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畸形的进出口贸易，肯定不能说是单向的。要较真的话，那江苏等地种大米的百姓还受到朝鲜稻米冲击的影响了呢。
但问题不在于是否受到了影响。
问题在于，受到影响的这些人，是否能够影响大顺的贸易政策。
因为朝鲜的贸易政策，是不能自主的，尤其是边境采参杀人事件之后，扩大开埠，主动权已经完全在大顺手里了。
虽然朝鲜国内部已经迸发出了一些思潮，认为大顺对朝鲜，由“王道”转为了“霸道”，实际上大顺已经从夏变夷了。因为只有夷狄才只用霸道不用王道。
然而，大顺的核心力量在京城，京城的驻军、官员、勋贵、统治核心集团，是靠财政收入支撑的。
更深入的白银货币化改革之后，发下来的是钱。
发粮食，希望粮食越贵越好。
发钱，自然希望粮食越便宜越好。
真正的政治核心的这群人，并不觉得粮食降价是件太坏的事，那这件事也就这样了。
总归，朝鲜国其实最终也接受了这种结果，并且因为朝鲜国特殊的赋税制度、财政收入来源，使得朝鲜国王室，也最终认可了这种畸形的进出口贸易，甚至从中得到了一定的利益。
朝鲜国，自称小中华。
诸如两班制度、种姓身份、奴婢制度、门阀制度等，没看出来哪里中、哪里华了。
但朝鲜国有一点，倒是很符合，那就是朝鲜国的税收制度，真的很符合黄宗羲通过总结历朝税制改革而提出的“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定律，简言之，税越改越多，底层越来越苦。
理论上是从甲税、乙赋，合并改成丙税。现实是改成丙税之后，甲税乙赋都保留着比如王夫之吐槽的一条鞭法，说好了是把过去的几股绳拧成一条鞭，结果变成了几股绳还在又加了一条鞭。
理论上，一些特殊税种，在特殊情况下要征收，一旦特殊情况过去就该取缔。然而现实是比如经典的满清窃据天下后，继续征收“为了收复辽地、击败东虏而加”的辽饷。
理论上，甭管按照人头征税是否合理，但按照人头和劳动力征税，总能保证朝廷的财政支出。然而现实是按照人头征税，必然导致拥有奴婢的官僚贵族，隐瞒人口；朝廷按照人头征税，那么一些人就选择投效贵族官僚；最后这些税全落在了最底层的百姓头上。
这黄宗羲定律在朝鲜国可是演了个全套。
甚至这还不过瘾，还加上了朝鲜国特色的“青苗法”，还谷制。
简单来说，所谓还谷制，就是变种青苗法，朝廷放稻米给百姓，然后用利息收入支撑官僚和王室消费。
不贷也得贷。
基层搞增收。
这种情况下，朝鲜朝廷也发现，哎，放高利贷给百姓，搞还谷制收那么点利息；为什么不把稻米卖给大顺，从大顺进口棉布之类内部销售，再赚一笔呢
加之刘钰搞对外贸易，尤其是对周边国家的对外贸易，素来猥琐，从来都是主动帮对面建立海关、允许对面征收一定的关税的。
对日本如此，对朝鲜也是如此。
主动让对面征收关税，只是税率不高，恰好能把其本土产业压死，还又能让对面的朝廷保持一定的财政收入，从而对内镇压，顺带增加他们对关税的依赖。
日本是幕府拿着关税，美滋滋，帮着大顺压制各路诸侯，做大顺的守土官长。
朝鲜则因为情况特殊，还谷制和黄宗羲定律下的税制，都使得朝廷王朝手里的稻米是最多的。
以及伴随着朝鲜内部的变革，允许边远地方用土贡代替稻米。
这就使得朝鲜王朝，在经济意义上，蜕变为大顺资本集团控制的朝鲜贸易公司。
朝廷收税、放贷、收谷、收土贡；然后朝鲜的朝廷，再把这些米、人参、鹿茸等，卖给大顺，换取大顺的棉布丝绸瓷器铁器书籍；再把大顺的这些棉布铁器手工业品，在内部换更多的米。
朝鲜朝廷也不是没考虑过抗争，比如下达过禁奢令，希望扭转风气，从而禁止大顺的棉布、绸缎在朝鲜的流通。
刘钰做的反击也非常简单。
搜集了许多前朝隆庆年间被禁毁的皇明通纪，补贴刊行，往朝鲜运。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合法性问题了。
按照明朝开国之初和皇明通纪的说法，李成桂是权奸李仁任之子，其父子二人连弑四君，妥妥的得国不正。
本身朝鲜王继位就有点问题，他哥喝了口他的人参汤，嘎一下就死了，兄终弟及。
本来就扣个“弑君”的帽子。
追到祖上，说李成桂就是李仁任的儿子，父子二人弑君成瘾，朝鲜王室自然是扛不住了。怎么，这次你哥死，这属于是家族特色呗
这李昑因为他的亲妈出身低，连士大夫读史记的时候，一句“尔母、婢也”都能暴跳如雷，搞文字狱，况于这事儿。
最终，大顺这边严禁一些“藩属惊诧”的史书出口，海关严查。
礼政府表示这史书写的不对，前朝隆庆年间就被禁了，李仁任其实不是李成桂的爹，我们修的明史不采取这个说法。
条件嘛，是朝鲜那边，放开禁奢令，大顺的出口品在海关纳税之后，不再缴纳其余的厘税官银在内部通行无阻。
同文化圈还是有同文化圈的好处，能准确摸到文化圈内的着手点。
西方势力要搞的话，就很难摸到这个点，最起码短时间内不会找到这个点。
这主意当然不是刘钰这种非大顺人想出来的，自有其身边真正的大顺人给出主意。
结果就是朝鲜搞了一波文字狱。
朝鲜的士大夫阶层本来就内斗的厉害，党争严重，借机搞了一波政敌，百十来个脑袋落地之后，改革派全面失败，被杀了一批流放一批，保守派和反动派全面掌权。
而这场朝鲜的蚊子狱，也直接造成了后续朝鲜国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更直接影响了大顺对藩属“郡县化”问题的最终决策。
因为蚊子狱处置、流放的这些人，都认字，而且都认识汉字。
官又做不了，又都识字且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恰恰证明他们有资格参与政治所以这群识字的人会干什么呢
准备回乡找家人的搭车人，在仁川逗留的两天时间里，并未感觉到有甚么不适应的地方。
一群人卖货。
一群人买货。
说的是朝廷官话，用的是发行的纸币。
他又不是做生意的，也不能亲身感受为什么高利润的“高丽三宝”，实际上是普通商人所不能染指的。但脑子稍微一想也就知道，这种好东西，能做这种买卖的，不管是朝鲜那边，还是大顺这边，肯定都是门路特别宽的。
看了一看，发现倒是和三江口、通江子、营口之类的地方，没什么太大区别，都是买卖货物，也丝毫看不出什么异国风光，便觉无趣。
自等了两日，这边的船客上船，便往松江府而去。
他隔壁吊床上那个做鱼胶生意的小贩已经下船了，仁川这边也没有人再买这个吊床铺，但这个吊床却没空多久。
从仁川起航第二天上午，客船就遇到了点事。
结果他去甲板上透气的时候，正赶上远处发现了几个人飘在小船上，显然是发生了海难。
他就帮忙搭了把手，救上来几个人。
客船这边的人，询问之后确定都会说汉语，不是朝鲜人之后，就收了这些人的钱，给安排到了船上。
归乡人旁边空出来的那张吊床，也就住进来一个人。
二十岁出头的年纪，操着一口稍微有点古怪的胶辽官话。
简短的交流之后，这人自称自己姓赵，山东省登州府人士，跟随商船往朝鲜做生意。结果遇到了海难，幸好得这艘船搭救。
再多聊下去，这个自称姓赵的便不说话，看样子不是太想说话，归乡人也就没再多问。
唯独听着这个人也姓赵，心想这倒也是缘分，因为他也姓赵，名叫立本，很寻常的一个盐工的名字。
想着这人显然是个商人，又是登州府那边的人。
虽说萍水相逢是个缘分，而同姓虽然也是缘分但姓赵的人多了去了，两个人日后也没见面的机会了。对面又是个闷葫芦，几句话憋不出来个屁，看起来也不愿意和人说话，也没什么可聊的。
只当是自己归乡途中遇到的一件小事，顺手为之，日后各走各的路，谁也不认得谁。
他此时自是想不到，不久之后他回到家乡寻找弟弟老婆孩子的时候，与这个人还会再次相遇，甚至还要同行好一段时间。
直到那时候，他才知道，这个人其实并不姓赵，甚至不是大顺人氏。
而是朝鲜国的人，姓权，叫权哲身。
这个人在原本历史上，也算是朝鲜国族历史中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甚至可以说，后续韩国的基督教泛滥、士大夫阶层拒绝西学、基督教在半岛底层全面发展开来，都和他有一定的关系。
这倒不是说他是个多虔诚的基督徒，恰恰相反，他是个正宗儒学弟子、两班贵族、朝鲜国开实学先河的李瀷李星湖的关门弟子。
星湖学派左派的核心人物星湖左派着眼的是朝鲜因为商品经济发展而旧制度瓦解、土地兼并民不聊生的农村，但实在找不到路了，最终走向了“以耶补儒”，希望重建道德建设道德天国三代之治的路。
他们尝试过改革和救亡图存，尝试过破朱子而立新学，但结果却是真的找不到路了，最终在以耶补儒的过程中反被同化路是有的，破而后立，砸碎旧的一切，立起新的普遍适用的东西，才能将民族的，变成世界的；再把世界的，包装成传统的；最后世界的，才会是民族的比如普遍适用的科学原理，正因为是世界的，所以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打上思想钢印，被认为那是西方民族的。
但显然，大顺作为文化母国和文明母国，有这个机会，比如引领普遍适用的工业时代物质基础的新文化，然后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因为那本身就是世界的但却是民族引领的。
比如刘钰搞盐政改革的如皋之会，其原因就是刘钰觉得物质基础已经开始铺开了，上层建筑要跟进。因为江苏改革之后的经济基础，很快就会把全世界都卷进这个新的体系之中，一切都会以江苏不断发展的工业化为模板，而以这个模板搞出来的上层建筑，才能是民族的、并且是世界的。
然而朝鲜显然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而也正是因为权哲身这群星湖激进派，儒学底子过于好，又是李星湖的关门弟子聪慧绝伦，可经济基础又不可能让他脱离时代的局限性。
所以他搞的以耶补儒、反朱子理学、以及才学甚高名声甚响亮，传播甚广。
这就直接给了党争严重的政敌一个白送的打击借口。
政治斗争嘛，难道真在乎信仰传播在政敌看来，基督教不可怕，怕的是借用这个口子，搞儒学改革，最终掌握话语权而掌权，那才可怕。权哲身等人跳的这么高，简直就是白送的机会，直接导致了朝鲜的实学改革断绝、西学传播毁灭。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是禁天主教，但最终结局却是基督教没被禁绝疯狂蔓延；但实学科学全部被灭的原因政敌在乎的真的不是上帝天主昊天孔孟，在乎的是党争，士大夫为了不碰一身屎，肯定不去碰西学实学了。
而底层传播谁在乎
党争而已。
禁教没禁教，反倒把实学科学禁了，这也可谓是士大夫党争特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