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是小打小闹、而是要造大反的想法，若是说出来，简直就是特大反贼这四个字写脸上了。



    他不想把这个四字写在脸上，故而这种想法是压根不能说的。



    东方西方一起亮，殖民地就这么大，世界市场就这么大。



    如果第二次工业革命能在亚欧美同时发生，东西方同时崛起两大工业体，巨量的生产力激增，爆炸一样的生产相对过剩，毁灭先发吸后发血的机会，大家卷起来。



    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二次工业革命时候，是可以爆发的。



    而于大顺，只能说，萌芽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想要成事，该怎么办。



    他们想成事，只能宁可少赚钱、加成本，也要拼了命了往外打，不能盯着国内。



    工业化的痛，是在外货冲击下，地主都要活不下去、普遍破产劣绅化的那种剧痛。



    痛不欲生的那种痛。



    但有句话讲，叫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你说你打不过乡绅地主、小农佃户，你还打不过洋人夷狄天竺土邦南洋酋长吗



    是李自成刘宗敏百万起义军可怕



    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印度各土邦可怕



    哪个能惹得起哪个根本惹不起，这是心里完全没数啊。



    他们心里没数，刘钰就得约束他们，逼着他们别惹那些惹不起的人就这小身板，两下就被人锤爆狗头，全挂路灯了。



    这几年松江府港口建设的不错，从荷兰那边学来了路灯建设模板，加之新城区可以规划建设，反正路灯是早早准备好了。



    如今刘钰也真是没什么太多的办法了。



    英国圈地运动的目的，不是圈地，两目的一是养羊，搓羊毛；二是制造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大顺圈地的目的，也不是圈地，而是种棉花，搓棉花。至于圈出来一群廉价劳动力，最好是没有，这玩意儿不圈都动辄十万百万英国圈地法令配套的，是失地农民入城必须进工场做工，否则割耳朵，不准琢磨着当农民、掘地垦耕；而对大顺灾民流民来说，则是做工管饭还给钱，还有这样的好事



    棉花这玩意，尤其是墨西哥长绒棉，又奇葩地适合轻微盐碱地，所谓“无盐不见棉”。



    除了前朝大明留下的苏北这片民不聊生的好地方，也真就没更好的地方了。而且距离苏南又这么近，水运海运都发达，简直是完美的原材料产区与工厂配套。



    连改种能配套将来机械纺织的长绒棉，都步履维艰，要非有此国运，怕也极难。当真是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悬于一线。



    每一步都走的过于奇葩，刘钰看看林敏，心道昨日的同路人，指不定哪天就彻底决裂意见相左了。



    前一秒还是同路人，下一刻就是死敌的事，以后不知道还要发生多少。



    在刘钰还在返京的途中，京城里关于变法这件事，倒是基本很安静。



    皇帝明确地划分了变法的边界之后，虽然每天都有各种各弹劾奏章上来，但不管是皇帝还是写奏章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个日常罢了。



    弹劾总得有。



    办不办那又是另一回事。



    或是叙州府强行立土地永佃契约降低井盐开发成本、或是淮北盐改导致许多盐户破产沦为无产赤贫、亦或者苏北垦荒的一些关于圈地补偿出现的人身伤亡



    不管怎么说，弹劾这个流程都要走一遍的。



    只是，既沦为了日常，暂时看意义倒也不大。



    反倒是，另一件大事落在了京城朝堂之中这个此时全世界儒学学术水平最高的、通过科举考试而选出的儒学最高圈子，在改元之后，不得不开始构建意识形态了。



    永嘉、永康学问，产生于特殊年代，是有点霸道的学问，是试图发展工商业、夺回故土复燕云十六州的学问。



    换言之，这是危急存亡之际好用的。



    但是，现在的大顺处在一个看起来烈火烹油的盛世，军改之后，不管是陆军还是海军，都有了与世界其余列强一战的实力。



    这本身也不难。



    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可以说，蒸汽机的使用并没有带来军事上的革命性改变。



    沙俄靠着手工业工匠搓火枪大炮，凭着自身体量，依旧搓出来个欧洲宪兵、欧洲压路机的身板。



    大顺的体量，搓一个前装枪时代的压路机身板，单纯技术上的考虑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但正如刘钰之前和那些人讨论过的，所谓“奢侈的盛世的绝望”，对儒生来说，这才是这次改元惟新的最大问题。



    对刘钰来说，不是。因为他压根就不对这个古旧学问充满希望，既无希望，也就不存在绝望。



    但对儒学来说，这个问题很严峻。



    这边意识形态构建的基础，是血缘，是家庭，是国家，是社稷，是天下。



    在刘钰派舰队出访瑞典、在英国舰队在广州补给去攻打菲律宾之前。



    国家、社稷、天下，是一个基本算是一致的概念。



    儒学，是普遍的、世界性的、万世的，或者说，是一种自认为是普遍性的学问。



    因为，在此之前，世界、天下，就在九州这个圈子的范围之内不远。



    但在刘钰派舰队出访瑞典、在英国舰队在广州补给去攻打菲律宾之后。



    国家、社稷、天下不再是基本一致的。



    世界、地球，才是地理范围上的天下概念。



    大顺改元惟新，不同的人看到的意义是不同的。



    对于天底下顶尖的儒学大师而言，这一次改元，意味着他们必须要推出一个说的过去的意识形态了。



    面对着欧洲的发展、交流的增加、宗教的入侵等等，包括大顺禁教在内的很多问题，因着基础的改变，意义也就不同了。



    满清禁教，是关上门继续当天朝。



    大顺禁教，是打开门，想要继续在世界这个圈子里混，出台手段打了一场宗教自卫战，为以后走出去做准备。



    这个不是嘴一张就能定性的，而在于大顺在禁教的几乎同时，派出了庞大的访欧使节团。



    并且下南洋是非常主观、且主动地利用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并且在战后参与和会。



    虽然基本上算是去打了个酱油，“诸侯会盟”连个执牛耳的地位都没捞着，但齐国公日后确实可以说当初亚琛合约签订的时候，我就坐在那。



    因为有油画。



    这种类似的区别，引申到大顺改元，并且内帑海贸财政收入能够和盐税、甚至一部分亩税抗衡的，且开始主动参与世界贸易的时候，摆在现在大顺的顶尖儒学大师面前的问题，就非常严峻了。



    儒学，是万世的、普遍的、世界适用的



    儒学，是地方性的、中华文化圈适用的、和别的学问平起平坐的



    儒学，是仅适用于特殊地域、特殊社会的知识



    儒学，是世界性的、普遍适用的、无需考虑地域社会特殊性的知识



    想清楚了这对儒学意味着什么，也就明白什么叫“盛世下的绝望”了。当然也就明白刘钰为什么压根不绝望了。



    也就明白为什么大顺改元惟新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两淮盐改、苏北垦荒这些事，只能作为每日的日常扯淡，却不是儒学真正的大危机了。



    科举出身的真正儒学大手子，要是连这个危机都看不出来，只怕也根本不可能从科举中脱颖而出。



    虽然好像听起来，感觉又成了空谈、扯淡了。



    实则对儒学来说，真的不是。



    相反，于此时，对儒学来说，这是个非常大、非常大、大到天的事。



    因为现在大顺正值“盛世”，既不是明末那种即将亡天下的危险，也没有原本历史上被外人楞砸开大门的救亡急迫。



    盛世之下的绝望、危机感，是一种奢侈而强大衍生出的意识形态危机。



    也是一种盛世之下，很强、但又没那么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对立的无奈。



    伴随着西洋国家地理介绍的文章在大顺传播，渐渐让这些专门搞上层建筑的儒学大师发现，现在仿若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候，儒学式微。大一统之后，才逐渐发力。这种大争之世本身就是一个危机。



    大顺只要不关门，而是继续要走争霸路线，搞激烈对抗，那么就越发给那些富国强兵派机会。而春秋战国时候的富国强兵派，和儒家的关系一般都不咋好。



    再一个危机，就是儒学本身的圣学地位。天下越小、越封闭，这个圣学地位越高；越开放，越交流，圣学地位的危机就越大。



    尤其是伴随耶教的传教士封禁事件，既然耶教认为自己的这一套是普遍适用的、他们认为的天下是整个地球；那么儒学想要对抗，必须也要自己先相信，自己的这一套东西是普遍适用的、天下就是整个地球。



    在他们看来，改元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意识形态层面，构建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得通的、大顺不关门继续往外走的、儒学是万世法且是整个天下普遍适用的圣学学问。



    而非是地方性的、地域性的、局部的、适用于特定社会的、拿到欧洲那边根本没法用的东西。



    这不是道德。诸如爱父母、爱家人、忠君之类的道德。



    如果仅仅是道德，那儒家就直接宣布，爱父母是儒家专有理念，谁爱父母谁就是儒生，宣布自己胜利就完事了，那倒是简单了。



    而是有礼、仁、义、忠孝、家族、血缘、纲常等等一系列，构成的一整套政治的、国家建构的、法律的、包括国际法的、道德的、是非标准的、解释得通的体系。



    并且这个体系，一定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适用的。



    并且是可以指导世界运行的。



    这不是自大，而是最基本的东西。哪怕耶教那样的宗教，哪个传教士会认为，这破玩意儿只在欧洲适用，根本不是世界都能用的



    往小了说。



    伴随着明末开始的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反思，不要空谈义理，要事儿上见的思潮，直接导致刘钰为鼓动大顺新兴阶层对外开展而鼓吹的西方富裕论，在这里有了不同的含义。



    刘钰鼓吹的西方富裕论，目的简直是司马昭之心了，摆明了是在鼓吹只要打过去、开了关，就能卖更多的茶叶丝绸棉布，他们的白银大大的有。



    但在大顺这边不要空谈义理的思潮之下，这种鼓吹也就早就了儒学的危机。既然不能广扯淡，要事儿上见，那怎么才能解释，西方富裕是因为真的践行了儒学思想而导致的



    以前是真不用解释，周边夷狄，有一个算一个，穷的一批。



    甭管是蒙古、东南亚等方向，真的是穷的一批，所以无需解释，理所当然的可以认定，中原富庶是因为用了儒学。



    现在不解释不行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一种衰败的、悲观下的防守。



    是已经默认了，儒学不是天下性的、普遍性的，把天下和国家概念做了切割的一种防守。



    也就是，诸夏自有国情在此，儒学在此很适用，别处未必适用。但他们的技术，是可以拿来用的，只要用了技术，我们也一样变强了。



    而现在，大顺是一种进攻姿态的、盛世下的出击。



    是绝对不能默认，儒学不是普遍性的、而是地域性的。



    必须要拿出来一整套体系，得出一个结论即西洋的富庶，不是因为不用儒学，恰恰是因为他们在内核上用了儒学的缘故。你们不知道，我来告诉你们。



    这也就不难预见，后世可能会有诸如英国的议会制度，其实就是三代之治的一种体系；选区制度，就是复古学校论政的变种；仁与社主义；孟子与民主等等言论。这本身就是彻底输了的体现，分明是阿q找赵太爷说自己也姓赵嘛。



    但现在，对儒生来说，还没到彻底服气，争都不敢争、而是拼命那那些后世的所谓普世的一些东西上靠的地步呢。



    因为，儒生觉得，自己这一套东西，才是普世的。



    往大了说。



    齐国公出访欧洲，参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的和会，解决荷兰和中国的南洋争端，搞武装中立同盟，提出反海盗和反私掠船公约等等。



    这是好事啊



    还是坏事



    放着好好的天子不当，掺和到那边去当诸侯了



    就算是五霸盟会，连个执牛耳的霸主都没当上，丢不丢人



    放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不用，非得去签什么国际法的条约，让人认可对南洋的控制



    就算不谈这个，只说实际的，反正之前也承认各国的帝号、王号了，天下体系已经松了。



    那么，国际法是不是“礼”



    以后的国际法，要按照什么制定



    既然没有周天子，儒学要不要拿出一个五霸制礼的意识形态解释



    以后的国际法，公约法等等，如果和儒学伦理出现了冲突，是否承认



    如果承认，是否意味着儒学不是普遍适用的



    儒学这一套，是否要比万国约法、国际公约、普遍认知之类的东西一级



    如果不承认，或者说，想要使之符合儒学解释，是否要搞出一个意识形态，能够把世界作为新的天下观，并且确保日后的国际法、人的权利、主权概念这些东西，要能和儒学融会贯通



    这不是发展工商业和技术进步的问题，如果只是学技术，那只需要关上门自己加装还是天下，在家里使劲儿憋就行，师夷长技。



    这是天下观拓展之下，在大顺主动出击之下，“世界”、“国际法”、“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些东西，大顺不再是被人塑造好了之后被逼着认可，而是想要主动掺和进去参与制定和完成的必然。



    原本的历史，是一群人研究了一下，定出来了个规矩，然后跑到这边一通狂殴，一边打一边问你认不认认不认被打的那个是捏着鼻子认的，但认了之后发愤图强，还成为这个规矩的保护者。



    现在的历史，则是世界的规矩还没真正确定。大顺这边也跑来，说这个规矩，大家一起坐下研究研究，咱们一起定个规矩吧。这个规矩呢，既得符合你们的传统认知，也得符合我们的传统认知。



    主动融入，和全面被动接受，自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态，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势。



    连洪秀全这样的穷秀才，在成事之后，都知道要研究尼西亚公会议，拿着阿里乌斯派的一套东西狂怼传教士，质问他们懂个屁的三位一体



    如今大顺科举出身的儒家顶尖人才，自然是明白天下的概念拓展之后，儒学的普遍适应性受到了威胁这个事实。



    能不能搞成另说，但要是连这点脑子都没有，那士大夫也真的是没救了，很明显，再不搞出来，很快就会被一堆显学打的再次式微。



    天下概念的变化、富庶强盛的“新的且有自己一整套解释世界理论的新蛮夷”的出现，就是儒学的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