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增详请不到，黎元洪只好请了另一个清廷旧吏刘心源暂代民政长。



    刘心源(1848-1915 年 ) ，谱名文申，考名崧毓，字亚甫，号冰若，另号幼丹，自号夔叟，晚号龙江先生，清末民初着名金石学家、文字学家、书法家。



    清道光戊申年八月初七日(1848年9月4日)寅时生于今洪湖市龙口镇( 当时属嘉鱼县腾云洲 ) 一家书香门第。



    父亲刘正钧，字凤山，系晚清秀才，以教书种田为生。



    刘心源年少丧父，由长兄达源 ( 附贡生 )支持读书。清同治癸酉年( 公元1873 年 ) 在廪生试中第六十七名举人，光绪二年 (1876 年 )恩科会试中七十名贡生。保和殿复试一等二十六名。殿试二甲第三十七名，赐进士出身。朝考一等第十六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土。一年后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



    此后历任顺天乡试同考官，会试同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江西道掌广东道御史，京畿道御史，河南副主考，四川夔州知府、成都知府，江西督粮道、按察使，广西按察使等官职。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日领导了湖北保路运动，辛亥首义成功后被举为湖北议会议长，国会会员。为官四十载，清正廉洁。



    民政.府下设内务、外交、财政、实业、交通、司法、教育七个司。各司司长开始多是从军政.府相关部平调过去，这些人都是从起义有功人员提拔起来的，管理行政既少能力，也缺乏经验，便逐渐的被有能力，有经验的人所取代。取代他们的，当然是前清的官员。



    所有的改革都是利益再分配，在这重新分配中，有人有所得就必定有人有所失。



    封建**被民主共和取代了，人还是“旧人”，转身还需要时间。也就是说，封建**进入历史了，但诸如打江山坐江山、论功劳排座次等封建的思想和传统意识，还扎根在人的思想深处。



    官场上，一般说来，人总是上容易，下是很难的，常说的一句是能上不能下。每个人又差不多都有个弱点，就是对自己总是估计过高，而自知之明是需要很高的素质的。就是说，出局之人很少有人认为是自己不行才下来的，都觉得是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如果丢了官是个人自己的事，会有谁站出来打抱这个不平呢？都是要把自己装扮成是为了大家，总要给自己找到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是自己不行，而是因为自己是属于什么党，或者干脆说是旧势力对革命党的清算和复辟，这是最有动员力的口号。



    每个人在投身某项活动或者事业时，一般都是要有自己的个人目的，个人诉求，只是很多人是不承认的。总要打出为别人或为大家的旗号，总要为自己穿上漂亮的外衣，这实在没什么奇怪。



    总而言之，因为黎元洪搞军民分治，他与会党间的矛盾更加剧烈。更让黎元洪想不到的是，会在他的一亩三分地，掀起一浪接一浪的倒黎大潮。



    我们前边讲到过的群英会事件，其实也是这一类的事件，只是那一次，矛盾都集中到了孙武身上，孙武为黎元洪档了子弹。



    同盟会员祝制六，湖北荆门人，原文学社骨干，日知会员。武昌起义时任四十二标代表，在光复汉阳中做出过突出贡献。



    当他在警察学校监学职位上被解职后，心怀不满。便和同盟会员江光国、滕亚钢等，秘密联系，组织改良政治团。



    他们设立秘密机关，试图推翻军，推翻黎元洪，进行三次革命。（一次革命是武昌首义，二次革命是群英会事件）



    祝制六等原计划七月八日起事，后又推到十六日。因为这一天下大暴雨，没能发动。



    十七日内部人员李忠义到黎元洪处告密，黎元洪立即派出卫队突然闯入阅马场的同盟会事务所。搜出檄文、布告、文书、名册、徽章、令旗、传单、愿书等证据，随即将江光国、滕亚纲二人逮捕，交军法局审讯。



    又派出大批军警，在汉口大公宾馆将祝制六抓捕。祝制六被押解过江，在武昌汉阳门便将其就地正法。江光国、滕亚纲也在当天下午被处决。



    一直被视为心慈手软的黎元洪，为了自保，杀起人来一点都不手软。看来这老实人被惹急了，更可怕。



    黎元洪将祝制六等人的谋反罪行和证据公布，同盟会不敢承认与他们有干系，虽对祝制六等人被杀很愤怒，但也只能吃哑巴亏。



    明的来不了就使暗劲，总之，黎元洪与同盟会的矛盾更加剧了。



    不久，发生了黎元洪假袁世凯之手，残杀首义元勋张振武事件。张振武的被杀，肯定与祝制六发动的三次革命，和张振武手握重兵，把继续革命挂在嘴上有关。



    如果说黎元洪杀祝制六，和同盟会的矛盾，还是在暗处较劲。但杀张振武后，黎元洪和革命党矛盾公开化了。倒黎，已经成了革命党和同盟会在湖北的大政方针。



    很快，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党人顾斌、顾开文、罗子常、罗子达等到鄂设立秘密机关，称“振武会”。总机关设在武昌城内札珠街十三号，顾开文为司令长，顾斌为干事，又设分机关三处。还有许多小的秘密机关不下十处，联络有志为张振武复仇的革命党人。



    他们一方面声讨袁、黎勾结，镇压湖北革命党人的罪行，谓“袁、黎不死，即不能真正享共和之幸福”；另方面积极与军队中党人联络，希图乘时暴动。



    驻扎城外南湖马队第二标积极响应，计划于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周年纪念日起事。



    黎元洪听到风声。九月二十三日，宪兵队在嘉宾楼拿获党首一人，汉口亦获大头目黄某，立即正法。



    南湖马队恐事机泄漏，决定提前于二十四日夜十二时起事。



    却不料二十四日下午城内的总机关被黎元洪的密探侦破，黎当夜派宪兵一营包围札珠街十三号，将顾斌、顾开文、罗子常、罗子达等八人抓捕，将二顾二罗四人在都督府前斩首示众，其他四人监禁二十年。



    南湖马队二标得悉城内机关被破获，一营管带集合全标官兵，鼓动道：“机关已破，不如趁此时攻进城内。”声称城内有某标某营可为接应，决不至于失败。二标标统也随声附和，全标官兵随即倾巢而出。先攻起义门，希图乘敌不备，斩关而入。



    但第四师师长蔡汉卿已奉黎元洪令，事先在起义门埋伏。在城墙上以重炮向马队轰击，当即击死数十人。马队后队随即往扑保门进攻，那里有第一师师长黎本唐把守。



    蔡汉卿率军出城夹攻，马队官兵腹背受敌，双方激战三个多小时，至天明，马队不敌退回南湖本营。一路上凫水死者甚众，仅存的四百余余人。



    黎本唐、蔡汉卿率军追随围捕，马队官兵逃散。被捕之人，有的被就地处决，有的被解至都督府或司令部正法，有的被解至阅马场杀害，标统和带头的营管带均被正法。



    次日，黎元洪下令巡查城内各军，遇有马队二标中人，格杀勿论。又令军警稽查散兵，捉获即杀，不问口供，尸体丢进长江，连姓名、罪状均不宣布。



    此役死于战斗中的马队官兵二百余人，湖中泅水死者数十人，被“正法”者数十人，共三百余人，此外，有部分并未参加起事的马队也被误会，指为乱兵，四围合攻，当场枪杀二百余人。蔡汉卿率军到南湖，又误会炮队参与起事，毙炮队数十人。



    马队二标失败后，又有马队一标革命党人继起，密谋再举，结果被拿获，又处决数人。九月二十五日到十月中旬，又陆续破获“振武会”秘密机关十余处，数十人被处死。



    此外，在武昌周围各县：襄河、沙洋都有振武会活动，荆门、当阳等县亦有振武会分支七星会组织。很快，这些组织均遭破坏，多人被杀。



    此番捕杀，死者当在一千人以上。军法局收禁的人犯达五百余人，以至人满为患。这次被杀的革命党人，基本上是参加首义的原来文学社系统的革命党人，经过这次杀戮，幸存下来的已为数不多。



    接下来，黎元洪采取了多种防范措施：



    设立鄂军稽查处，加强对革命党人的秘密侦讯。



    下令禁止军人参加政党、社团，已入者务须脱离，尤禁参与秘密结社或开会，违反者，则惟主管长官是问。



    加强警戒，各军队按照区域添班逡巡，每晚发特别口号，在险要地点酌设快炮、机关枪，巡警厅、消防厅分途巡逻街道，晚九点钟以后戒严。



    十月五月以后，又下紧急戒严令。



    首义周年纪念日前几天的武汉，气氛异常紧张，人们均有恐惧之色。都以国庆日为不祥之日，必须度过此日，方可安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