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乱现实逼出迷幻现实主义

    莫言语言的放肆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所说的“迷幻现实主义”，这种迷幻状态恰恰能够捕捉今天中国的复杂性。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们想象得到会有各种传记、评论集问世。率先上市的是张旭东与莫言合著的《我们时代的写作》，主要是两人的对话，以及莫言作品的文学评论。

    张旭东是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研究系教授，激发出莫言一些坦率的、有趣的说法。然而在进行《生死疲劳》的对话之前，他竟未读完这部小说！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诸如莫言获奖代表中国文学的生产力等等，但瑕不掩瑜，他的理论分析很精彩。

    评论界经常批评莫言的文字不够节制，有点太放纵。我觉得莫言早期的作品还好些，到《生死疲劳》这个问题就有点严重。张旭东认为莫言的语言从《酒国》开始就很放肆，这种放肆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所说的“迷幻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realism），这种迷幻状态恰恰能够捕捉今天中国的复杂性。

    今天中国很多东西说不清道不明，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张旭东在《“妖精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叙事可能性》一文中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同生产方式的并存，不同时代压缩在一个空间里，资本主义、超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的东西都在其中。这么多混杂的东西同时呈现，投射到语言上必然杂乱。

    张旭东将《酒国》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寓言，认为这部小说的特征是“乱七八糟，特别混杂，很多经验不知道怎么处理就那么并存在那里。在一个非常直观的意义上贴近中国当代的现实，有一种寓言式的对应关系。我们看莫言，在审美意义上，有一种丑的感觉，有一种扎眼的、震惊的、粗俗的、鬼怪式的、怪力乱神的东西。看完以后觉得这像是我们日常生活经验的一个结晶体，不讲道理的东西”。

    《酒国》的主人公丁钩儿是省检察院的特级侦察员，“照理说应该代表了国家和体制，但他出来后国家已经不在他身后，给他的这个权力、自我意识也不足以去抗拒种种诱惑，他知道自己在受诱惑，也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没有办法去抵御诱惑”。张旭东认为这不能简单归咎于丁钩儿意志薄弱。用卡夫卡的说法1来形容：这个人虽是钦差大臣，然而皇帝在下面已无权力，到处诸侯割据，派人下去自然会发生一系列荒唐的事。你以为自己拿着尚方宝剑和大印就管用，但别人根本不跟你玩这一套。

    莫言以语言爆炸的方式表现这种混杂状态。比如丁钩儿到酒国市调查“红烧婴儿”案件，犯罪嫌疑人给他敬酒时，随意搬弄各种语言。首先用很“伟（大）光（荣）正（确）”的语言说：“我们是爱国主义者，抵制洋酒。”这是酒国土产的酒，不能不喝吧？劝酒时说：“老丁同志，您大老远来了，不喝酒我们不过意。咱们一切从简，家常便饭，不喝酒怎能显示出上下级亲密关系？酒是国家的重要税源，喝酒实际上就是为国家做贡献。”这场豪华宴会喝到最后连孝道都出来了，竟以84岁老母亲的名义祝丁钩儿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张旭东认为这种笔法才能恰到好处地表现中国的复杂：“这里边有共产党的语言、官方语言，有民间语言，有上得台面的语言，有上不得台面的语言，有胡搅蛮缠的语言，也有好像讲道理其实不讲道理的语言，所有的语言都混在一起了。”“那些人掌握各种各样的合法性的词汇，各种各样的合法性的表述，各种各样的合法性的资源，他们以这样一种语言上的合法性将自己包装起来。这就是中国现状的一个特色。”这场鸿门宴“犯罪一方能充分调动语言资源，而丁钩儿意识上处于一个半瘫痪、半空白的状态，像一个煤气中毒，意识到危险，想把窗户打开或爬出门去但却动弹不得的人那样，一点点陷入了罗网”。

    张旭东很关注这类带有游戏性质的语言，认为它超越一般的善恶与是非判断，不能简单地说莫言在为中国涂脂抹粉或在批判现实。但莫言认为自己并未超越，他对价值判断有标准，对善恶、是非很执著，甚至对政权持批判态度。

    张旭东认为《酒国》批判的是商业化问题，但莫言说他批判的是“欲望洪流，更多的是对人的一种思考，对人的远远超过自身需要的欲望、过分膨胀的欲望、人的口腔的欲望、性的欲望、财富的欲望的一种讽刺。这些东西也涉及腐败问题，官员的腐败问题，另外也是主动地对鲁迅的‘吃人文化’的有意识的继承。这种道德义愤在《生死疲劳》里还是很强烈的”。

    《生死疲劳》采用生死轮回的方式，批判农村土地改革的一些做法。地主西门闹1950年被枪毙之后冤魂不散，不断在畜生道轮回，先后变驴、牛、猪、狗、猴，目睹“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革”、改革开放等历史大事件，2000年底转世为大头婴儿。莫言的意图非常宏大，试图以轮回贯串50年历史。对此，张旭东有另一种解读。他认为1949年以前农民是有土地的，后来开始革命，搞公社化，土地归集体所有，后来改革开放，土地再度回到农民手中；革命几十年，朝夕间又回到原点，这是一个大轮回。

    这类题材很多小说家已用写实手法处理过，照搬一遍没意思，也会失去创作的自由度。莫言认为：“我们过去的一些作家实际上都是在图解毛主席的思想，作家首先抢占的是政治上无比正确的高地，然后用正确的观点来演绎或者揭示他的人物，是从经济的、政治的角度来讲，所以我觉得忽略了人的感情。我们的历史小说只写经济，都是按照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导革命的纲领来写，像《金光大道》也好，《艳阳天》也好，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也好，所有的人物都是可以按照中农、贫农、雇农分类，按照毛主席的经典一条条对上的。”他对此很不满，决定创造一套写法。

    《生死疲劳》有一个非常固执的人叫蓝脸，莫言说有生活原型。当年搞公社化，那个人坚持单干，最后儿女跟他分家，他在“文革”中上吊自杀。莫言很同情他，觉得他够硬气，而且硬得很正确。莫言认为农民应该跟土地绑在一起，土地只有归农民所有，农民才能真正做自己的主人。在人民公社大集体里，农民只是土地的“奴隶”，或者说是集体的“奴隶”。

    莫言强调作家的道德责任感和善恶价值观，认为批判到最后必须直指自己。他说往后要把自己当罪人写，因为很多人要求别人忏悔，但没有一个人主动忏悔。莫言提到“文革”期间他曾用小土块扔一个正在被批斗的、跟他家关系特别好的女老师，为此他负疚终生。

    莫言自我剖析道：“我发现我真是个坏人，这辈子做了无数的不好的事情，而且为了掩饰这个不好的事情，想到的时候就禁不住手舞足蹈，用肢体动作来缓解内心深处的罪咎感造成的压力。那种压力到了什么程度！当然这些都是小恶小坏，别人对我的评价基本上还是比较好的。大家心目当中比较好的人，他的一生当中还是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梳理一下整个的过程，有助于塑造小说里的人物。”

    张旭东开玩笑说，莫言是“用小说反党”。莫言答道：“我的每部小说按照五十年代的标准，都是极右派，一个也跑不了。”

    （主讲梁文道）

    莫言（1955—），本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小学五年级因“文革”辍学回家务农，1976年应征入伍。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学习。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酒国》《生死疲劳》《蛙》等。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奖的中国籍作家。

    张旭东（1965—），生于北京，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研究系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美国杜克大学文学博士。著有《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幻想的秩序：批评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学话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