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内阁协理大臣那桐还说过，他这样的人，十个也抵不住袁世凯一个，这次喊得更凶。他对载沣说如果对袁世凯不放心，他可以用身家性命为袁世凯作保。



    载沣对袁世凯怨恨极深，听那桐如此地为袁世凯说话，立刻大发脾气。



    那桐寸步不让，马上提出告老还乡。



    叶赫那拉?那桐，字琴轩，另字凤楼，叶赫那拉氏，满洲内务府镶黄旗人，举人出身。前边提到过了，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的小那，就是那桐。



    那桐于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考中举人，由户部主事力保为四品京堂，授鸿胪寺卿，后来又迁为内阁学士。从一九零零年开始兼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理藩院侍郎。



    义和团运动期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那桐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大臣，随奕匡、李鸿章参与签订《辛丑条约》地谈判。



    一九零一年因日本使馆书记官杉杉彬被杀，以户部右侍郎的身份，赏加头品顶戴，出使日本“道歉”。翌年再奉派为赴日观博览会大臣，其间，率随员考察了日本的警政、路政；后来那桐主管京师工巡局，在开辟新式马路、兴建东安市场方面，多借鉴日本的经验。



    一九零三年擢为户部尚书，不久调外务部充会办大臣，兼领步军统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九门提督”），管工巡局事。一九零五年晋升体仁阁大学士，一九零九年谕为军机大臣。



    曾为清华大学题名“清华园”。



    和恽毓鼎一样，那桐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财富也是他的日记。



    从光绪十六年(一**零年)到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三十六年坚持写日记，系统完整地记录了晚清及民国初年的政治、外交、军事及官僚日常行为生活。在现存的日记中，前二十三年的日记为那桐逐日亲笔书写，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一日，那桐中风以后，日记改为那桐口述，他人代书，之后那桐还会查阅、小改。有时，那桐自觉身体不错，可以提笔，还会亲自再写。



    由于身处要职并处在一个特殊的变革时期，《那桐日记》的内容十分丰富。它系统完整，时间跨度大，历经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京、辛亥革命、溥仪退位等重要阶段，对于研究晚清民初的政治、外交、军事以及官僚机构的运转都具有重要价值，并为研究满族的岁时风俗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当然，这些是后话。



    和那桐一唱一和，奕匡也闹起情绪，在家称病不出。



    而前线军情紧急，很多事情必须马上处理。载沣没办法，说小话把几个人请来商量。



    奕匡两手一摊，把话说到了家：“此种非常局面，本人年老，绝对无力承担。袁世凯有气魄，有能力，有办法。北洋军是他一手打造，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算。



    “否则，再行拖延，后果不可设想。且东交民巷的外国使团也都如此主张，他们比我们还急，他们的意见可以无视吗？”



    奕匡显然不是只代表他一个人在这样地讲话。他说完话后别人都没发言，而是把目光都射向了载沣。



    载沣不笨，他当然知道在场大家的心思。



    但是，他不甘心，看了看大家，“除了起用袁世凯，真就没有别的办法吗？”看几个人还是谁也不说话，“你能担保他没有别的问题吗？”载沣看向了奕匡。



    “这个是不消说的。”奕匡打了保票。



    载沣停了好一会儿，很明显两种意见还在他心里做着激烈地碰撞和交锋。



    “你们既都这样的主张，姑且照你们大家的意见做，我可是把话说到前头，出了事你们可都要承担责任。”说着话载沣难过地流泪了，那样子即可怜又无助。



    于是，起用袁世凯的决定就这样做出了。



    对于起用袁世凯的事，在朝廷意见并不是一面倒，反对的也大有人在。



    消息刚一传出，有人就问那桐：“你们这么做，不是加速我朝的灭亡吗？”



    那桐回答：“大势今以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恭亲王溥伟，立即找到载沣，责备载沣不该放虎归山，引狼入室。



    载沣也正后悔，但做出的决定不能说改就改，就自我安慰说：“袁四是将才，且名望也好，干事多有建树，故命他去。”



    溥伟说：“这样才更可怕，没有人能掌控他，请神容易送神难，千万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



    载沣沉吟了良久，始言奕匡和那桐再三力保，或者可用。



    溥伟说：“纵难收回成命，可否用忠贞智勇之臣，以分之势？”



    载沣问：“用谁？”



    溥伟说：“叔监国三年，群臣臧否，自在洞鉴。”



    载沣丧气地说：“都是他们的人，我何曾有一个爪牙心腹。”



    溥伟知道无可挽回，长叹了口气，悻悻而去。



    谕令还没发出，载沣所以不收回成命，一方面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北洋军除袁世凯没人指挥得动。要镇压革命党非用北洋军不可，他也是为大局着想。



    另一方面，他也是有打算的。



    有记载，他和几个王公们计议过了，这次只是利用袁世凯。如果袁世凯不成事，正可以借此将袁世凯除掉。



    如果袁世凯成了事，也同样是卸磨杀驴，找个借口还不容易？



    可见，这个年轻的摄政王也不白给。



    只是很多事情的进程，常常不为谋划之人所能掌控。所谓，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十月十四日，载沣写好了一道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所有该省军队及各路援军，均归其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之水陆各军，亦得会同调遣。要求奕匡，派一个与袁世凯熟悉的朝臣，带上谕前往彰德。



    叮嘱：“促其速来，善为我辞焉，勿介意于旧事也。”



    奕匡遂派袁世凯的亲信，内阁参议阮忠枢前往。



    当天，阮忠枢赶到了洹上，把朝廷谕令和奕匡的亲笔信交给了袁世凯。也转达了载沣的话，“速来”，“勿介意旧事”。



    同来的还有内阁统计局长杨度。杨度与袁世凯有特殊情谊，当初载沣要杀袁世凯时，让他写谕旨，他曾冒死抗命。



    在袁世凯凄凉从天津乘火车南下回乡时，曾有二人从北京专程赶到天津，不避嫌疑和不畏受牵连为袁世凯送行，其中就有杨度，令袁世凯特别感动。



    杨度这次来彰德是来阻止袁世凯的，他是真心实意地为袁世凯着想。在他看来，清朝已经无药可救。就算袁世凯出山，能顺利的剿灭武昌的革命党，也挽救不了清朝灭亡的命运，没有必要为这个腐朽的朝廷殉葬。



    当时，本地一名流叫王锡彤，他是专程来给袁世凯祝寿，还住在袁府，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也在家。



    王锡彤和袁克定也不同意袁世凯复出，他们主要是担心袁世凯的安全。



    袁世凯一直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这一天地到来。正高兴的不得了，听了几个人的话，很扫兴。见几个人都是为自己好，不好发作。



    只是坚定地说：“我袁家世受皇恩，在国家生命存亡之际，当责无旁贷以报国，个人安危只能置之度外了。”慷慨陈词，又言：“我和我袁家子孙，与革命党誓不两立。”



    几个人见袁世凯决心已定，只能摇头叹息。



    说那些激昂话未免做作，但袁世凯是真得不想放弃这次机会。他能想象，为了他的出山，奕匡、徐世昌、那桐等人，付出了怎样的努力，能让他们的努力付之东流吗？



    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这两年来，在别人看来，悠哉悠哉，蓑衣垂钓、吟诗作对、寄情山水。但他自己知道自己有多难受，有多度日如年。



    他是待着的人吗？一天不发号施令，是何等的空虚和怅惘。



    一个活蹦乱跳的老虎，被关在了笼子里。每天只有在梦里，回到往日的时光，才能找到感觉；醒来则更加伤心难过。他真的很恨载沣，很恨隆裕太后，很恨很恨。



    只剩两个人的时候，阮忠枢偷着交给袁世凯一封有封的密信，说是徐世昌写给他的。只能给袁世凯一个人看，看完毁掉。



    当天，阮忠枢和杨度就住在袁府。



    王锡彤也没有走，他欲为袁世凯送行。



    袁世凯豪气干云的对王锡彤说：“你在家的时日也不会多了，得出去帮帮我了。”



    不久，王锡彤倒是真做了袁世凯的幕僚，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写了不少有关袁世凯的文章。当然，这也是后话。



    第二天吃过早饭，阮忠枢问袁世凯何时动身？



    袁世凯神秘一笑，拿出一封信，交给阮忠枢，“忠枢弟，请将为兄的此信，交给我们那位摄政王大人。”



    “您不走吗？”阮忠枢问。



    “我要走还会让忠枢弟代劳吗？”袁世凯微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