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等儒学学术危机的大问题，皇帝也是不宜参与过深，主要是他也没那水平。



    刘钰等人已经抵达天津的消息，伴随着快马到了京城。



    一并来的，还有天津府府尹的一封定期汇报。



    自从废弃了运河漕运，天津卫的地位也就水涨船高，更快升格为了天津府。



    还驻扎着各路衙门，管漕米的、管仓库的、管运输的、管长芦盐的，外加管驻军的管炮台的。



    天津府尹给皇帝的奏折上，提到了这几年天津府周边出现的一项新产业。



    说是每年秋收之后，以往那些堆积在地里只能焚烧的秸秆，如今伴随着海外贸易，竟也渐渐成了一项产业。



    西洋贸易公司的人在这边订货，而乡间妇女则收集麦秆，编织成草帽辫。



    天津港口附近，如今建立了几家作坊，专门就是将收购上来的草帽辫，编织成女式草帽的。



    这些作坊只是不编草帽辫，而从草帽辫变为女式草帽的全过程，都在作坊内做。包括编织、定型、漂白、染色等等。



    成型的草帽，则装箱打包，运往欧洲售卖。



    草帽辫，就是用麦秆编制的。



    若用来做劳作用的防雨草帽子，肯定不值钱。



    但欧洲女性常用的那种大檐草帽，则就可以换白银。



    欧洲人种不种麦子呢显然是种的。



    欧洲人会不会编草帽辫、做草帽呢



    显然也是会的，否则这草帽就不可能在欧洲流行而不是在大顺流行了。本身这种草帽也是欧洲女性带起来的风潮，女人的钱总是比男人的钱好赚一些。



    总的来说，就是凭借着极低的人力成本，极低的农村手工业妇女编织草帽辫，再由商贩收购运到天津，在天津根本欧洲人的订单需求，制造成女式草帽。



    装箱，运到欧洲，居然比欧洲本土自己用麦秆编织的帽子还便宜。



    再加上“神秘的东方韵味”和“中国热”加成，以及现在大顺在手工业、尤其是编织纺织业上的优势，大顺真的是肉也吃、汤也喝，愣生生击败了中欧地区的草帽编织业，彻底占领了欧洲女性的头顶，主动带动起一股草帽风潮。



    大顺这边的封建糟粕，和欧洲那边不一样。



    欧洲女人的头发，这时候和别的地方的毛差不多，最好不要露出来。



    是以销量很是不错。



    历史上巅峰时候，只做低级的草帽辫，并不编织成成品，都拿到过一年100多万两白银的贸易额。



    这还是一些“聪明”的商人，发现欧洲商船来回一趟要一二年，遂买通验货的改变尺码，将095码篡改成1码尺，导致差一点整个产业崩盘被隔壁人力成本同样低的日本抢走的情况下。



    如今靠着这一顶顶原本根本一文钱都不值的麦秆编织的帽子，在天津周边已经形成了一个崭新的产业，而且是绝对外贸出口型的产业。



    古人云，尝一脔肉，知一镬之味；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见一叶而知秋将至也。



    也就是这年月没有从天津到张家口的方便交通，不管是铁路还是运河都没有，使得这边只能运送一些最上等的骆驼绒、羊绒等。



    这要是交通物流体系发达了，想想连麦秆这样的产业都能把欧洲卷的失业，只怕到时候连欧洲的呢绒也要被卷的没活路。



    天津府尹给皇帝的这封奏折，肯定不只是单纯诉说一下这个现象，而是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疑惑。



    天津府尹研究过这几年搞翻译运动而传进来的欧洲书籍，当然也看了不少刘钰派系的人出版的关于经济学的小册子。



    天津府尹还专门找人问了，确定欧洲也有麦秆，而且这种编草帽的技术就是从欧洲那边挖来的工匠传授的，否则两边的审美根本不同，怎么知道欧洲女性的审美喜欢戴什么款式的草帽



    所以，天津府尹明显感觉到了一种危机。



    在给皇帝的奏折上，算是开眼看世界派的天津府尹给皇帝分析了一番，说“物美价廉，并不是别人一定会买的理由。兴国公的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设想，正因为做不到所以才好时时提及与西洋人听”。



    现如今，天津作为京城门户，肯定是不准直接沟通西洋的。但即便不准直接沟通西洋，也使得天津的不少产业，完全是依托松江府的海外贸易存在的。



    就拿这草帽产业来说，如果西洋人一旦像棉布、茶叶一样加税了，草帽卖不出了怎么办



    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会有不同的解决思路。



    如果是封闭保守派，面对这种事，多半要一了百了最简单。直接下令，查封草帽产业，趁着还没有发展壮大之前，直接毁了，这将来人家要是不买草帽了，不久不会造成失业流民了吗



    而天津府尹不是封闭保守派，面对同样的事，他的奏折上，则是建议朝廷最好还是要多造一些军舰，万一将来人家不买，就去敲门自由贸易。



    当然天津府尹不能写的这么直白，而是用了“效日本开关故事”这个在大顺已经可以算作典故的典故了。



    主要是虽然漕运全部改革，是最近才完成的。但在这之前，天津已经开始尝试时接收江苏的漕米海运了，试行成功之后才有了全面海运的基础。



    而伴随着海运的发展，天津港也逐渐有了商业味儿。



    比如附近几个县，开始大量种植花生，这玩意儿比种粮食更赚钱。而辽东麦、虾夷米等，又保证了这里的粮价波动很小。



    花生运到天津，再往南方运。



    以京城市场为目标的蒸汽动力的磨坊、榨油，原始简陋的火柴作坊、卷烟厂等；为欧洲出口准备的乌枣加工等，也都逐渐发展起来，甚至花生也开始出现期货了。



    这种逐渐改变的经济基础，使得天津府尹认识到贸易的巨大价值。加上本身天津也压根不是个好的农业府，纯粹是因为漕米海运而兴起的，本质上也就是个类似于淮安那样的商业城市。



    天津府尹想要当好，就不得不去了解这些东西。



    而了解的多了，也就不可能拍脑袋拍出来个直接全面禁止草帽编织业这样的想法。



    不想禁止。



    买不买的权力、加关税的权力，还在别人手里。



    这咋整



    答案也就呼之欲出。



    提醒朝廷，应该继续扩大海军，保持海上优势，否则将来可能出大乱子。



    这是天津府尹的危机意识。



    皇帝对这封奏章颇为满意，批了个有出息、有见地。



    但心里对这件事，还是有些难言滋味的视角。



    心想本朝的百姓怎么就穷成了这样要说丝、茶、瓷大量出口也就罢了。



    可欧洲是种麦子又不是种水稻的地方，麦秆编织的东西，居然能在漂洋过海之后，比欧洲本地编织的还便宜，且有不错的利润



    他倒是听刘钰说过，美洲金银、物价革命的事。



    但麦秆实在是太常见、太寻常、甚至太卑贱了，这玩意居然也能漂洋过海去卖钱，着实是把皇帝有点惊到了。



    看过天津府尹的这封奏折之后，皇帝又拿起来另一封关于危机感的奏折。



    这是一封来自南洋的奏折。



    事倒是也简单。



    南洋海军在巡查过程中，抓到了一艘英国走私船。叫“une”，翻译过来要是按希腊神话叫波塞冬，或者叫海神号。



    这艘走私船上装着鸦片，船长手里拿着的是明古鲁副总督签署的执照，但又不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



    审问之后，倒是可以确定，这船不是前往中国的，而且船上还有公司特别警告不准往中国贩卖鸦片的文书，以免再出事。



    船是去往婆罗洲马辰的，那里之前就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栈。



    南洋这边，皇帝派去的负责香料贸易的，就上奏皇帝，说抓的英国的这艘海神号，该怎么处置



    东印度公司不承认这是他们的船，只是说他们签署了执照，允许他们去往明古鲁贸易。



    审问之后也确实没证据，说这艘船上的鸦片还是往大顺国内卖的。



    英国东印度公的明古鲁总督，希望大顺方面保护英国公民的合法财产。



    因为英国承认，大顺取代荷兰人对南洋的占领。



    但“只要没有中国旗帜飘扬的地方，即可视为自由的航线和中立港口。”



    大顺这边虽然在南洋肯定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想法，但是借助对朝贡国的控制，严禁各国私下里与别人交易。



    然而明古鲁就卡在南洋里面，时不时就弄一些走私船。



    这些走私船也确实不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有时候会是南洋小国、酋长的、私商的。



    防不胜防。



    奏折上，说完这些情况后，就说希望朝廷能够早做决定，直接把南洋其余西洋国家的领地都收回来吧。



    早点开战。



    否则这种走私，真的是防不住。



    而且也没法弄得太僵。



    大顺现在垄断着南洋的特产贸易，而垄断就必然产生走私。



    抓又没法抓，抓不绝。



    以至于奏折上明确说道“任何一艘不经本朝允许而在南洋购买货物卖往西洋的走私船，都像是把手深入本朝的褡裢里偷东西一样。每一艘走私船，都是本朝海外贸易的损失。”



    “鉴于此，朝廷应该早做准备，至少将明古鲁的英国人赶走。也应该将南洋所有的西洋殖民地都驱赶走，否则，这种由西洋人据点为中转的走私贸易，是很难杜绝的。”



    “臣以为，应该继续扩充海军，彻底解决南洋问题。否则每年被他们偷走的特产，至少价值百万两白银。”



    “若治标，则需增巡航舰20艘。”



    “若治本，则应早日开战。”



    南洋这边的奏折，除了关于走私问题和建议继续扩军开战的问题外，还有个问题，就是希望朝廷派出前往土耳其的使团。



    “本朝商贾找到了新的商机，有印度商人在南洋，给本朝商贾了新的商机。土耳其人喜欢纯白色的棉布做夏装，但英国人于那边搞鬼。南洋这边派出的商船，前往穆哈和吉达，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那里对英国人只征收3的关税，而对我们则征收12。在吉达港，麦加的节度使，更是征收了18的高税。使得本朝商贾的货物难以售卖。怀疑英人向麦加节度使行贿，但英人在那盘踞已久，本朝商贾欲也行贿却不得门路”



    “是以，恳请朝廷派出前往土耳其的使团，商谈关税诸事。”



    “本朝商贾与英东印度公司矛盾日多，朝廷应早做打算，一方面着手协商谈判，一方面亦当着手准备战争”



    类似于天津府尹和南洋问题的奏折，还有不少，基本上都是开眼看世界派对大顺海外贸易额持续增加的危机意识。



    这种危机感倒不是救亡图存的那种危机，而是纯粹觉得，要么大顺当初就别扩大海外贸易；要么大顺就得一路走到底，早做战争打算。



    现在的情况，一旦欧洲那边断绝和大顺的贸易，大顺的外贸向的产业至少得死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