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日，王人文再奏说：“成都各团体集铁路公司大会，到者一千余人，讨论合同及于国家铁路存亡之关系，一时哭声震天，坐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泣，臣饬巡警道派兵弹压，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日来关于铁路合同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纷四出，禁不胜禁，防不胜防。”



    同时上疏严参盛宣怀丧路权、国权，要求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并请将自己治以“同等之罪”，“以谢盛宣怀”。二十七日，他又把罗纶等二千四百余人签注批驳的原件及公呈人全体姓名上奏，并附片自请处分。



    清廷申谕严饬，并将王人文.革.职。



    王人文，白族，云南大理人。清同治二年生。光绪十三年（1883年）癸未科进士。历任贵州湄潭、贵筑、开泰县知事，广西南宁平乐府、奉城锦州府知府，广西桂平梧道，广东按察使、提学使，陕西布政使。



    一九一一年曾以布政使的身份短期“署理四川总督”的职务。



    在辛亥革命后，王人文曾被武昌**誉为四川革命的“八大功臣之一”。 一九一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四月，任川滇宣慰使。一九一三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后脱离国民党。国会解散后，离开北京。国会重开，遂入京，仍任参议院议员。一九一二年第二次恢复国会时仍任参议院议员。



    晚年王人文一直过着寓公生活，一九三零年病逝于天津。



    此为后话。



    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以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



    当晚，曹笃和革命党人朱国琛等人裁截木板数百块，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字样，然后将木板涂上桐油，投入江中，顺流而下。



    这就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水电报”。



    名扬四海的“水电报”把消息传遍川南、川东各地，更进一步掀起了各地群众揭竿而起的革命浪潮。



    曹笃，字叔实，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是民国元老之一。



    先后就读于自流井炳文书院、富顺江阳书院、泸州经纬学堂（现泸州职业技术学院）。一九零七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立志反清救国，与黄复生、熊克武、谢奉琦奉孙中山之命主持川省中国同盟会的工作。



    先后参与策划成都、泸州、江安反清武装起义，四川保路民军起义，曹笃领衔筹备成立国民党四川省支部，曾任中华民国国民**交通部长、川黔边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中国国民党四川特派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抗战期间力主对日作战，抱病率四川抗敌慰问团去前线慰问抗日官兵，旗帜鲜明地反对内战。



    曹笃晚年弃政从医，出任四川省国医馆馆长，开办中医学院，培养中医人才。一九四五年病逝。



    曹笃性格豪爽，胸怀坦荡，以一生之传奇为世人所称道。



    此亦为后话。



    蒲殿俊、罗纶等人被捕的消息迅速传开，各街坊传告各铺家坐户，无论老**女，各出一人，有的光顶光绪神位纸条，有的手举一炷香，潮水般地涌进督署请愿，有的人还跪地磕头哭泣，要求释放蒲、罗等人。



    面对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赵尔丰早就发出“拥挤上院，格杀勿论”的指令。他一面指使警务公所提调路广钟在督署附近联升巷放火烧房子，意在制造诬陷群众暴动的口实；一面命令卫队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三十二人，受伤者不计其数。赵尔丰又派巡防军分站各街口，开枪乱击行人及学生小儿，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第二天，大雨如注，城外居民得悉城内凶耗，人人头裹白布，冒雨奔赴城下，示哀请愿。赵尔丰又下令官兵开枪，击毙群众数十人。对督署内外被枪杀的群众，赵尔丰竟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



    赵尔丰，字季和，祖籍辽宁辽阳市，盛京将军赵尔巽之弟。其父是道光进士，其兄弟尔震、尔巽、尔萃均考取进士，唯赵尔丰屡试不第，只能以纳捐为官，也就是买官，任职于广东。一八八四年任山西静乐知县，一八八八年调永济县令，得山西巡抚锡良赏识，随任于河南。



    一九零三年锡良调任四川总督，赵又随之入川，先后任永宁道、建昌道、川滇边务大臣、四川总督。



    武昌起义后的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凌晨，在成都皇城坝召开公审大会公审赵尔丰，当众尽斥其罪，并将赵尔丰当场处决于皇城“明远楼”。



    当然，这也是后话。



    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发布戒严令，紧闭城门。各街加兵防守，兵逼商人开市，封锁邮电交通，继续逮捕同志会骨干和青年学生，砸抄铁路公司和铁道学堂，查封所有宣传保路斗争的报刊。



    血腥的屠杀不可能遏止人民的反抗，就在成都血案发生的第二天，各地同志军便纷纷揭竿而起，猛扑成都。保路风潮遂由同志会的文明争路演变成全川同志军的武装大起义。



    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龙鸣剑、侯宝斋、张捷先、张达三等人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



    仅在十余天内，成都附近州县的同志军“皆呼号而起”，“每县数起，每起数千或至数万”，从四面八方把成都围住。



    这些起义队伍总数不下二十多万，统称为保路同志军或国民军。他们砍断电杆，阻截交通，扼守要道，与清军战斗不下数百次，多次重创清军。



    同志军围攻成都十几天，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和作战经验，武器装备又不足，没能攻下成都，他们就分散进入地方各州县。



    在四川的各州县中，荣县的群众基础较好，同盟会会员王天杰就在这里从事革命的联络和组织工作，并组织民团一千余人。



    九月二十五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



    清政.府获知成都被围和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吓得手忙脚乱。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端方带兵到四川资州时被相应武昌起义的新军斩首），并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



    继川西的同志军起义后，川东地区的群众也纷起响应，占领城口县城以及大足县城。这时，西昌地区的彝族和川西北的藏族与羌族群众，也都加入同志军的行列，同清军作战。到十月上旬，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



    清廷又急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



    湖北新军被调入川，造成了武昌空虚，给武昌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如果没有立宪请愿活动、保路运动、特别是遍布四川的“同志军”地暴动，武昌起义的胜利是很难设想的。



    袁家的人发现，自家老爷这段时间特别的亢奋，特别的关心时局，关注各方面的消息。



    已经好些天没“蓑衣垂钓”了，一再地叮嘱家人，有电报和信件，要第一时间拿给他。



    大家都有一种预感，这个家的平静生活可能要被打破了。



    事实上，从去年的年底起，朝廷就开始不断有人呼吁，要求重新起用袁世凯，特别是外务部的呼声更高。



    袁世凯在外务部时，对下属要求特别严，大家都很惧怕他，也很烦他，几乎都盼望他快点离开外务部。



    他被开缺时，虽然没有人敢有所表示，但绝大多数人心里是乐开了花的。



    但袁世凯离开后，外务部的业务处处干不上去，总是遭致方方面面的指责，大家又想起了袁世凯在的日子。



    那时候累是很累，每天也很紧张，但干起事来痛快呀！也有成就感。



    一九一零年十一月以后，唐绍仪因为外交上屡屡受挫，几乎天天鼓动军机大臣们起用袁世凯，以应付外交上所面临的危机。



    这是个真诚的人，他一直被视为袁党，但却无所畏惧。从袁世凯被开缺的那一天开始，就公然为其鸣不平。



    东三省，由于日、俄都在加快侵略地步伐，为应对东三省的危机，以奕匡为首的十多名重臣，力保袁世凯出任东三省总督。



    当责任内阁遭到各方面的攻击时，协理大臣那桐心灰意冷。在提出辞呈时，竟公然说，自己这样的人，十个也顶不住一个袁世凯。



    徐世昌为避嫌，不好直接提袁世凯的名字。但几次提出要求，破格启用扶危济困之才，谁都能听出来，这扶危济困之人，是非袁世凯莫属。



    就连载沣的亲弟弟，海军大臣载洵等人，也认为应当起用袁世凯。



    一些列强，也大造袁世凯应东山再起的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