的，冯副主任是在鲁明他们动身的第二天乘飞机到北京给正在部里开会的沈书记送材料来的。鲁明虽然知道沈书记出差一向不坐软席卧铺，但是却绝没料到在回去的路上会和他同乘一节拥挤不堪的硬席车厢。对这种鬼使神差似的邂逅相逢，鲁明不觉苦笑了一下。他知道这位党委书记对他一向是不感冒的。在他刚进厂当学徒工的时候，正碰上批斗沈朝忠的高潮，他带着在社会上横扫四的余热，曾对这位当时已年过半百的老头子狠狠地触及了一顿。然而，沈朝忠并没有被打倒，第二年就站出来工作了。这种人事上的反复，也是使鲁明消沉下去的一个因素。自此以后，鲁明见了沈朝忠总是敬鬼神而远之。从道理上讲，一个堂堂党委书记或许对一个小小的工人不会记恨，可是这个倔老头子长着一副凛然不可犯的相貌：鼻子大而扁，下巴向上崛起，右边面颊上长着一颗小肉瘤，两眼咄咄逼人．别人在他的眼睛里找不出一点亲切的温暖，只有严肃的冷淡和热切的督促。这种眼神尤其使鲁明难堪，老认为那里面藏着一九六七年那次事件的回忆。刚才，党委书记那道冷冰冰的目光是不是扫着了他？他不能确定。不过他觉得还是装着没有看见这两位领导，等到半夜再换一节车厢吧。
火车先是懒洋洋地叫了一声，随后猛地抖了一下，缓缓地向前开动了。不一会儿，车轮和铁轨的磨擦声愈来愈频繁，车厢里也逐渐安静下来。冯文俊向沈朝忠略倾过身去，低声唤道：冯）（饭椭况皂芯罗彤赳瓢他发茯礞冗仉职州大眼睛总是对人表现出一种研究似的微笑。他对上级很卑顺，对下级也不倨傲，可是不论是他的上级或下级又都无法突破那种研究式的微笑接触到他的实体。一九六六年以前，他是厂里一名普通的行政干部，因为他那对上级一贯的卑顺态度，在派性斗争自热化时期也被戴上一顶保守派的帽子，跟在沈朝忠后面很吃过一番苦头。那时他伤心委屈，虽然他的心里装有数不尽的关于各个领导搞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珍贵材料，可是造反派头头却对他不屑一顾。后来，形势有了变化，被批被斗的领导干部一个一个又恢复了职务，保守派的帽子出人意料地成了他很值得骄傲的桂冠，凭这一点，他也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这是一条比造反更为稳妥可靠的路子，他不仅入了党，而且一步步晋升到没有正主任的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上。如今，他已精通了政治风向这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在笔下也锻炼出了一种无可指摘的文体，那是和梁效、池恒的风格极为近似的。厂党委一些实事求是的报告，必须经过他润色，才能在部里那批专管政治的后起之秀面前通过；男外，他还能随时向党委书记提供全厂人事方面的情报。总之，他几乎成了第一把手不可缺少的人。
现在，他见沈朝忠的反应并不强烈，就没有再说下去。
这种欲言又止的进言方式也是他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虽然明知道鲁明曾当众侮辱过沈书记，但是这个经过长征的老干部对这种宿怨抱什么态度还不得而知。如果书记想在他面前故意表现高姿态而把他斥责一番，岂不自讨没趣？
其实，在鲁明把那个瘪瘪的提包塞在行李架上的时候，沈朝忠已经看见鲁明了。他也知道鲁明的服角瞥见了他，但他没有动声色。他对这个汽车司机绝无好感。一九六七年工人群众揪斗他的时候，尽管他知道这里面有坏人操纵，但在一般群众对他的批判中，他还是发现很多有道理的东西。他平时缺乏民主作风，偏听偏信；自信心极强而往往是急于求成却欲速不达；他不关心干部和工人群众的生活，自己刻苦得每顿饭可以只吃馒头就咸菜，也就用这种水准去要求别人，对干部工人提出的个人问题都嗤之以鼻，认为是非分之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群众对他有气，他理解而且谅解，并且一直铭记于心。但是，对刚进厂只有几天就用那样侮辱人格的手段来整他的这个毛头小伙子，他总是耿耿予怀。后来，听说鲁明干活还可以，也没有参加过什么打砸抢活动，成见稍微减少了些，不过对鲁明那种因为职业上的方便而养成的吊儿郎当的习惯总还是看不上眼。有一次他从区党委开会回厂，顺便搭上鲁明的解放卡车，他在驾驶室里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瞌睡，没有和鲁明说一句话。他的脾气就是这么倔。
车外乌黑一片，玻璃窗上流下模糊的水丝，好象外面在下雨。车厢里空气窒闷，很多旅客进入了梦乡，即使还有说话兴致的人也自觉压低了声调。这种低沉的呜呜声使沈朝忠想起他在冀中蹲过的地道。虽然地道绝不摇晃，而且在里面的人都处于备战的紧张之中，和车厢里这群偶然相遇的松散的人群毫无共同之处，但是最近一个时期，沈朝忠对青年时代的回忆经常会通过很不相关的意境联想起来。是因为老了，还是因为近年来的混乱局面常常使人向往过去火热的革命斗争？他说不上来。也许是后者占的比重大一些吧。一接触到目前的混乱，他就忧心忡忡，并且思念起周总理。本来，冯文俊蹦弛招待所就向他报告了厂垦工入群众派了代表莱京惮念周总理的事。听冯文俊的口气是极不赞成的，因为这件事显然和最近中央报刊上的精神相违背。可是由于他到北京以后，几个老战友都告诫他最近不要轻易表态，要准备迎接更严峻的考验，他心领神会了，所以在这个下级面前对此不置可否。然而，现在悼念周总理真的如冯文俊所说成了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了，而且在他前面就坐着一个反革命活动的参与者。这样，执法者和犯法者都将同时到达目的地；在那里，这个人会畏葸地站在他面前。他要怎样去处理呢？想到这里，他不觉睁开眼睛，但前面高高的坐椅靠背后那毛头小伙的蓬乱头发不见了。他跑了！这小子躲开了！他的嘴角不禁牵起二丝嘲讽的微笑。
这时，车厢门匡啷一声被推开。
查票？旅客们把票拿出来，查票！
两个列车员和两个乘警走进车厢，还带着一个衣衫不整的无票乘车的人一个列车员警惕地守着车门，另一个身材较高的列车员向对面那扇门走去。
查票！喂，大家醒一醒，查票了，查票了！两个乘警不停地喊叫。他们都带着短枪。无票乘车的人垂着头跟在后面，翻着两眼向两边窥视。车厢里响起长长的呵欠声、不清的嘟嚷声、剧烈的咳嗽声和婴儿受惊的哭叫。冯文俊揉开酸涩的眼睛，感到一阵恶心。在硬座车上熬夜对他未老先衰的身体是有害的，但跟着这样的领导又有什么办法？他不满地从呢子上装里摸出两张票，又看了看表，便诧异地对沈书记说：咦！车还没到南口，怎么就查起票来？
果然，冯文俊诧异得有道理。两个乘警并不查票，在甬道上来回喊了两遍以后，就径直向他们走来，站在他们前面的座位旁边。
喂！你的票呢？
和问话同时，站在车门旁的列车员反手打开车门，又把两个臂佩袖标的民兵放进来。四个带枪的人面对着这排车座的一角。
车座的这一角，一个身材高大、穿着一身并不干净的工作服的年轻人慢腾腾地站起来。全车厢的人都把视线集中在他身上，婴儿的哭叫也嘎然而止。沈朝忠和冯文俊也愕然了：原来这个人是鲁明！他脸色有点苍白，但神态倒很镇静，把一‘张车票向四卡人中的一个递去。在列车员和乘警走进车厢的时候，鲁明一眼看出跟在他们后面的是那个扁平脸的扒手，马上明白检票的真正目的。他慌忙看了看车厢两头，逃跑已完全不可能了，躲也是躲不过去的。顷刻，他平时不怎么开动的脑子竟象一部电子计算机那样。运算起来，二十八年来_点一点储存到那里面的各种信息，包括家庭的、社会的、带红领巾时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在工厂里的、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的，在一秒钟之内加减乘除了几百万次，终于得出了一个正确的、勇敢的答案。他即不懊悔，更不畏惧，甚至感到自豪：他毕竟最后用热爱周总理的行动弥补了荒废的十年。在乘第二趟的时候，他已经镇定了下来。
你有没有证件？把证件拿出来乘警看了票，并不把票还给他。这西令人也是年轻入，耳光兴奋而且带着笑意，一脸跃跃欲试的表情，好象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落进陷阱里的好玩的猎物一般。
鲁明知道这是一个逮捕人的过程，这过程中的一道道手续不论有无必要都得经过一番。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皮夹，取了驾驶执照递给那个问话的乘警。四个人的头凑在一起，略略看了一眼，那个乘警就很神气地噗一下把驾驶执照合上．头一摆。用讽刺的口吻命令道：对不起，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如同一阵突然刮起的风扫过竦立的树林，车厢里响起一片沙沙的低语；什么事？抓人？什么人？为啥？鲁明刚要从那个象是会计或是教员的中年妇女前面侧身出来，一只有力的胳臂挡住了他。
什么事？他犯了什么罪？沈朝忠脸对着四个带枪的人昂然问道。
四个人楞了一下。不过他们马上看出这不是一个一般的老头子。而是一个习惯于发号施令、决策指挥的人，因为他的面部表情、手式、声调，都有一种慑人的气势。一个民兵只得回答道：
“他在车站散发反动传单。”
“什么反动传单！”鲁明愤怒地叫起来。沈朝忠伸过来的一只胳臂，好象一道坚固的铁栅栏，使鲁明觉得有了支撑。他对把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说成是“反动传单”提出抗议，但是那四个人却理会错了鲁明吼叫的意思。
“你还想赖？我们有人证，也有物证！”一个民兵也愤怒地叫起来，并且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片纸在鲁明前晃着，“你说！这是不是你散发的？告诉你，赖是赖不掉的，铁证如山！”沈朝忠用两个手指把在空中晃动的那片纸刷地一下夹过来，展开一看，完全明白了，这种诗词前几天他就听老战友的儿子念过。这时，周围旅客的头都向沈朝忠手上的纸围过来，很多人踩在座位上。
“竹么”
“写的是啥？”“是悼念周总理……”
“‘欲悲……’”
“干什么？干什么？”没有你们的事，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许动！”四个带枪的人大声呵斥，同时把右手支在腰上？
沈朝忠把纸折好，用一种权威的口气说“把他交给我，我来处理他。”
“你是什么人？”四个人一齐诧异地问。那个民兵又从沈朝忠手里夺回那片纸。
“我是这个工人厂里的党委书记。”
“在这儿，把你的东西拿走。”沈朝忠不理会冯文俊惊讶的眼色，把放在自己车座这边的一个黑色人造革背包递给鲁明。那里面金是老战友的爱人替他准备的在路上吃的点心和水果，还有两盒只有广交会上才有的高级巧克力。沈朝惠没有想到鲁明根本不可能享受到这些东西。
鲁明亲切地对沈朝忠笑笑，露出雪白的牙齿。他第一次觉得这个倔老头子可敬、可亲、可爱。他伸手接过背包，披在肩上的棉袄又滑到地上。那个长得很秀气的青年妇女拎起来，拍去上面韵尘土，又替他披到肩上。鲁明又回过头朝这一对青年男女笑了笑，随后夹在四个：带枪的人中间，自若地走出车厢。
“嗬，鸠山队长请李师傅赴宴罗——”车厢门刚一关，一个青年就拉长声音喊了起来。这象是一个信号，紧跟着整个车厢都气冲冲地嚷嚷开了，如同他们刚刚遭到了洗劫一般。这一百多人中，只有沈朝忠和冯文俊两个人不动声色。沈朝忠直直地坐着，两眼严肃地盯住前方，好象他倒是这趟火车的司机似的，冯文俊也坐得端端正正，但不时用研究的眼神斜视沈朝忠，好象在担心这个党委书记身上会带有什么传染病毒一般。
车到南口，坐在靠月台那边的旅客都把脸贴在冰冷的窗。玻璃上：但外面只有朦胧的白色，绿色、红色的灯光，在灯光中，许多拖得长长的身影在潮湿的水泥地面上交错重叠。馀此之外，就是迷离的夜色，什么都看不见了。一会儿，车又缓缓开动，白色、绿色、红色的灯光也一盏盏消失，玻璃上又成了黑黝黝的一片。
这时，冯文俊觉得有必要打破他们两人之间的缄默。近十年来，他在沈朝忠面前一向唯命是从，因为沈朝忠是他借以登高的梯子，他要向上爬就必须抱住这个老头子。虽然从“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开始他就认识到这又是针对老干部的，但是不是还会象文化大革命那样，闹到后来仍是沈朝忠这样的老干部掌权，他还吃不准，所以一直还没有表现二心。昨夜天安门事件定性以后，他豁然开朗了：沈朝忠这样的老家伙必倒无疑，这时候再跟这个老头子跑就未免太傻了。现在，他就必须有言在先。于是，他又向沈朝忠倾过身去，柔声唤道：
“沈书记。”“晤？”
“鲁明这种现行反革命的行动是严重的。不过问题还刁这么简单。您看出了吗？刚刚那个传单上的字，明明是赵窦展的笔体。这说明咱们厂里的阶级斗争……”
沈朝忠没有完全听懂冯文俊话中的含意，但却被冯文俊的话所提醒。他突然站起来，看了看周围沉睡的旅客，踮起脚尖从行李架上取下那个瘪瘪的绿色帆布提包。提包里是些散乱的纸，他拿出来一张张理好，然后戴上眼镜在昏黄的灯光下看起来。
“您看，您看！三人十只眼’，这明明是……”冯文俊在旁边用细长的手指指点着。沈朝忠没有理他，聚精会神地看下去。他不能确定这是不是赵翼展写的字，但现在他也不是在查对笔体。他只觉得这些字对他喷放出一股悲凉的热力，一股令人心酸的激情。渐渐地，他的喉头哽塞了，眼睛也模糊起来，当看到。红军老战士，今有几人存”时，他看不下去了。他把纸装进提包，乘摘眼镜的时候偷偷地抹去一滴眼泪。
列车在脚下发出有节奏的、令人昏昏欲睡的轧轧声。沈朝忠沉重地靠在椅背上，在情绪平静下来以后，他拿起放在小桌上的火车时刻表翻了翻，用右胳膊捣了一下冯文俊。”听着，”他用在战场上下命令的那种决断口气说，“如果火车不再继续晚点，天亮以后，车到大同，你下车，转乘八点三十分的四次特快返回北京。你的任务是：一，用厂党委的名义设法把鲁明保释出来，如果没有这个可能也要打听到他被捕后的情况；二，你不是说来了九个人吗？那八个人呢？看样子赵翼展就没有回厂。他家的地址你是知道的，你去打听一下。如果这些人还在北京，要想法保护他们安全回去；如果他们中间有的人也被捕了，那就和处理鲁明的事同样处理。在这件事上你可以随便用什么借口。空白介绍信和钱都在公文包里。”“啊！”冯文俊这个极其精明的人马上听懂了沈朝忠的话，从这点不仅看出了沈朝忠对这事件的态度，而且看出了他今后会怎样去做。”这老家伙要顽固到底，自取灭亡了！”他心里想。他又斜眼瞟了一下沈朝忠，忽然觉得这老头子痿缩了许多，并且正在向一个深坑滑下去；而自己呢，却高大了，羽毛丰满了。看来，老干部要下台，一批象自己这样用文的或是武的手段、随着风云变幻侥幸爬上去的人要接班，这不仅是政治生活中的必然规律，也是自然规律。这时，他的脑子也象一部电子计算机那样飞速地运算起来，而且马上得出了一个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应该最后一次利用一下这个老头子，在他身上狠命一蹬，完成自己最大的一次跃升。想到这里，他感到坐在硬座车上熬夜之苦没有白吃，而是大有收获，不禁展出一丝微微的冷笑，向沈朝忠说“沈书记，你我都是共产党员，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站稳自己的立场。这明明是一次阶级大搏斗，而邓……这次是彻底完了。想想咱们过去做的事，哪一件不跟‘右倾翻案风’有关。说实话，咱们过去执行的一套就是‘整顿’。我们回去应该诚恳地向部里检讨，写出深刻的书面检查。对那几个反革命采取什么态度，正好表示我们转弯子的程度……”
“你！”沈朝忠大喝一声，转过身来瞪着冯文俊。这个一向对他百依百顺的人今天突然露出了犬齿，是他意想不到的。他的两条浓眉蹙在一起，脸上的肉瘤可怕地颤动着。平素，没有一个下属敢直视他两道威严的目光，但是今天，冯文俊却毫不畏惧，慢条斯理地转过身来也对他瞪着。在车厢昏黄的灯光下，两人的目光眈眈相向。一个是愤怒的，是受了一次突然打击后的暴发，一个是冷静的，早已预感到了自己的胜利。几秒钟以后，沈朝忠的眼角抖动了一下，收敛了自己的目光，长吁了一口气，疲惫地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一切都明白了：天安门事件已成了一个分水岭，发源于文化大革命的派性的感情、争论、分歧和个人恩怨，撞在这事件上就象浪花撞在岩石上一样全部粉碎，四处迸散，又重新组合了。这时，他脑海里的浪花也翻腾着，愤怒、痛恨、懊悔、内疚与怀念，一起在胸间起伏动荡。他懊悔的是：他原来没有发现这个一向乖觉、善于逢迎的人的政治本质，总对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表现抱有好感，结果他的关怀和姑息却成了喂肥这个人野心的饲料。他内疚的是：没有及早从那些表面消沉、甚至一度误入歧途的人们的身上发现内在的健康的理性，发现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热情。他怀念的是鲁明，现在他对这个年轻司机竞有一种对儿子似的温情。他发现。今天，人在政治上的分类都要用一点来鉴别，这就是对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周总理的感：隋，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态度，对那些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黑秀才们的看法。而由这一点所产生的感情才真正是无法控制的。刚刚他对鲁明是这样，现在对冯文俊也是如此。他只觉得冯文俊这边冒出一股凉气，甚至使他的右臂感到阴冷起来。
列车载着旅客和他们的梦想在细雨蒙蒙的凌晨中急驶，冯文俊这个永远也不会犯错误的人也沉入了梦中。微秃的头歪在边，随着车厢的颠簸轻微地晃动，嘴张得很大，喉头呼呼作响。沈朝忠看了他一眼，然后轻轻地拉开帆布提包，取出那卷纸很快地揣进大衣左边衬里的口袋。现在他对这个由他一手提拔上来的人不能不防了。但这能怪这个人的变节吗？不能，实际上这个人从来就无所谓贞节和原则。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人竟能利用一个正直的革命者爬到一定的高度呢？这除了自己的性格有被人利用的弱点之外有没有别的原因？这时，沈朝忠开始感到在任用和提拔干部的制度本身就存在着某种能被这种人利用的弱点。然而，也正在这时，他又觉得紧贴着他心口的那一卷纸好象在燃烧，使他感到了温暖，感到了安慰，感到有了希望，感到了后继有人。他就这样在既阴郁不欢又充满信心的矛盾心情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早晨，他被嘈杂的人声闹醒，原来车进站了。眩目的阳光从车窗照射进来，车厢里明亮得能看见粒粒飞舞的灰尘，车窗外的月台上竖着一面白色的站牌——“大同”。冯文俊已经醒了，正抽着纸烟悠闲地看着准备下车的忙乱的旅客。沈朝忠站起，再次瞪着冯文俊，用威胁的口气问“你去不去？”
冯文俊撩了撩眼皮，抬起头沉着地对沈朝忠说“对不起，沈朝忠同志，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错误的领导应该抵制，你的这个命令恕我不执行！”
在阳光下，沈朝忠终于看清了他在昏暗的灯光下没有看清的东西。冯文俊的眼睛表面是清澈的，如同一汪池水，但在这池水下面，却是一层稠厚的腐殖质，一层粘粘糊糊的冰冷的污泥，污泥里深深地埋藏着一个“自我”，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党，这样的灵魂是激光也不能把它穿透的。沈朝忠咬紧牙，用最大的力量克制住自己要对这个可憎的面目挥去一拳的冲动，只是从牙缝里丝丝地挤出一句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的话：
“你这个龟儿子，是一个十足的大混蛋！”
他啪地一下从冯文俊怀中夺过那个黄皮公文包，用劲冲出来，把冯文俊差点撞倒在地板上，头也不回地跟着旅客下了车。
冯文俊赶紧伏在车窗旁边，看见沈朝忠象一艘炮舰一样在滔滔的人流中穿行。他的背影消失在出口处以后，冯文俊重又坐好，轻松地舒展开双腿，把两手交叉起来放在小肚子上，轻蔑地笑了笑“嘿嘿！这个党内资产阶级，你是再也回不来了！”
突然，他又象是想起了什么，急忙拿起那个绿色的帆布提包，把手伸进去一捞，已经空空如也了。”姜是老的辣！”他暗自一惊，“这老家伙还不糊涂，怕不是那样容易对付的呢！”
“呜——！”火车愤怒地吼叫了一声，接着抖了抖它带的车厢，象是要把附着在自己身上的什么讨厌东西甩掉一样，然后，加足了气，拚命跑了起来。
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六日于南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