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使大唐军队威震天下，一时之间四夷宾服、外邦来朝，百官奏请唐太宗封禅泰山祭告天地。唐太宗好是高兴，不料一盆冷水泼下来，魏征出来告诉他，泰山已经去不得了：“今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
由于战争造成人烟断绝，即便是黄河流域的广大富饶地区，也已经变为荒野，路途艰阻，供给匮乏，无法行走了。唐太宗无奈打消了封禅泰山的想法。
大唐是真穷。穷到什么地步？可统计的纳税人口只有隋朝的三分之一，而且国家已经没钱给官员开工资了。面对这种局面，李世民的方法非常简单，对于朝廷官员，大唐既不给办公经费、也不给工资俸禄，而是给土地，让官员出租；给本金，让官员放高利贷。北魏冯太后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给官员发工资，到李世民这里，就全给倒退回去了。
但是，官员毕竟不是地主商人，所以土地出租赚不回租金、放高利贷还把本金折腾没了。怎么办呢？官员既然不会理财，那就派理财的干部。大唐70多个衙门，每个衙门给了9个编制的捉钱令史，然后拿着本金去放高利贷，赔钱贬官、赚钱就升官。初唐朝廷的官员定额是730多人，而捉钱令史就有600多个。
随着帝国的统治区域越来越大，要花钱的地方也就越来越多，所以捉钱令史已经应付不过来了。于是，各种转运使、租庸使、盐铁使就应运而生。
这个政策到了后期越来越显出其弊端。到了玄宗时期，大唐官员逐渐分成两个派系，一个是贤相集团、一个是聚敛集团。聚敛集团因为能够解决财政问题，于是李林甫这些人就执掌了大唐的国家行政。
大唐前期，主要沿袭隋朝的府兵制度，六百多个折冲府兵，就是大唐解决边地战争问题的最强凭借。但是，随着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府兵制明显就吃不消了。往东打到朝鲜、往西打到西域、往北打遍蒙古高原，亦农亦战的府兵无论如何也扛不住了。
公元670年，薛仁贵大非川战败之后，大唐正式对决吐蕃帝国，到这个时候，府兵已经完全无法适应与吐蕃帝国的高烈度战争了。武后时期，黑齿常之以河源军加屯田的模式，实现了对吐蕃的有效压制。
公元711年，河西节度使建立。自此之后，大唐开始在缘边地区大批量的建立节度使，并以募兵取代府兵。为了解决节度使的军费开支问题，大唐继续奉行不给钱但给政策的主张，节度使逐渐兼任度支使、营田使，甚至所在州的刺史、所在道的采访使，节度使的权力从军事，向财政和行政染指。
安史之乱后，学习历史的都很奇怪，怎么唐朝出了这么多的节度使，而且很多节度使不在边疆，而是在内陆，其实就是这样来的，但是我们的书本上没有说明。
为了彻底扭转高宗后期以及武后时期的边地被动局面，玄宗朝逐渐向着效率导向发展。朝堂上，贤相集团逐渐被聚财集团所取代，讲仁义道德的下课、能开拓财源的上来；地方上，就是一个节度使、一个节度使的建立。聚敛集团加节度使的统治模式，不仅解决了财政问题，而且也解决了边地问题。正是这种巨大成功，所以李林甫才能够长期为相，节度使也才能够长久不衰。
节度使这个怪胎，也就只能与大唐相爱相杀了。即便大唐灭亡，节度使和藩镇的问题仍旧存在。五代十国，中原天下遍地是藩镇、遍地是节度使、遍地是骄兵悍卒。
最后辉煌的宋朝到来，这是一个由阴谋家建立的王朝，由一群文弱的猥琐男统治，这些猥琐男肆无忌惮的歧视军人和技术工人，几乎是明目张胆的把国家的矛和盾踩在脚下肆意践踏。为了一小撮文弱书生的统治，不惜把整个国家变成软弱无力的，跟他们一样的糊涂虫。而独裁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同样的支持乃至亲自鼓动这种歧视。指望这样的国家要有好装备和好军队，比用麻绳穿针眼还难，问题是很多人对于我大宋津津乐道，宋穿男都去考状元，以成为其中一员为荣。
唐朝后期除了财政问题、边地问题，还有朝堂问题。朝堂弱化而无力担纲政府运作。大唐的皇帝这个时候开始重用宦官集团实现对帝国的全面控制。这种全面控制，严厉到什么程度？军队要有太监监军，人事要有太监染指，皇帝与朝堂的沟通也经由太监，甚至连皇帝的禁军也要掌握在太监手中。
经过这种权力的变换，宦官集团几乎接管了朝堂的权力。这时候的大唐朝廷已经堕落到朋党相争的地步，牛李党争持续了将近40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朝廷的主要工作就是搞斗争，至于理政治民早就顾不上了。虽然朝廷如此不堪，但大唐还能维持。原因就是宦官集团已经接管了大部分权力。
大唐衰落的过程和大明非常相像，明朝首先是武勋和官僚集团隐瞒土地和人口，朝廷财政发生问题，没钱养边疆的军队，于是卫所出现，边防军沦为将领的私丁，跟乞丐差不多，以内阁为首的文官体系和皇权产生激烈的对抗，最终皇帝不上朝，官员缺额得不到补充，于是皇上养了一伙太监和文官作对。
和李林甫一样，明朝出了个理财高手魏忠贤。魏最大的能力之一是收税。明末，天下金银、尽聚三吴，魏忠贤针对工商业、对外贸易发达的江南地区，从新设立了万历末年被东林党废除的工商税、海税；但他没有给农民加赋，出身社会底层的魏忠贤在河南遭灾时，还能免除赋税，从内库拨款赈灾；阉党在放火烧了东林书院后，几十年未曾修过的黄河水道，开始维修；而且专门找东林党人投资的“垄断企业”收刮。
魏忠贤死后，重新掌权的东林党立刻再次废除切身利益相关的工商税、海税。对中西部的旱灾置之不理；富庶东南的税收废除，却派军队到贫乱交加的西北旱灾区加赋、征税；对后金理想化的主和，不理解关外将士的疾苦……
于是一地鸡毛。
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历史是由不关心经济蔑视工商的儒家的文人写的。看这样的书我们能看出多少历史真实？我们在课本里还学习东林党人的对联。尽信书不如无书，但是要从书本看到真实，需要很大的智慧。
李治对于大唐的财政状况了如指掌，对媚娘道：“太宗皇帝灭东突厥，开疆万里，打了多少战，这些都是要花钱的，府兵也需要钱来养着，朝廷也需要花钱。但是钱从哪里来？唐九郎常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人穷志短，财大气粗，话糙理不糙，大唐这个大家可不好当啊。长安试行摊丁入亩，人口增长了不少，推广到全国，应该能解决人口增长问题。还有边关防卫，都是要钱。从古至今都强调军政分开，但是朝廷没有钱，要边疆将士自筹军费，军队怎么能不参与政务呢？”
唐九郎的讲课和讲话都有人专门记录，这是禅宗祖师的待遇。这个惯例是从禅宗六祖开始，当时六祖没有去北方**，他又是唯一拿到祖师衣钵的僧人，怎么办？最后唐中宗让人把惠能大师的讲话记录下来，送往北方，这就是《六祖坛经》的由来。后来在禅门形成一种惯例，祖师的讲话都有人记录，这是禅宗案例和高僧传的由来。
唐志的作用越来越大，慢慢在影响朝廷的大政方针，他的讲话最后送到李治这里，长期下来，他的思维方式和遣词酌句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李治和一帮大臣，这是连唐志自己都没料到的。
武咪咪静静地听着，她毕竟刚出来不久，对于唐志的那套重商主义理论接触的不长时间，也没有深入思考。当初昭武商人康有义给她送来兴业公司的股份，她当时没当回事，出来之后才知道这个股份的分量，不过这些她都没跟李治说。现在兴业公司在一年之内成为大唐的一个巨无霸，真是不可思议。
武咪咪也知道捉钱令史的荒唐，当时很多朝廷重臣恨之入骨，但是始终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要不然官员的俸禄从哪里来？
大唐政府没钱发俸禄，让各个衙门自负盈亏。每个单位设置九人，每人掌管五万钱，通过市场放贷来获得利息。为了防止资金流失，以及激发“捉钱令史”们还款付息的积极性，唐太宗下令捉钱令史必须实现盈利。他参考了市场利率，认为每年获得96%的回报是可能的，因此规定每个令史每个月，必须提供四千钱的利息。完不成任务的就要受到惩罚，完成任务的给予奖励。如果连续12个月都完成了任务，唐太宗会将他们纳入吏部候补，具备资格就可以转正，任命为实缺官职。
贞观之世，令史“大率人捉50贯以下，40贯以上，每月纳利四千，一岁凡输五万”，则年利率为100%。政府通过公廨钱制度，确实牟取了巨大的商业利润。《唐会要》载：国库支出5万本钱，经捉钱令史之手，即可在一年内翻一番，成为10万。所以，公廨本钱成为唐代财政重要收入。但这实际是唐朝纳资、卖官方式的变种而已。
这一举措虽然弥补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使官员得到了一定的俸料补充，但却使大量商贾由此而步入仕途，不但与唐朝所奉行的“商贾之人不得入仕”的制度相悖，且造成整个官场的庸俗化。
褚遂良说他们：“惯于求利，苟得无耻，莫蹈廉隅，使其居职。从何而可，将来之弊，宜绝本想。”整个社会将充满铜臭气。
有了本钱和朝廷的指令，“捉钱令史”们就开始打着朝廷的旗号下海经商，与百姓交易。官员与百姓交易，各自代表的利益不同，各自的法律地位也不相同。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百姓与官员交易，不能平等，百姓自然很不情愿，无奈官方势大权重，只得勉强顺从。
捉钱令史背着朝廷的高利贷，不赚钱是不行的，必须交易，必须赚钱，于是，强买强卖之风兴起，商品交换经济随之愈加衰败。
捉钱令史借助朝廷政策的势力，可以从民间弄到许多钱，也可以补授实缺官职。于是，“捉钱令史”就成为作官的捷径，引起传统科举仕进官员们的强烈愤慨。同时，也逐渐造成官吏冗多，如果每年有600多人需要升官的话，官僚系统如何能承受？
再有就是捉钱令史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享有特权，他们由所属诸司诸使给碟，免去杂差遣，徭役，如有过失犯罪，府县不敢劾治，须送本司本使科责，而本司本使则往往对他们包庇纵容，开脱罪责。
他们名义上经营“官本”，实际上“私钱”数额远远超过官本。他们假公济私，从中渔利，平民百姓不堪其扰。官钱户的特殊化，不仅危及社会秩序，对社会经济也起着破坏作用，成为唐代棘手的社会问题。
褚遂良上书皇帝，反对设置捉钱令史。他指出，京师有70多个官府衙门，现在设置600多位捉钱令史，一年以后都可以实授官职。如此下去，用不了多久，官员的位置都要被他们占满。朝廷学府培养的知识分子，地方挑选的知识分子，优中选优地择出品德高尚者来做官，还免不了有些人营私舞弊。现在使用捉钱令史，培养出这些逐利之徒，个个都给官职，如何得了。所以，千万不要给他们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