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父亲的话，袁克定想了一下，“可是，大家就是异口同声地不认可呀？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把这些人全换了，都换成汉人，照样还是会有人反对。”袁世凯摇了摇头 。



    “那这究竟是为什么？”袁克定又问。



    “有句话怎么说了，对了，众口难调，人多事多。还得看谁主事。要是老佛爷那个时候，不搞责任内阁，谁敢说什么？载沣这黄毛小儿，差远了。”



    说到这里，袁世凯脸上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



    “有人偷着和我说，责任内阁有您就好了。”



    袁世凯旴了一声，走到门口看了一下，“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你可不准跟着瞎掺和！”袁世凯正色道。



    “这您尽管放心，我傻呀？”袁克定回答。



    袁克定这一次回来，发现父亲有了很明显地变化，和外边的人联系得多了。家里还安装了电报，经常听到电报房里传出滴滴答答地声音。



    他心里不由得想：自己的这个老爹，是不是耐不住寂寞了？



    但是，父亲闭口不说，他也不好去问。



    国会请愿活动余音未消，皇族内阁的抗议声未绝耳，又暴发了保路运动。



    晚清末期，**已经成风，官员**，民间也同样**。



    晚清新政时，为发展铁路建设，鼓励民间资本投资修建铁路。



    到一九一零年，全国已经涌现出十七个私营铁路公司。



    这些私营公司也深受**之害，或集资不到位 ，或因贪腐导致瘫痪，或修筑铁路款被挪做它用，十七家铁路公司竟无一家建成铁路。



    鉴于此情况，原来极力主张铁路商办的张之洞、杨度、盛宣怀等人都改变了观点，主张铁路国有。



    国家没有钱，可以和外国银行借贷。



    责任内阁，也就是被称做皇家内阁的这一意见被清廷所采纳。



    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日，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国有的决定：“国家必得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从前规划未善……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巨，参追无着，湘鄂则设局多年，徒资坐耗。……



    “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以前各省份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



    我们勿需讨论铁路国有还是商办或民办好，也不去讨论责任内阁和清廷这铁路国有的想法和做法是对还是不对。



    问题是，那么多人集资了那么多钱修筑和正准备修筑的铁路，朝廷做一个决定说一句“铁路国有”，就可以了吗？



    我们说过了，几何公理触犯了个人的利益也要遭到人们的反对，一个铁路国有，触及到多少人的利益呀。



    特别是四川，有很大的一部分资金来自普通的农民。



    每个农民的钱或许不多，但那是贫苦的农民从嘴里吃的、身上穿的里边，好不容易省出来的。



    本指望投资修建铁路能赚些钱，现在倒好，一下子国有了，这涉及的可是千家万户呀！



    清廷的这些决策者们，可能没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已经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权至高无上，皇帝说什么是什么的时候了。更不是白居易写《卖炭翁》的那个时候。



    一劳作者辛辛苦苦在南山烧一车炭，拉到集市上去卖。



    “心忧炭贱愿天寒，可怜身上衣正单”，一家人靠这一车炭换成钱，去买“身上衣服口中食”。可皇宫来几个人，无偿就把这一车炭征用了，只是把一块红绸布挂在拉车的牛头上。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正常商品交换的前提是买卖双方的平等，也就是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是不可能相容的。



    时代已经变了，已经进入准备立宪的历史阶段，已经有了资政院，各省也都有了咨议局。把修铁路从商办变成国有，是需要走一定的流程的，但清廷没有拿自己规定议事流程当回事。



    对于民间先期的投入，清廷那边也是尽了很大的努力做出相应地补偿。



    对于这些补偿，我们不去讨论合理还是不合理。国家的钱，归根结底也是大家的，所谓取之于民，不是统治者自家的财产。



    问题是，这样的事你和被赔偿方商量了吗？没有。



    还有，和外国的银行借钱修铁路，我们现在叫做引进外资，这无论如何应该是好事；但这也有个认识的过程。



    如果被解读成用外国人的钱修铁路，铁路就是外国人的，这借钱的行为就被视做是卖国了，这又会引发爱国情绪。



    于是，这所有的事情加到一起，就酿成了这场铁路风潮。



    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一九一一年五月十四日，长沙举行了万人群众聚会。接着又举行了长沙至株洲的万人铁路工人的示威，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叫租税以示抗议。



    在湖南的带动下，湖北、广东等地也积极行动起来。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武装起义。



    保路运动，也叫铁路风潮，声势最大，事态最严重的是四川。



    一九一一年六月一日，为了偿还在上海橡胶股票风暴中向列强的借歀，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四川总督王人文发出电报，告以度支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金。



    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则必借洋债，并将以川省财政收入做抵。



    王人文原以为政.府只收路而不收款，至此方知是路款皆收。他收到电报后 ，知此电文一传出，全省必定大乱，于是便把电文压下。



    盛宣怀、端方又致电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询问是否见到电报，李即致电成都总公司索阅，总公司转询督署。



    王人文便只得抄示公司，电文公开，全省舆论大哗。同时，端方、盛宣怀等又迭催王人文派员清查铁路公司各地帐目，以便接收，查帐员遭拒。



    十三日，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罗纶起草文章，逐条批驳，并联合二千四百余人请求王人文代奏朝廷。邓孝可也勃然大怒。他以《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为题着文，痛骂“盛大臣卖国奴”。



    罗纶，字梓卿，又字梓青，原名晋才，字康候，四川西充人。清末四川省咨议局副议长，立宪派人士，四川保路运动主要领导人。



    邓孝可,字慕鲁,四川奉节人。一九零三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在日本留学期间及归国以后,邓氏长期从事于立宪政治活动。辛亥四川保路运动时期,他出任四川保路同志会文牍部长,主办《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对于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不等通过特别股东会，连夜即发通知，翌日即宣布成立。



    成都岳府街上水泄不通。成立大会开始后，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等相继演说，声泪俱下。



    刘声元，字立青，号凤书，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人。实业家、四川保路运动领袖之一，后为佛教僧人。



    罗纶登坛，向满场一揖，开口便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号啕，连在场的警察也在哭。哭声长达二三十分钟。



    随后罗纶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台下同呼“赞成！”保路同志会就此成立，会长举蒲殿俊，副会长举罗纶。下分四股办事，为总务股、文书股、交际股、游说股。



    蒲殿俊，四川广安人，辛亥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一九零四年参加殿试，中进士，被授职主事，一九零五年公派日本留学。一九零九年蜀人公推蒲殿俊任四川咨议局议长，同年八月北京成立全国咨议局联合会，蒲殿俊被选为联合会副主席。一九一零年创办四川咨议局机关报《蜀报》，提倡民权。



    大会临时动议，与会人员全体到总督衙门向王人文请愿，要求代奏。王人文出见群众表示同情，说只要于国计民生有关休戚的事，他无论怎样也应当据理力争。



    十七日，王人文致电内阁：“本日未前，各团体集公司开会，到者约二千余人，演说合同与国家存亡之关系，哭声动地，……惟哀痛迫切之状，实异寻常”。



    朝廷未作理会，也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川的局势则越发严峻，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保路运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