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虽是军界中人，也热心社会事务，并积极参与其中。



    一九零九年爆发的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湖北也是重要发生地。在留日的爱国学生鼓动下，武汉的绅、商、学、军各界闻风而动。为统一行动，成立了铁路协会，黎元洪是协会的军界代表。



    由于办事热心，被协会众人推举为组织领导者之一的协会委员。他积极的为协会出谋划策，支持选代表入京请愿。为了解决活动的经费，他还组织在军队内进行募捐，他个人也带头捐款。



    这验证了恩格斯的那句话：“最先的抗议，往往是从统治阶级内部发出的。”



    黎元洪从社会最低层起步，接触的是新式教育，身居官场多年，对清廷统治的腐朽有更深刻的认识。他不是革命党，也从未参加过革命党人的活动，但他在心底是同情革命党人的。



    革命党人在新军的活动，他虽然没提供过帮助，但很多时候是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如果没有太大的风险，他也是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提供方便的。



    革命党人刘静庵入马队第一营当兵，黎元洪当时是马队一营管带。他见刘静庵谈吐不俗，就提拔为护升，协理文书。第二年刘静庵与黄兴联络的信件被截获，密告到黎元洪处。黎元洪不咎其罪，叫人示意刘静庵托病辞职，了却此事。



    刘静庵（1875—1911），湖北潜江人。原名贞一，又名大雄，字敬安、敬庵，一九零三年赴武昌加入湖北新军。



    一九零四年参加科学补习所，谋划长沙起义未果。也曾与王汉、胡瑛密谋行刺清廷户部右侍郎铁良。



    同年以担任美国教会阅报室司理为掩护，订.购革命书刊，组织演讲，宣传革命。



    一九零六年主持创立日知会，被推为总干事，联络军、学、绅、商各界，不久加入中国同盟会。



    十二月计划于武汉发难，以响应萍浏醴起义。后被叛徒诬告为通缉在案的哥老会首领刘家运，于一九零七年被捕。



    一九零九年被判处永远监禁，在狱中坚持读书，团结狱友，并以“铁血军”名义宣传革命活动。一九一一年因备受酷刑，在武昌首义前病逝狱中。



    一九零六年，江西萍乡发生了一起土匪冒充革命党人的暴动，惊动了清廷。清廷急电南京，武汉出兵镇压。



    湖北军最高长官张彪派黎元洪带兵前往。出发前，因为搞不清暴动的是土匪还是革命党，黎元洪就给军官们开会，特别强调，此次军事行动，一个重要问题，是要搞清楚暴动的是革命党还是土匪，对二者是要不同对待的。



    若是祸国殃民的土匪，没说的，就是要坚决镇压。若是革命党人，则要多多劝解，多用政治手段化解矛盾。因为这些人是有信仰的人，行事有自己的追求和道理，不能采取简单的镇压手段。



    到达萍乡后，黎元洪没急于用兵，而是和当地百姓了解这伙人的情况。当得知这些人烧杀抢掠无恶不做时，断定这伙人是打着革命党旗号的土匪，立即组织进剿。



    这伙土匪本来想打着革命党旗号浑水摸鱼，见他们的伎俩被识破，逃之夭夭做鸟兽散。黎元洪带着他的部队，在萍乡驻扎了二个月。买卖公平，秋毫不犯，当地人从未看到这样纪律严明的军队。



    离开时，当地民众自发送黎元洪所部“亲民牌伞”，那种类似于万民伞的东西，虽然比不上朝廷给的那些嘉奖，但又是任何奖赏都比不上。



    “楚报”主笔张汉杰，是日知会会员，撰文抨击湖北巡抚陈变龙出卖主权，陈大怒。他并不知张是革命党，却硬给张汉安个革命党的罪名，说张这是在鼓吹革命。勾结英国驻武汉领事，将张汉杰逮捕，引渡，交陆军执法处审理。



    陆军执法处长是满族人铁忠，是黎元洪的朋友。黎元洪得知此事后，没有人找他帮忙，他却主动找到铁忠，为张汉杰说情。



    言道：“彼弄笔之书生耳，以口舌刻薄，致触当道忌。若必仰承意旨而严惩之，则舆论将集矢公之一身，公何必取媚于一人，而犯众怒乎？”



    铁忠听了黎元洪的话，觉得有道理。他对巡抚陈变龙本无好感，实在没有必要为他而为千夫所指，于是就想把张汉杰无罪释放。但遭巡抚陈变龙百般阻挠，无奈轻判了一年监禁。后陈变龙调理武汉后，又是黎元洪设法，将张汉杰提前释放。



    在武昌首义之前，黎元洪辖下的二十一混成协内，也是日知会等革命党人密布，活动也相当热络。有人提醒黎元洪，再不加管控，会受到这些人的牵连，黎元洪还是视而不见。



    有一天，下属施化龙偷着向他报告，说有好几个营里，都发现了革命党人的活动。请示黎元洪如何处理。



    黎元洪和施化龙个人感情不错，可以无话不说，对施说：“此事万不可声张，恐大帅（张彪）闻之，更难办理。”



    不久，时任连长的革命党人潘康时，从事秘密活动被发现，案子搞得很大，黎元洪保不住了。从事革命党活动是重罪，为了让潘康时能够轻松过关，黎元洪做通了营长的工作，向上写报告时，说潘康时是聚众吸食鸦片。将潘康时撤职了事。



    潘康时一直记得黎元洪的这份恩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余因伊等保全红蓝顶之故，生命幸赖以保全。”



    在那个时候，剪辫子是可以判反叛罪的。很多参加了革命党的年轻人，觉得自己拖着个长辫子是很耻辱的事，是和自己革命党的身份不相趁的。有一人喝了点酒，冲动之下，把辫子剪了，被告到黎元洪处。



    这时候，这个剪辫子的年轻士兵，酒也醒了，很害怕，也很后悔。



    当几个人把这个剪了辫子的士兵带到黎元洪面前，黎元洪指着这个士兵头上的乱发，哈哈哈哈大笑说：“不错，不错，免豚尾之讪笑，开风气之先河。”



    把一个很严肃的事件，变成了玩笑。



    后来，黎元洪索性在军营宣布，我们这里是军营，头上拖着个长辫子是很不方便的，有愿剪发者，听其自便。



    一个寛以待人，处处以人方便，对和自己不睦之人以德抱怨，是一个人品德高尚的表现，也是很难做到的。特别是对待那些处处找自己的毛病，处处和自己过不去的人，能做到这一点就更难了。



    而黎元洪却在很大的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在他处理和张彪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张彪（1860～1927）字虎臣，山西榆次人。



    张彪从小丧父，家境十分贫寒，以推车运煤挣钱糊口。母亲亡故后，于光绪六年（1880年）投补太原抚标兵额。后因武功超群，又应童子试。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发现其身体健壮，人才出众，办事踏实可靠，甚是喜爱。提拔为随身侍卫，视为心腹，连连擢拔。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升任湖广总督，时值汉口水患成灾，张彪受委督修湖西大堤。其间，精心设计，严格施工监督，工程顺利完成，水患根除。当地称大堤为“张公堤”。随后，负责监修武泰、武丰两闸，工程同样坚固。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张彪受清政.府委派，赴日本考察军政、营阵以及枪炮诸事，军事才能有所增长。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后，在湖创练鄂军，被清政.府授予“壮勇巴图鲁”称号，升授湖广督标中军副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升任四川松潘镇总兵。是年秋， 宣统三年（1911年），张彪任第八镇统制。



    张彪在旧军中起家，养成了专横跋扈的作风。又因为和总督张之洞关系特殊，平日里目中无人，谁都不放在眼里；开始和黎元洪打交道也是这样。



    因为他比黎元洪资格老，人脉广，关系硬，对黎元洪随便指使，简直当下人对待。其实，黎元洪的地位虽然不能和他平起平坐，但也差不许多。放到别人身上，肯定受不了，但黎元洪能泰然处之。



    时间长了，张彪发现，黎元洪是处处都比自己强，什么事都比他做得好，他受不了了，把黎元洪看成是威胁自己地位的大敌。因此而处处找黎元洪的麻烦，处处给黎元洪出难题、下绊子。



    黎元洪佯装不知，处处相让。



    别人看不下去了，为黎元洪不平，对黎元洪说：“张彪这样的人，得寸进尺，越让着他就越肆无忌惮。”



    黎元洪听了只是笑笑，仍一如既往。



    一次，张之洞召开新军将领会议，黎元洪因病晚到。张彪见这是诋毁黎元洪的难得机会，就无中生有的说，有人在某妓院见黎元洪醉卧不起，看来是来不了了。



    张之洞信以为真，对黎元洪很失望，待黎元洪到后。立刻对他进行严厉的训斥。



    黎元洪没争辩，只是据实禀报：自己正出门时，突然一阵头昏，根本走不了路，只能稍稍休息一下，结果晚到。



    张之洞听后狠狠的瞪了张彪一眼，张彪低头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