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稳固军心，断了大家撤出武昌的念头，张振武发言时甚至以佩刀砍地，眦裂发指：“武昌为兵事重地，倘不死守，则东南摇动，望风披靡，大敌当前，有敢言弃武昌者，斩！”



    会后，张振武不顾自己有伤在身而愤起驰马举旗，并沿街高呼：“汉阳不守，乃我战略撤退，武昌万无一失！”此举颇令民心安定。



    这些担当和作为，使他当之无愧地被尊为共和元勋，和孙武、蒋翊武并称“辛亥三武”。



    张振武的被害主要源自他和黎元洪的矛盾。



    黎元洪并非革命党人，是起义的人员拉着他走上这条道路的。



    把黎元洪逼上“梁山”的人中，张振武也是其中之一。说起来，没有这一步，黎元洪怎么会有后来的名利双收。按说，他应该感谢把他逼上这条道路的张振武等人，但黎元洪可不这样想。这也不能全怪黎元洪，因为，以首义功臣自居的张振武，打心底就看不起黎元洪。



    从一开始，张振武对黎元洪就没有什么好感。



    或许，黎元洪从一个清廷的高官，走上革命造反的的道路，无论如何需要个转变的过程。或许，一下子被推到这么高的位置，总要谦让一下，客套一下。你们让我当这个大都督，我说话有人听吗？是不是需要讲点条件呢？



    不管何原因，反正武昌起义之后，推举黎元洪为军政.府大都督时，黎元洪确实是曾推辞过几次。



    这让张振武异常气愤。在他看来，你黎元洪有什么了不起？革命党人这样的看得起你，你应该诚惶诚恐，感恩戴德才对，怎么可以推三推四呢？看黎元洪不争气的样子，张振武曾提出要将黎元洪斩首示众，以警醒世人，振奋人心。



    张振武说这话的时候并没刻意避人，这番言论很快传到黎元洪的耳中，黎元洪对张振武能不记恨吗？



    有人说，黎元洪和张振武的矛盾，很重要的方面要归结到张振武的性格上。张振武坦率正直，但是为人极其的飞扬跋扈。尤其在公开的场合经常嘲笑黎元洪，对黎元洪这位大都督极其的藐视。



    “当日不是我们这些人将你推出来，能有你今日之威风?”这是常挂在张振武嘴上的话。



    肯定地说，这是让黎元洪很难忍受的。



    在一段时间里，黎元洪虽然贵为副总统兼湖北都督，但当时坐镇武汉的主要军事将领其实是共进会的孙武、张振武和文学社的蒋翊武，人称首义的“三武”。有这“三武”的存在，被推上“都督”宝座的黎元洪的权力是很有限的。



    黎元洪和张振武彼此间嫌怨日深，面和心不和，已是军政.府中公开的秘密。身为都督的黎元洪心里虽然恼怒，但慑于张振武手里的“枪杆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张振武是个抓枪杆子的人，他直接掌握的将校团有三千多将士，团长是其亲信，也就是和张振武同时遇害的方维团长。这支部队只听张振武的，是黎元洪的一块心病。



    武昌起义胜利后不久，发生了群英会事件。



    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出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长之职。他居功自傲，“逢人称首义”，以“革命元勋”自封，且作风跋扈，喜独断专横。很多的文学社、共进会的重要成员都觉得受到排挤、抑制。黄申芗是共进会重要成员，在会党中颇具声誉，对孙武极为不满，于是他便联系其他一些不满孙武的人密谋倒孙。



    黄申芗（1884—1942），湖北大冶人，字少骧、圣养。一九零五年与人组织同心会等反满团体。次年投入湖北新军。后考入特别陆军小学堂，又组织种族研究会、湖北军队同盟会。一九零九年加入共进会，接替孙武主其事。次年与李六如等密谋响应焦达峰在长沙的起义，事泄走沪。武昌起义后任湖北都督府近卫第二协统。一九一三年和詹大悲等在汉口策划讨袁，事败潜离武汉。护法时期蓝天蔚在鄂西组织靖**，应邀前往。失败后去庐山隐居。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山到沪，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在上海病逝。



    一九一二年二月，黄申芗、向海潜等人组成“改良政治群英会”，策划武力倒孙。



    二月二十七日夜，以黄申芗、向海潜为首的群英会成员，会合第三十一标组成的教导团，由文学社领导的伤兵团体毕血会，起义老兵组成的将校团，以及由士兵组成的义勇团，集众达数千人。配带群英会徽章，涌上街头，高喊“打到孙武”，“打到军务部长”的口号。



    随即包围了军务部及武昌大朝街孙武寓所。孙武孙事先得到消息，已匆匆逃避汉口。群英会等会众遂捣毁孙武的寓所，放火烧其房屋。



    武汉群英会暴乱事件之后，黎元洪曾下令解散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将校团，没有成功。



    他想派一个心腹去任副团长，试图让这支部队摆脱张振武控制，遭到该团的拒绝。



    他又下令将这个团编入其亲信王安澜统率的第六镇，又遭强烈反对，被迫收回成命。



    最后又设计想把该团改为军官学校，也没能成功。



    民国成立后，南北方不打仗了，都开始裁撤军队。原兵站所辖六个大队，共千余人，黎元洪下令将其解散。



    张振武则把这支队伍改编成军务司护卫队，又成了他亲手掌握的一支部队。这样的在黎元洪身边拥兵自重，让黎元洪如何能泰然处之。



    更何况，张振武对黎元洪的施政有诸多不满，还经常把“鄂政不良，我等当再度革命”也挂在嘴上。



    在两个人之间，还有一件怨恨很深之事。南北议和期间，为了做打的准备，张振武曾带巨款去沪购置军火。



    湖北驻沪代表杨玉如电告黎元洪，说张振武“耗费公款，械不合用”。



    黎元洪派人去查他的账目，并电请沪都督陈其美监视他的活动。



    张振武一怒之下返鄂，当面质问黎元洪：“你凭什么资格查我的帐？”



    黎元洪实行军民分治，将武昌起义有功人员，警视厅长顾庆云排挤去职。张振武非常气愤，上书黎元洪严词诘责，使黎元洪觉得张振武是处处和自己作对。



    群英会事件后，黎元洪改军务部为军务司，军务部原正副部长孙武、蒋翊武和张振武同时被解职。孙、蒋都消极隐退，只有张振武不干。不甘为军事顾问，强烈要求留任，黎更加对张不满。



    黎元洪一开始是想把张振武调出湖北。



    请袁世凯帮忙，调张振武为“东三省边防使”，让张振武带着自己的人马，走得远远的。



    袁世凯开始一口答应。



    但革命党人终究是外人，袁世凯怎能让革命党的人马在他的身后驻扎。便借口东北大局已定，南军不服北方的水土等理由推托。



    黎元洪和袁世凯说了实话，请袁世凯解决困难。



    恰巧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后，一直想打压南方革命派的军事力量，因此在对于张振武的态度上和黎元洪达成一致。在袁世凯的亲信、参谋次长陈宦的策划下，决定对张振武等人施行调虎离山之计。



    于是袁世凯以共商建国大计的名义，邀请孙武、蒋翊武、刘公、张振武等民国元勋十六人入京就职。



    张振武信以为真，当他踌躇满志的和孙武等人赶到京城时，没想到袁世凯为“三武”安排的全是总统府军事顾问虚衔。



    孙武和蒋翊武没说什么，张振武大怒，当众指责：“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耶？”



    他找袁世凯要求，安排实职。袁世凯没有办法，只好又封他为蒙古屯垦使加以敷衍。



    张振武又信以为真，对这个职务很满意，遂和袁世凯落实经费和人员编制。



    袁世凯又借口经费困难，目前无法筹措。



    张振武一怒之下返回湖北。自立门户，在汉口设立屯垦事务所。要求黎元洪每月提供经费一千元，准备召兵一镇，去蒙古屯边。



    黎元洪在裁撤军队，而张振武却在这里招兵买马，这不是和他对着干吗？谁知道张振武招的兵马干什么用？如果是对自己搞兵变，搞什么“二次革命”怎么办？



    还要自己给提供经费，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我给你钱，让你招兵买马革我的命，谁是傻瓜吗？



    一山不容二虎，有张振武无自己，有自己无张振武。这个时候的黎元洪，应该是已动杀机。



    但是，袁世凯当起了好人，特意派出湖北籍的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回武昌进行调解。



    刘成禺等人属于议会**和党的参议员，张振武属于共和党中的民社派，他们出面张振武也不能不给面子。



    在各方努力下，张振武和黎元洪等武昌地方军政大员至少在表面上恢复了和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