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在民国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给国会的答复书如下：



    “……依《约法》第十九条暨《国会组织法》第十四条之规定，质问权为议院职权之一，非议员职权之一，其义甚明，故质问之行使，无论议院法有如何连署之规定，虽不必由院议公决，要不能不经由议院提出，是以议员迭次依议院法而提出质问书，均于议院有《国会组织法》第十五条所定总议员过半数之出席，得以开议时，由议长以开议日 期报告文件之际提出报告，此执行《国会组织法》暨《议院法》之通例，实为两院所现行，断未有不经此项手续，而可以滥行质问者也。



    “兹来咨既称两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前议院所有之质问权，当然因不能开会之结果，而不能提出。……



    “查两院议长， 业于十一月十三日，以两院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不得已于十一月十四日起， 停发议事日程等语，通告有案。此次质问书之提出，在议院议长通告停发议事日程之后， 既已停发议事日程，何能提出质问书？且查当日提出质问书之情形，系发生于两院现有 议员之谈话会，以法律规定所无之谈话会，而提出属于法律上议院职权之质问书，实为 《约法》、《国会组织法》、《议院法》规定所未特许。



    “政.府为尊重国会起见，对于不足法定人数之议员，非法所提出之质问书，应不负法律上答复之义务。惟查各该质问书， 于追缴隶籍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及令内务总长分别查取本届合法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各节，不无所疑，不能不略为说明，以免误会。



    “查十一月四日大总统命令，曾声明此举系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起见，并将详细情形布告国民；盖以议员多数而 为构成内乱之举，系属变出非常，不特议院法未规定处理明文，即各国亦无此先例，大总统于危急存亡之秋，为拯溺救焚之计，是非心迹，昭然天壤，事关国家治.乱，何能执常例以相绳！所以令下之日，据东南各省都督、民政长来电，均谓市民欢呼，额手相庆。



    “议员张其密等所称举国惶骇，人心骚动，系属危言耸听，殊乖实情。且现已由内务总长 核定调查候补当选人划一办法，令行各省依法办理；议员郑毓怡等所称对于民国是否有 国会之必要，尤属因误滋疑。总之，前奉大总统命令，业已郑重声明，务使我.庄.严.神.圣之国会，不再为助长内乱者所挟持，以期巩固真正之共和，宣达真正之民意等因。



    “各议员果能深体此意，怀疑之点，当然释然。除函答参议院议长外，相应函请贵议长转达贵 院现有各议员查照可也。”



    对议员们提出的问题避而不答，着力否认议员们有质问权，对袁世凯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让这个“第一流人才内阁”更加名誉扫地。



    袁世凯当然不想恢复国会，又不想独担解散国会的恶名，就想到了召开政.治.会.议来解决问题。



    政.治.会.议原是袁世凯容纳许多有地位无官职又不是国会议员的政界人士，性质有点非驴非马，可是在袁世凯决心扼杀了国会后，政.治.会.议就派了用场。



    政.治.会.议的组成，是由总统派十人，国.务.院派四人，各部每部派一人，各省每省派二人合组。



    袁世凯所派的是：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蔡锷、宝熙、杨度、赵惟熙、饶汉祥、杨士琦、马良。



    最初，袁世凯拟指定杨度为政.治.会.议议长，顾鳌为秘书长，不料正要发表时，袁的一个老朋友李经羲到了北京。



    李经羲是清朝末年领衔各省督抚，联名奏请提前立宪并召开国会的主角。袁世凯自己出身督抚，对于做过清朝督抚的人看得最重。所以李经羲一到北京，袁就把已经发出派杨度为政.治.会.议议长的命令收回，改派李经羲为议长。



    民国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政.治.会.议议员六十九人，在新华门集合，由内阁总.理熊希龄、内务总长朱启钤导入中南海怀仁堂，恭谒袁大总统。



    当天下午，政.治.会.议就在北海团城承光殿举行开幕典礼。议长李经羲在开幕词中，把政.治.会.议的性质加以描述。



    他说：“现在所注意的是人治，而未到法治时期……本会之产生并无成规可按，所以性质上只是一种咨询机关，有同意之权，而实行之权则在政.府。……大总统只以救国为前提，不存丝毫政见，我们虽不能代表国民，却也有我们应尽的天职。”



    这时，国会已无开会可能，于是，粤督龙济光电请袁世凯，要求以政.治.会.议替代国会。接着， 袁世凯授意十九省军民长官联名，发表了一个主张解散国会的通电。



    该通电要求解散国会的理由是：国会开会七阅月，毫无成绩，所以应该把残留的议员解散云云。



    袁根据上面两电，咨询政.治.会.议取决可否，以便实行。同时提出了所谓救国大计案，该案包含资遣国会议员回籍和增修约法案两事。



    他的理由是国会既因人数不足，自身不能行使职权，而增修约法案前已提交国会，乃国会一搁再置，所以现在提交政.治.会.议来 讨论。



    十二月二十九日，政.治.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救国大计案”，议员们大家面面相对不敢腼然以立法机关自居，因此讨论不出结果来。



    最后决定成立十五人审查会，推蔡锷为审查长，孙毓筠等为审查员，交由审查会去讨论。



    民国三年一月二日，十五人审查会开会，大家仍然认为这是两个难题，不容易做出文章来。但又不能交白卷，因此建议政.府，对增修约法问题，另设“制法机关”进行讨论。至于解散国会问题，决议建议政。府，国会议员应即停职，给资与否由政.府自决，回籍与否由议员自决。



    元月十日，政.治.会.议就根据审查会的意见，呈请袁总统采择施行。



    同日，袁根据政.治.会.议的第二个法案，下令解散国会。这样，袁世凯搞垮国会的愿望，终于达成了。



    民国的第一届国会，从成立到被袁世凯解散，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浓一笔。特别是在为维护共和所进行的努力和抗争，可以说是写下了可歌又可泣的篇章。



    虽然，这第一届国会，从代表的产生，到两会的议事和运行，曾经饱受争议和指责。



    有文章这样记述第一届国会选举情况；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全国各省区开始了第一届正式国会选举。按照此前公布的《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正式国会由参议院、众议院两院组成，其中参议员由各省议会议员选出，共二百七十四人，众议员由各地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共五百九十六人。



    “不过，并非人人都有资格投票，“资格选民”首先必须是拥有中华民国国籍的男性，然后要至少满足每年直接纳税2元以上、有500元以上不动产、拥有小学或相当于小学的学历三个条件之一。这样筛选后，全国“资格选民”只占4亿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最终的实际投票率也只有十分之一，即400万人。但如此大规模的选举，对于当时的中国无疑仍是个新鲜事物。用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话说，“中国这时虽有人口四万万，但八成是不识字的文盲，另外二成虽或多或少认得字，但他们也不知啥叫民主，啥叫选举。”这就难怪当年选举中的怪现象比比皆是。



    “早年加入同盟会的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自十八岁就离开家乡外出读书，选举时人在上海，却当选了家乡陕西省朝邑县的初选议员。回去打听了才知道，原来朝邑竟像办差一样“办”起了选举，当地设了一个选举事务所，请来各乡绅士帮忙，这些绅士的实际任务有二：第一，决定各乡应当当选的人名单；第二，为“应当”当选的人按法定票数抄写选票。张奚若就这样毫不知情地被“选”为初选议员。



    “而在江苏南通，《民立报》记者遇到了一位拖着辫子的乡人前来投票，简单问答，不禁啼笑皆非。原来，前几日有人送投票证到他家里，他还以为名为投票，实则要钱，顿时惶恐，生怕不去会惹来祸端，这才赶紧带着投票证和现钱赶到投票现场。



    “江苏算是当时中国相对开放的省份，“资格选民”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在全国范围的四千万“资格选民”中，这样的糊涂选民恐怕不在少数。



    “不过，乡人糊涂，热心选举的各党派人士可一点都不含糊。当时国内政党林立，其中最大的两个党派是同盟会联合多党成立的国民党，以及由来源于清末立宪派的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合并成的相对亲袁的进步党。……



    “无论国民党、进步党，最基本的选举手段当然是竞选演说。江苏共和党众议员王绍鏊回忆，竞选演说多在茶馆或其他公开场合进行，“竞选者带着一些人，一面敲锣，一面高声叫喊，××党×××来发表竞选演说了，欢迎大家来听呀！听众聚集后，就开始演说……听讲的人大多是士绅和其他中上层人士。”对于识字不多者，公开的竞选方法则是开设私塾教选民写候选人姓名，预印候选人名片以便选民带入选举场内摹写等。



    “演说也罢，开私塾、印名片也好，多少还有点公平竞争的氛围，但一些暗中进行的活动却着实乱象丛生。



    “有偷选票者，江苏淮安清河县众议员初选，一候选人为确保当选，竟然偷去马头镇选票四百张，填写自己的名字；



    “有买选票者，用酒饭、面点、火车票、金钱甚至鸦片，不一而足；



    “有选票卖价太低而懊恼者，苏州复选选票价格相当波动，特别是到最后几日期限，只差数票的竞选人不惜重金收买，使得票价猛升，共和党出价达到三百元甚至更高，以至于许多已经廉价卖出选票的人懊悔不已；



    “还有因选举发财者，民初商业萧条，但在国会选举的带动下，选举投票所在地的旅馆爆满，饭店整日高朋满座，妓院房间都被早早预订，各自发了一笔“选举财”。



    “更有甚者，投票现场直接上演“高手对打”的闹剧，江苏无锡的省议员选举分了十个投票站，由于政党相争，暴徒起哄，竟有七处投票站被毁，管理人员被殴，投票箱被砸……



    “国会议员选举的过程一团混乱，用尽了合法的、非法的手段，有人明白，有人糊涂，有人揣着明白装糊涂……到了一九一三年三月，总算有了各政党都承认的选举结果。”



    联系到民国初建时的国民素质和人们的民主意识水平，以上的描写应该是可信的。



    但是，不管选举过程有多少问题，但第一届国会却把很多的优秀分子集合到了自己的旗帜下，这不能不是个奇迹。



    而第一届国会在履职方面，也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第一届国会做出的第一个决议，竟是给议员定下了天价的工资。有人因此而讽刺他们不是代表国民，而是个人利益的代表者。



    公权力来自民众，自当用于民众。如果一个持有公权力的人，首先盘算的是用公权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无疑是对公权力的滥用，也是公权力的**。国会议员近八百人，号称八百罗汉。这八百罗汉的高薪，对财政拮据的袁世凯政.府,无疑是极重的负担。袁世凯所以很痛快的照单全收，显然没作长久打算。



    而无论这第一届国会有多少问题和不足，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努力和勇于履行职务。



    当然，国会和议员们能够敢于对行政权力进行限制和监督，说明当时的社会环境，还是有一定的民主氛围的，至少不用冒被杀头的危险。这一点，同样是应该肯定的。



    搞垮国会，袁世凯尽管如愿以偿，但这也正是他的可悲之处。因为，搞垮国会，正如他搞垮国民党一样，不过是加速了他走向身败名裂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