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河南遭遇了多少年不遇的大旱灾。全省饿殍载道、哀嚎遍野，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景象。



    大旱一般要伴随蝗灾，袁世凯的老家项城，蝗虫几乎把所有的庄稼吃光。



    奉命办理赈灾的河南巡抚李庆翱迟延不力，被朝廷撤职。



    改以河道总监李鹤年代之。又命袁保恒到河南帮办赈务。



    袁保恒去开封上任时，把袁世凯也带在了身边，一方面是个帮手，另一方面也是想让他学一些作官的本事。



    袁世凯也想借此为自己谋个职位，学得很用心，很认真。参加这次赈灾，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到了灾区，他首先看到的由于官员的不作为，给其管辖的地盘带来的危害有多大。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到：“匪患猖獗，……倾有人自渑池、洛阳等处来言，伊地人肉卖二十八文一斤，孙杀其祖母而卖之，弟杀其兄而卖之，种种未闻之奇，无一而足。……数月之后，遍地皆成盗矣！”



    封建制度下的农民这个阶层有二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分散，另一个容易走极端。所谓走极端就是：只要有饭吃，只要有一条活路，他们都是可以逆来顺受的，都是听话的顺民。



    但要是活不下去了，也很容易揭竿而起。如果灾荒把没有活路的，分散的农民因逃荒而聚集起来，是很容易出事的。历史上发生的很多的农民起义，就是这样闹起来的。



    所以，袁世凯的话并非危言耸听。



    在跟随叔父赈灾时，袁世凯看到了二种很典型的官员及其行事风格。一种是太平官，习惯于高高在上，在寻常的日子里，生活按着正常的轨道运转，是很难发现他这个官当得怎么样的？



    而有时候，这样的人因为听话，甚至可能不贪不占。平日里中规中矩，善于逢迎，其仕途往往能很顺风顺水。



    另一种人则不但是当官，更要管事、干事。他们体察民情，勇于担当，善于发现问题，努力解决问题。人无完人，这样的人因为有主见，不随波逐流，甚至不好使用。平日里是很难得到升迁的。



    遇到灾荒这种特殊的时期，那些个太平官，那些个平日里被人常常称做的好官，这个时候非但没了用场，甚至误事。



    而后者正可以大显身手，大展宏图。



    袁世凯在赈灾时给他叔父帮忙跑腿，有时到下边传达他叔叔的命令，使他对权力产生了特殊的嗜好和想往。享受着发号施令的快感，打心眼觉得当官，大权在握真的很不错。



    第二年夏初，袁世凯的嗣母牛氏患病，他回家探望。



    在嗣母床前照顾，问寒问暖，拳拳孝心使牛氏大为感动。



    这一年的五月，开封送来急信，袁世凯特别敬重的叔父袁保恒不幸得上了传染病。袁世凯急冲冲的赶了过去，还是没能在袁保恒活着的时候见上面。



    和袁保龄、袁保恒之子等护送袁保恒灵柩回陈州。请人看风水，择墓地，安葬了叔父后，因陈州他家有一处房产，他就带着妻子在陈州住了下来。



    合久必分，大凡一个几代同堂的封建大家族，规模大到了一定程度，总是要解体的；人们称其为分家。这时候袁家也正是这样，四世同堂，矛盾重重，拉帮结派，山头林立，各自为政。实在是维持不下去了，只能走分家之路。



    由于属于袁保庆的这一支，袁世凯从分家中得到了很可观的资产。严格管教他的嗣父袁保庆和叔父袁保恒都不在了，自己摇身一变成了一家之主。



    解放了，自由了，自己说了算了。他像一匹无羁的野马，越发放荡。吃喝玩乐一阵子后，想到叔父袁保恒不在了，往上爬的梯子没有了。



    想到要进入官场，只能走科举之路，为了能多结交一些写诗作画的朋友，他发起组织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



    因为手头有钱又出手大方，这样的人在任何群体里都是受欢迎的；他很快成了当地文人中的领袖级的人物。诗文虽然写得很一般，但吃人家的嘴短，瞪着眼睛说及句瞎话，喊几声好算不上什么毛病呀？皇帝的新衣 ，整天吃人家的，谁认那个真？时间长了，袁世凯也渐渐有了些名气。



    袁甲三祠中的景色很美，也独具特色，常有人到里边游玩观赏。一八七九年四月的一天，在淮宁县办理文牍的徐世昌到此游览，恰巧袁世凯也在园中。



    “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徐世昌在一个亭前，正遥望着远处的景色，触景生情，吟诵起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那首酬乐天杨州初逢席上见赠诗句。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听到有人接上这首诗的后四句，徐世昌回过身来。



    这便是袁世凯和徐世昌的第一次见面。



    人和人之间是有缘份的，谁说只有情人才能一见钟情？这两个人的这次见面，奠定了这两个民国风云人物一生的合作和友谊。（徐世昌算是民国第三位大总统，本书第三部将专门写他。）



    当袁世凯无意中得知，徐世昌欲去京赶考正苦于盘缠不足时，二话不说便慷慨解囊。



    一八七九年秋，二十岁的袁世凯参加他这一生中的第二次乡试，也是他最后参加的一次乡试。为了迎接这次乡试，他是作了认真准备，也是下了一番苦功的，他也是抱着很大的希望。



    文社的朋友为他和几个参加乡试的学子践行，大家都顺情说好话，说袁世凯必中，他自己自我感觉也不错。



    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没能如愿。期望值越高打击越大，尤其让他受不了的是，和他同社的两个人，平时看上去很一般，根本不为被文社的大家所看好。这一次竟能一举高中，这样，他这个文社的领袖情何以堪？



    在这样的打击面前，他被彻底击垮了。他把他所有的书稿诗文都付之一炬，发下重誓，今生不再参加科举。



    从此，有谁在他面前再提起科举，他便恨得咬牙切齿。



    很多年后，在他做直隶总督时，曾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会衔奏请停止科举，从而将这个害人的制度在神舟大地永远废止。



    每次谈起这件事时，他都特别的自豪，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件事。还炫耀自己从小就痛恨这个科举制度，言外之意是他自己两次不中，是题中应有之意，像他这样的人，如果能考中，才是咄咄怪事？



    其实，我们知道，这不是真的，不过是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



    科举这条路是走不通还想当官怎么办？天无绝人之路，袁世凯还真给自己找到路了。



    这时候的大清朝一直被外强所欺辱，弱国无外交，和老外打交道总是割地赔款。



    国库早就被赔款赔得空空，这么大个国家，没有钱怎么行，能搜刮的地方都搜刮到了，也没什么可卖的了，穷凶极恶只有卖官了。



    不是偷偷摸摸，不是托关系走后门，而是名正言顺，明码标价。



    人急眼了能看出来，国家急眼了也能看出来。



    花了钱买官，当上了官就得把买官的钱贪回来，买官和贪官应当是可以划等号的。



    分家的时候是分了不少，但再多也经不起袁大少爷挥金如土！官这东西，钱少了能买到吗？没办法，为了支持儿子奔前程，他的亲生母亲刘氏、嗣母牛氏，把所有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



    带着两位母亲的拳拳之爱和殷切的希望，袁世凯又来到了京城。旧地重游，想起堂叔袁保恒对自己的关爱与呵护，想起和敬爱的堂叔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袁世凯唏嘘不已，也很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