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善识见唐志不以为然，遂解释道：“虽然说山东世家都是冢中枯骨，可是他们确实有自傲的地方，所谓‘百年皇族，千年世家。’一个个家族起来，又迅速倒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只有他们屹立不倒，让人不得不佩服。这次想和咱家联姻，也算纡尊降贵了，你可不要等闲视之。”



    唐志撇撇嘴，心道我在这里准备搞土地改革，专门对这些世家开刀，跟他们扯这么近可不好。



    “他们要的陪门财可不少吧？”



    “他们想要你手里的兴业公司的股份，要一半。”



    “真开得了口！”



    因为社会动荡，南北各地庶族寒门中都出现了一批富甲一方之人，经济实力的巨变、士族自身门第的衰落及士族中的小部分世家受趋利心理的诱导，开始尝试与庶族通婚，通过“卖女”这一经济行为，大索婚财。这种做法，一是为财，二是利用钱财弥补“门第”和“身份”的损失，通过高额婚财求做到安慰和平衡。所谓“女家门望未高，而议婚之家非耦，令其纳财以陪门望。”



    北齐渤海高门封述，为其次子娶范阳卢氏，卢氏大索彩礼，甚至到“送骡及嫌脚跛，评田则云咸薄，铜器又嫌古废。”的地步。南朝富阳富家满漳之下钱五万以为聘礼，娶东海士族王源之女。在当时，还因此受到官员非议与弹劾，“闻之前典，岂有六卿之胄，纳女于管库之人？”



    “不过这是一开始报的价格，”唐善识笑道，“后来你那个学校传出来之后，他们又改口了，只需要正常的六礼就行。”



    “他们家里还是有明白人。”唐志也笑了，“他之蜜糖、吾之砒霜。不要一半股份，那就是准备要更多，他们那一大家子，我可没有兴趣伺候，还不如找一个小家碧玉，单纯，清净。就回话说我现在还小，暂时不考虑婚姻之事。”



    “这样回话等于变相拒绝，你可要考虑清楚。婚姻还是门当户对好，你以为寒门、庶族就清净？他们的吃相更难看，乌烟瘴气的事可能更多。”



    “有什么好考虑的，就这样回吧。阿爷，我这要办造纸厂、印刷厂，到时候送一成股份给你。”



    “我不需要，还是给你阿姊吧。”



    “阿姊也有，你以后给我生几个阿弟阿妹，这些都是给他们准备的。”



    “臭小子，敢拿你阿爷开涮。”



    唐志对于中国古代的那些所谓贵族、世家很不感冒，认为他们就是一群附着在社会机体中的蛀虫。商鞅变法设立二十级军功爵位制，打破了贵族世袭制度，所谓的贵族阶层逐渐消失，后来汉朝的九品中正制又变相把老一套又捡回来了。



    琅琊王氏家族的王衍，可以说是清谈误国第一人。桓温北伐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虚，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唐志的蒙古高原攻略开始在武勋老帅中传播，最后传到国子监，引起监生们的热议。这兴业学校算什么，竟敢妄议朝廷大政！一群二流武勋子弟，这也是你们操心的事么？



    既然不服气，当然要写出一篇更加华丽的策论应对，这些天之骄子开始捣鼓平定北方的战略，于是贞观年间的一段公案又被提起。



    贞观四年（630年），唐朝平定突厥，突厥表示归附。唐太宗召集群臣讨论对其如何处置的问题。多数朝臣建议“分其种落”，迁徙河南（今河套），散居州县，各使耕田，变其风俗，使之“化而为汉”。



    温彦博提出不同意见，他主张仿照“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的办法，把突厥安置在河南一带的朔方之地，“全其部落，得为扞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



    但温彦博的主张遭到秘书监魏征的激烈反对，他认为突厥自古为患，难以管理，安置内地，等于“心腹之疾，养兽自遗患也”，主张将这部分人仍然置于边疆，使之“居其旧土”。温彦博坚持己见，主张以德怀之，他说“教其礼法，选其酋首，遣居怀德，何患之有？”



    唐太宗最后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将10万户突厥族迁入中原，其中三万家定居在长安；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宁夏灵武县）一带地方置顺、佑、长、比四州都督府安置内附突厥人民，任命突厥本族首领为都督或刺史，统帅原来部众；又挑选突厥族部分贵族担任京官武职，其中五品以上的将军、中郎将约有百余人。



    唐志的高原战略强调要把内蒙古特别是河套和大兴安岭牧区牢牢地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而且要实行汉化，将游牧民族全部汉化，对于中央区域和右翼的游牧民族实行经济控制。所以和“化而为汉”的观点差不多，只是方法有点特殊。



    国子监的监生们议论是“分其种落，化而为汉。”还是“全其部落，得为扞蔽。”监生们于是分为两派，各抒己见，互相争论。



    唐志提出的经济控制又引出“利”与“义”的争论，有人拿出儒家“君子不器”来反驳唐志所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调，《国富论》成为焦点。于是监生又分成两派争论。



    最后又闹到令狐德棻祭酒那里，令狐祭酒心里也是着急，他看到了《国富论》大力提倡重商主义的结果，就是自己赖以立身的儒家学说会靠边站，也就意味着自己连带着这些学生将会边缘化，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过令狐德棻是个老甲鱼，不动声色，他让人竖起一块大木板，让大家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贴在木板上，互相辩论，有点像后世的大字报，一时间国子监战火纷飞，硝烟弥漫。那些外国留学生一时间慌了，现在就讨论该怎么对付咱们？



    国子监的纷争搅动长安，朝廷大臣都在私下里讨论唐志的高原战略和《国富论》这本书，茶馆店里的说书人为了卖弄自己的学识，也搞到书中的一些片言只语大发议论，不过讲得最好的还是得月楼的说书人，因为他搞到一本完整的《国富论》，还有唐志的附录。



    长安城忽然兴起的对于蒙古高原和《国富论》的争论让唐志措手不及，他可不想出这个风头，而且现在有消息传出来，说有些监生提出要和唐志辩论。唐志满肚子怨气，于是把自己这些弟子全部召集起来训话。



    “谁让你们去显摆，啊？我跟你们说高原的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只是让你们将来为政一方、牧守一地的时候心里有底，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你们出去嚷嚷干什么？”



    尉迟循俨举手回答：“师父，我什么也没有说。”



    古尔别丽没好气道：“你一点也听不懂，想说也说不出来。”



    众人哈哈大笑，古尔别丽也笑了，把唐志营造的严肃气氛搅得七零八落。古尔别丽这些美女有特权，大家都宠着，连唐志也不例外，造成的后果就是她们有点任性，有点傲娇，有点不把师父放在眼里。



    苏远征道：“其实也不是我们显摆，回到家里阿翁问起学校的情况，我能不说吗？后来阿翁看了我的课堂笔记，问我的大兄如何平定北方高原，他竟然把温国公的怀柔政策拿出来说，被我阿翁狠狠地揍了一通，说他在国子监读书读傻了，还把我摆出来说事，无形之中我把大兄得罪惨了。”



    他说到这里愁眉苦脸，其他人心有戚戚，程伯信道，“师父，我阿翁说了，过了年我的那些兄弟全部都要到你这里读书，你要不收，他就拿着马槊打上门来。我阿翁还说，他也曾经梦游四大部洲，见过鬼谷子祖师和岳武穆师祖，鬼谷子祖师见他骨骼清奇、神韵内涵，不忍弃之而去，打破自己的誓言，收他为徒，是岳武穆师爷的师弟，算起来你还要叫他师叔。”



    啥？还有这个说法？



    “哄！”教室沸腾了，大家敲起桌子，乐成一团，程伯信两兄弟面有愧色，低下头去。唐志一头黑线，这个老杀才！程咬金的不要脸在朝野都是有名的，他也梦游四大部洲，还拜鬼谷子为师，这话只有他能说得出来。唐志凭空添加了一个师叔，还是活的，你找谁说理去。



    大家都七嘴八舌说家里要派人来培训，加起来有一百多号人了，唐志有点欲哭无泪。原来他只是想拉这帮弟兄们一把，毕竟他们不是嫡长子，将来分配到的资源有限，给他们培训一下将来可以出人头地。本来他打算这期学生毕业之后可以歇一下，有些人明年就要进翊卫和千牛卫，训练班正好可以解散，他可以专心搞炼钢厂和机械厂，没想到明年又会来这么多的人。



    “叫你们的弟兄们都不要来，我这里庙太小，容不下这些大神。再说这些多人，我这里管不了这么多饭。”



    程伯信道：“我阿翁说了，唐九郎家大业大，心也黑，四个月饼卖100文，你们尽管敞开肚皮吃，不吃白不吃。”



    “哄！”的一下，同学们都躺在桌子底下了。



    《国富论》的辩论唐志倒是不怕，那些书生不懂经济，对于这本书的批判只能弄一些仁义之类的老生常谈的东西出来，不过对于如何治理游牧民族他们倒是有不少见解，主要是因为中国历史对于这些少数民族政策一直有非常大的争议，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西晋时期江统的《徙戎论》。



    《徙戎论》是一篇时局对策建议书，同时也是一部预言书。其内容，简言之就是“北方蛮族遣返倡议”。江统有感于从汉末以来北方蛮族内迁杂居，引发种种民族矛盾，犹如给帝国埋下了定时炸弹，预感到风雨欲来，从而上书建言。



    西晋末年北方蛮族矛盾的祸根，在东汉末年即已埋下。曹操《蒿里行》中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诗句，向我们生动展示了经过东汉末年长期战乱，中原汉族人口急剧下降的现实。在古代国与国的竞争中最重要的是人口土地，为了争夺天下必须有足够的人口为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以羌胡实边助国，成了一个可以立竿见影的政策。曹操曾内迁大量匈奴人，并将其分为五部。镇守魏国西部边疆的邓艾（后灭蜀），为了抗衡蜀汉，也曾迁数万鲜卑人于军事重镇雍、凉。从曹操时推行此项政策起，八十多年后，到西晋时期，胡人已经遍布北方各地，关中地区尤其众多。《徙戎论》中惊呼，“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可以看到人口结构的剧变，汉族已经失去人口的绝对优势。



    内迁北方蛮族，虽与汉人杂居，但并未能汉化融合。江统对其民族性有生动的描述：“弱则畏服，强则侵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



    江统认定中原王朝无法顺利融合这些北方蛮族，而定时炸弹的引爆只需时间。他在文中明确指出“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



    在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之后，江统提出解决之道，就是遣返。“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但这个解决办法的实行，有巨大的难度。民族迁徙这种事情，将几百万人连根拔起，再搬回原籍，没那么容易。



    此时的晋朝，已经处于八王之乱的漩涡中，根本无力也没有意愿，去做这样一项宏大艰巨且充满风险的工程。江统上书之后，虽得赞誉，但议不见行。



    《徙戎论》之后不到十年，五胡乱华开始。当时大半个中原为蛮夷所居，刘渊本来是匈奴人，而居晋阳（山西太原）；石勒，羯族，而居上党；姚氏，羌族，而居扶风（陕西宝鸡）；苻氏，氐族，而居临渭（甘肃秦安）；慕容，鲜卑族，而居昌黎（辽宁义县）。这些少数民族在这些地方繁衍生息，所居之处饮食越来越华美，但桀暴贪悍、乐斗喜乱的生性却一刻也没改变。



    所以刘渊一反，而并州、雍州之众乘势而起，长江淮河之北，再也不是晋国之地。于是晋朝灭亡，神州陆沉，衣冠南渡。汉民族经受了长达280年的浩劫，汉文明第一次被割裂，这都是纵容戎狄，养虎为患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