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四娘和唐志打过招呼，婢女端来茶点退下。顾四娘半老徐娘，身体有点发福了，眼如电光，白多黑少，不怒自威，是个厉害的主。乐师吴老先生年过半百，身体瘦弱，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两只深陷的眼睛，深邃明亮，留着山羊胡子，头发疏得很整齐。唐志问道：“四娘，我们这栋楼的格局和别的楼不一样？”



    顾四娘面露讥笑，“哟，九郎现在才注意到啊，真不简单。原来这栋大楼的主人安老板是个粟特商人，他有一个戏班子，盘下这块地之后全部推倒重建，就有了现在这个样子。本来他的意思是把那些在街头表演的西域百戏全部搬进这里来。”



    说到这里，四娘指指楼下的大舞台，“这个舞台是其他青楼的两倍不止，这样那些玩骆驼的杂耍才摆得下。他的想法不错，想让百戏登上大雅之堂，为朝廷的官员和士子接受。”



    四娘叹一口气，“可惜呀，人家根本就不买账。你想想，这些都是街头上的杂耍，都是给那些市井人家看的，人家怎么会花大价钱来这里看？搞了半年生意惨淡，最后还得改回来，只是这个人气流失太多。



    你们不知深浅，接下这个烂摊子，原来给我们写诗编曲的几个人不知为什么全部被人挖走了，没有新诗新曲，那些姑娘搜肠刮肚也作不出几首好诗啊。新请的几个读书人都不顶大用，生意就这样冷清下来了。”



    “如果有新诗新曲是不是就能吸引人过来呢？”唐志问道。



    “哪有那么简单！花花轿子人抬人，有好诗还要有大名人来捧场，仅仅是好诗效果很有限，而且速度来得太慢。”四娘指指下面，舞台上一个胡姬正在跳胡旋舞，旁边几个乐师在弹奏西域风格的音乐。“我们这里舞台太大，一个人上去显得空旷，要很多人一起表演才热闹。我们这里的姑娘诗书琴画比不上平康坊，西域舞蹈比不上西市其他的青楼，吊在中间不上不下，这才是真正难为人的，想要杀出重围可真不容易。我现在是黔驴技穷了，九郎大才，现在就指望您能出个好点子，最好放一把大火把这里烧热乎起来，这样才好做生意。”



    唐志眉头紧锁，看来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这是个系统工程，要全方位跟上才行。四娘说得没有，现在急需要一个嘘头把长安人的目光聚焦到潇湘馆。哪里去找这个焦点？自己那些狐朋狗友一起跳一个《纸扇书生》，再让这里的姑娘跳一个《丽人行》？好像还是不够。



    唐诗宋词？现在的长安汇集了全国的精英，诗人太多，人才太多，大家张口就能来几首诗。有些读书人专门写诗让教坊的姑娘传唱，都想通过这些方式打响名声，要多少有多少。当然，好诗还是太少。



    看来唐志唯一能做的就是别出心裁，专门搞别人不太会的——律诗。律诗是中国传统诗歌的一种体裁，属于近体诗范畴，因格律要求非常严格而得名。律诗萌芽于南朝齐永明时沈约等讲究声律、对偶的新体诗，定型于初盛唐间，成熟于中晚唐时期。律诗放出来应该可以把唐初的那些家伙镇住。



    其次就是宋词了。宋词其实是北周和隋以来由西域胡乐与民间里巷之曲相融而成的一种新型音乐，主要用于娱乐和宴会的演奏，隋代已开始流行。



    我们学宋词的时候常说词牌名，不知道词牌名是什么意思，其实词牌名是乐曲的名称。比如一首歌《套马杆》很有名很流行，大家都用套马杆这首曲子填词，这就是词牌。



    为什么用现成的曲子填词，而不新谱一首曲子呢？因为当时没有网络，网络是全国的作曲家写一首歌大家都能听到，所以新曲很多，而长安的编曲数量有限，创作也有限。而且能够流传下来的民歌都是精品，是经过时间检阅的，大家当然喜欢用。



    唐时西域音乐大量流入，被称为“胡部”。《羯鼓录》载131曲，其中十之五六是外来曲。后被用作词调的，许多据调名就可以断定其为外来乐，如《望月婆罗门》原是印度乐曲，《苏幕遮》本是龟兹乐曲。有部分曲调来自南疆，如《菩萨蛮》、《八拍蛮》等等。



    宋词是先有曲调再填词，这有点像粤语歌曲，粤语歌曲也是现有曲后填词的。用粤语念宋词比普通话好听，因为粤语更接近古汉语。比粤语更古老的是闽南语，保留了古老的洛阳雅音。“南（na）无（mo）阿弥陀佛”前两个字的发音就是雅音。



    因为宋词形成于民间，登不上大雅之堂，和郭大侠的相声一样属于低俗的民间歌曲，属于反三俗的对象。其实那有什么高雅艺术？都是从下里巴人的低俗音乐中出来的。诗经里的“关关鸠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雅不雅？其实是人家乡下阿哥阿妹唱的山歌，被文人采风、编纂成了现在这幅模样。朱熹经过考证说“淑女”是洽川的美女太姒，君子是周文王，这首诗说的是当年周文王与太姒订情的事。有比这更不要脸的吗？周文王一个官二代跑到野地里看小鸟发情，而且对面刚好有个美女太姒？别扯了。



    在震旦，一种新生事物想要流传开来必须知识精英参与进来，没有东晋南北朝玄学的兴起，知识分子争相解读佛经，佛教也不会在东土大流行，甚至压过了道教。



    宋词也是这样，大约到中唐时期，诗人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开始填词，把这一文体引入了文坛。到晚唐五代时期，文人词有了很大的发展，晚唐词人温庭筠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以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的创作，都为词体的成熟和基本抒情风格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词终于在诗之外别树一帜，成为中国古代最为突出的文学体裁之一。



    律诗、宋词拿出来还是不够，唐志问吴老：“吴老先生，依您的看法我们该怎么办呢？”



    吴老见唐志问起自己，迟疑了一下，“我们要想重新振作起来，按照老的套路来还是不够，其实当时安老板的想法还是不错的，把西域的一些歌舞，杂耍、戏曲搬到舞台上来，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只是就这样生搬硬**上来效果不好，人家都不买账。”



    听吴老这样说，四娘不高兴了，“什么叫想法不错，我们这里是青楼，表演的是歌舞，你弄一些杂技，歌舞戏，把舞台搞得七零八乱，像个街市一般，谁愿意来？”



    唐志听到这里，眼睛一亮，“等等，你们说现在就有歌舞戏了？”



    歌舞戏是后世戏曲的前生，具体来说，歌舞戏是以故事情节为主，由演员装扮成人物，用歌唱或说白并辅之以表情动作，以表现一定的故事情节与人物的文艺节目。歌舞戏虽然是歌、舞、戏三者的结合，但在表演的时候舞蹈成分居多，同时还会杂有一些古老的角抵戏和杂戏的形式。



    “有啊，不过不多。”吴老答道，“《兰陵王入阵曲》就是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



    吴老给唐志解释：《兰陵王入阵曲》起源于北齐，盛行于唐朝的假面舞蹈。兰陵王名叫高长恭，北齐人，是一个勇猛善战、能与军士同甘共苦的将领，但他长相非常漂亮秀丽，好像女人一样。所以他觉得自己的外貌不够威武，在上阵杀敌时不能给敌人以威慑作用。于是命人给他刻了一个凶狠丑恶的假面具，每当他打仗时就戴上面具。



    他的军士为了歌颂他的战斗业绩，编制了《兰陵王入阵曲》。后由歌曲发展而成了歌舞戏，内容表现兰陵王戴面具征战的故事，表演带有格斗的成分，也略有汉代角抵戏的遗痕。表演时，表演者要穿紫色的服装，腰间束着金带，手执鞭，鞭就是软鼓锤，可能要表现击鼓进军作战的意思。舞蹈部分主要是指挥击刺的作战动作，以表现兰陵王作战时的英姿。《兰陵王》在唐朝流传很广，宫廷宴会时经常演出以助兴。



    自汉朝以来的长篇叙事诗和民间故事给了戏曲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比如《孔雀东南飞》、《花木兰》，还有《孟姜女》、《梁祝》等等，但是要把它们全部搬上舞台就没这么简单了，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你要从中提取出精华来。有很多作曲家到少数民族的群落里采风，那里山民唱的曲子都很简单，来来去去就这么几句。作曲家把其中的元素提炼出来演绎加工，就成了脍炙人口的民歌经典了。可以说安老板的想法不错，只是他的力量有限，演绎不了。



    渐渐唐志脑袋里形成一条思路，把今后的发展方向确定下来，“这样吧，我们今后就以歌舞戏为主，只有这样我们潇湘馆才有别人无法取代的优势。我有一个故事，就是说大唐有一对父女俩，父亲在莫高窟作画工，女人因为各种原因去了西域，见识了各国的风土人情，当然还有歌舞，若干年之后她回到大唐。”



    唐志说的这个故事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舞台剧《丝路花雨》，那可是享誉全球的歌舞剧，也是中国的一张名片，故事发生在唐代，正好应景。这个时候可不敢把后世的戏剧原封不动地搬上来，人家也是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传承，观众都是慢慢培养出来的。不过歌舞剧好点，舞台剧更容易为大唐的观众接受。



    吴老频频点头，四娘不干了：“这怎么行，这套路安老板试过了，此路不通。再说了，涉及到这么多的人物、故事，服装、道具还有演员的训练，这可不是一时半花儿能准备好的，至少得一年时间。”



    这倒是个问题，潇湘馆的开销这么大，养了这么多的人，如果还要招人，服装，道具都是很大一笔开销。



    吴老道：“其实当时安老板也准备了一些西域的服装，我们这里也培养了一批小娘子、小郎君，再说我们和西域的百戏班子也有来往，需要的时候问他们要人也不是不可以。”其实这些百戏班子本来就是安老板招揽过来的，只是潇湘馆盘出去之后，他们生活没有着落。又回到街头演戏去了。



    四娘见吴老拆台，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这个死老头非得要上歌舞戏，这是嫌死的不够快！四娘看了唐志一眼，“唉，你是大东家，随便你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