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称帝时，北京的国会饱受摧残，议员们纷纷南下，聚集上海的不下二百余人。西南护国运动开始后，旅沪的国会议员也为之声援呼应。袁死后黎继总统，《约法》恢复，国会重行召开，原来南下的议员们陆续回到北京。



    民国五年八月一日，国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常会开幕典礼，参议院议员到一百三十八人，众议院议员到三百一十八人。



    参议院仍由王家襄、王正廷为正副议长，众议院仍由汤化龙、陈国祥为正副议长，临时公推王家襄为主席。



    黎元洪总统及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财政总长兼外交总长陈锦.涛，交通总长兼内务总长许世英，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张国淦，海军总长程璧光，同时莅会。



    大总统黎元洪依照民国二年公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第四条，郑重宣誓。



    誓云：余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



    黎同时致词：“天佑吾华，政局聿新，经纬万端，宜叩众意。议会诸君子为国民所选举，其于民生国计，筹之熟矣。方今时局艰危，正赖贤豪补救，望诸君子一心一德，无党无偏，以法治为指归，立宪政之基础。国运昌隆，政象清明，皆将于诸君子是赖。元洪不敏，忝膺重寄，惟竭至诚，从诸君子后，冀有造于家邦。躬莅盛会，无任欢欣，谨贺一言为民国议会祝”。



    肯定的说，在实行民主、言论和结社自由方面，包括政党活动和社会舆论监督政.府等，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当属民国之初。



    这期间，革命党人拥有相当的军政实力和革命声势，他们努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使中国的社会为之一新，民主的气氛极为为浓厚。几百个社团、几十个党派群起纷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



    据统计，至二次革命前，全国报纸总数近五百种，销售数量达四千二百万份。其中新创办的报纸，北京约有五十余种，居最多，上海次之，有四十多种，天津、广州分别为三十五、三十种。



    不仅拥袁的报刊，而且制袁、反袁的报刊也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学说，亦允许见诸报端或公开演讲宣传。国民党背后资助的报纸，如上海《民权报》等“无日不骂项城”，当时也未遭到封闭捕杀之祸。



    所有这些不但没有威胁袁政.府统治，反而大多成为拥护袁政.府，支持袁镇压“二次革命”的重要力量。不但如此，多年以后，有很多人回忆起这段时间仍特别留恋，以此作为袁世凯的政绩。



    袁世凯末期之所以敢于称帝，就是因为他已把民国成立后的这些政治生机逐渐地斩断，从而也最终使其自己走上末路，所谓事与愿违。



    民初的政党活动，自癸丑二次革命后即销声匿迹，甚至连推翻清朝，创建民国的国民党亦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开国人物如孙中山、黄兴、陈其美、胡汉民、于右任等，有的亡命海外如孙、黄二公，有的难逃厄命如陈其美被刺杀。一直到护国运动开始以后，政党活动才开始在西南和东南各省重行恢复。



    到民国四五年间，政党活动仍比较沉寂，当时够得上称为政党的，也只有下面三个：



    一、中华革命党，自癸丑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皆避居海外，国民党亦被袁所解散。孙中山从二次革命的失败中深切感到，“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涣散”。于是，孙中山决心从整顿党务入手，重组新党，拯救革命。



    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孙中山亲自拟定入党誓约，规定入党者须绝对服从其领导，无论资格多老，皆须重立誓约，加按指印。



    孙中山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章》提出了该党纲领，明确规定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统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继承了中国同盟会时期的民权、民生主义的革命内容；同时把推翻袁世凯**独裁统治、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作为党纲的重要内容。



    二、国民党温和派，也被人称为国民党右派。他们部分散在海外，有的留在国内，有的则在日本。当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时，亦曾联络他们，但他们反对中华革命党的过激立场。



    如：《中华革命党党纲》中对于参加革命和未参加革命的党员划分界限，享受权利亦不同，这一点温和派的人士是反对的。他们觉得革命不应该分彼此，也不应该分阶级。同时孙中山规定党员入党时要加盖手指模，也是温和派所不同意的。因此以黄兴为首，都不肯参加。



    到了日本提出廿一条后，温和派进一步希望国内团结抗日。其时黄兴已由日本去美国，未参加这次行动，这次行动是由李根源、钮永建、程潜、陈强、陈炯明、章士钊等二十八人列名通电，要求停止反袁行动，一致对外。且因当时欧战爆发，便组织了欧事研究会以联络同志。



    李根源（1879年6月6日—1965年7月5日），字雪生，又字养溪、印泉。近代名士、中国国民党元老、中国近代史上的着名人物，爱国人士。



    李根源生于云南腾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考入昆明高等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一月，入日本振武学堂与士官学校。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任云南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后升总办。民国六年（1917年）二月，到任陕西省长。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一月，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



    民国十二年（1923年），因反对曹锟贿选总统，辞去其国会代表职，隐居吴中。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春，返回昆明就任云贵监察使职。李根源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六岁，骨灰安葬于藏书小王山。



    李根源做为辛亥元老，曾参与领导云南起义，参加“二次革命”、反袁世凯称帝活动和“护法”斗争等革命运动，修建英雄冢，倡导建设“腾冲国殇墓园”，在昆明“重九起义”、云南军都督府建立、滇西问题的解决、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等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



    李根源借欧事研究会为活动基础，欲拥岑春煊为首领。岑本和革命党无关系，不过他是反袁的。癸丑之役，章士钊介绍李根源和岑认识，于是有部分人士欲拥岑在南京组织抗袁的酝酿，这一计划因二次革命失败而孕死腹中，此后李、章、岑便有了经常的联络。



    护国之役，岑、李都在西南活动，欧事研究会遂成为国民党温和派的代表力量，且和进步党声气相通，欧事研究会的出版物是《甲寅杂志》和进步党的《中华杂志》互为呼应。



    三、进步党，多为稳健派和社会上有声望的人。民国初年一般士民的心理，认为革命党人有冒险性，而进步党人比较和平，不会走极端。进步党没有很明确的政治要求，参加的人也很复杂，其中的一些人可以和旧势力及北洋派合作；有些人可以和国民党温和派联成一气。



    国会复会后，政党活动又活跃起来，进步党人在袁死后提倡“不党主义”，所以在参加内阁中，只有一个范源濂。国会开幕后，进步党人首先分组成两个团体，一个是以汤化龙、刘崇佑为首领的宪法讨论会，一个是以梁启超、林长民为首领的宪法研究会。这两个会不久又告合并，并为“研究系”。他们在国会中是和北洋派携手的。



    至于国民党方面，左派的中华革命党原是革命的秘密团体，主张采取激烈的革命手段，所以在国会中没有吸收人员。



    护国反袁结束后。温和派李根源等人欧事研究会也慢慢自消自灭了，后由张继以“张寓”为名暗中纠合同志，挂出一块招牌名为“宪法商榷会”。不久宪法商榷会又分为三个派系。



    一、客庐系以张继、王正廷、吴景濂、谷钟秀、张耀曾等为主。



    二、韬园系，以旧进步党人新附于国民党之孙洪伊及丁世峄为主。



    三、丙辰俱乐部可以算做中华革命党的化身，以林森、居正、田桐为主。



    不久，客庐系中的谷钟秀、张耀曾脱离客庐而组成政学会，丙辰俱乐部与韬园两派又合组为民友社，商榷会又改为益友社，益友社又改为政余俱乐部，以王正廷、褚辅成为主。



    国会内的政党虽不多，但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丝毫也不影响国会内的党争和派争。



    民国五年八月十日，黎元洪假北京迎宾馆举行茶话款待国会全体议员，黎态度谦诚，要求议员同心协力，相互提携，其致词略云：



    “组织内阁，两月以来，屡更任命，纵非组织尽善，未尝不别具苦衷，盖共和再造，既由各方面势力构成，故组织政.府不能专就一方面人才为限。用之期于适当，取之不出一途。变乱纷纭之后，要以安人心定全局为先，不宜对一人一事而有偏议，切望诸君共体时艰，将来征求同意时，勿绳严格，俾收共济之效，相互提携，造成法治国家。至民生国计，经纬万端，议事有暇，更望时常接洽，俾得流通，免生隔阂。元洪不敏，惟与诸君子相见以诚，合力同心，共匡大局。”



    国会议员很满意于黎的这种态度，认为过去袁世凯时代用外交手段对付国会，又以强盗贼匪对待议员，因此导致总统府和国会之间关系万分恶劣，今天黎元洪既然相见以诚，议员当然以诚意报之。



    民国五年十月三十日北京国会补选副总统，冯国璋当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