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此时，权哲身为什么要假装自己姓赵、又为什么会赶上这一次海难，这就要从刘钰伐日本、租釜山、开埠仁川、一直到猥琐而又无耻手段的皇明通纪导致的朝鲜国文字狱事件说起了。



    虽然稻米外流、传统社会瓦解等现象，不是第一天出现的。



    在大顺伐日之后，其实就已经出现，且不断冲击朝鲜国的旧体系。



    但几年前的仁川开埠，终究不同。



    之前釜山开埠有影响，但对朝鲜朝廷和门阀的影响不是非常巨大，冲击也没有这么立竿见影。



    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朝廷的边缘人，才在南边混。



    那里之前有对倭贸易，本来就有一定的商业基础。



    很容易就转向了工商业贸易，无非在釜山做买卖的对象从日本变成了大顺；贸易额在不断增加，温水煮青蛙，影响不那么立竿见影。



    但在边境抢参杀人事件导致的仁川开埠后，问题就真的是立竿见影了。



    仁川距离汉城太近了，朝鲜“京”畿圈的范围之内，是保守派士大夫的大本营。



    开埠的冲击，直接导致了汉城周边地区的农村旧经济瓦解，土地兼并、苛捐杂税、旧田制破坏、民不聊生种种问题。



    大量的文化人、两班贵族、又无法进入核心层的被门阀排挤的士大夫，亲眼目睹了旧时代的毁灭，开始思索朱子学的种种问题。



    李瀷李星湖，是在大顺租占釜山导致的缓慢影响之后，就开始反思，创立了实学学派的。



    这些经济基础之外，还有个更直观的因素。



    朝鲜不是文化母国，中国的传统是自我演化自我发展的，朝鲜这种次生文明只能跟着文化母国走，传承文化母国的一部分。



    其社会结构，也使得没有新思潮出现、甚至包括对宋明理学反思的基础。



    所以，闻见孤陋，所知者惟宋学耳，少有不同之行，则看作天地间大变怪。



    而这种情况下，伴随着仁川开埠，经济影响在不断持续，对士大夫阶层冲击最大的、最直观的，恰恰是宋明理学之外的书籍。



    经济上的影响，还得自己思考。



    哪有识字阶层直接看书，影响的快捷



    不只是各种学派的反思、争论这些学术上的东西。



    包括小说、杂记、小品文、讽刺短篇甚至市井金瓶梅、灯草和尚之类的东西。



    朝鲜之前的小说，都是贵族小说，识字的都得是两班贵族。



    写小说的目的是为了“文以载道、劝善惩恶”，鼓吹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这些东西。



    可新兴的这群人，或者说仕途上不如意的读书人，会看这破玩意儿吗



    商品经济伴随着大顺经济侵略而发展，旧时代瓦解，新的经济基础下，人们愿意看那些以过去纲常为内容的小说吗



    朝鲜写小说的，都是些什么人



    比如玉麟梦的作者，刘钰还在黑龙江和罗刹人打仗的时候，人家就是朝鲜国的状元及第了。



    大顺写小说的，都是些什么人就不说写个小说都得用笔名丢不起那个人，哪个状元去写这玩意儿



    一个是贵族圈子的“文以载道、劝善惩恶”。



    另一个是市井文化，媚于工商市民。



    一个是贵族教士范儿。



    一个是市井风俗范儿。



    于是，大量的中国市井小说，飞也似地流入了朝鲜。



    看完了之后，肯定要学习大顺这边市井小说、短篇笔记的风格。



    讽刺味学了个六七分，以至于出现了诸如老虎说儒生臭不屑于吃、士大夫见到寡妇便不胜技痒之类的朝鲜本土讽刺短篇。



    然后大顺的儒学思潮反思变革也传入了朝鲜，直接挑战了朱子学的正统地位。



    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皇明通纪关于李成桂的爹到底是谁的事件之后，朝鲜国这边不只是禁绝了皇明通纪这一本书，而是直接把大顺这边传过来的小说、小品、杂记、争论之类的，全都禁了。



    借着这场蚊子狱，也展开了“文体反正”运动，刊行编纂朱子选约、通鉴纲目讲义、明太祖六谕注解等等书籍，以此为正。



    相应的，朝鲜国的儒生出海、前往大顺，也受到了严格的控制。



    私自前往，鬼知道会学到些什么东西。历史上正儿八经的使臣，绝对的朝鲜朝廷自己人，根正苗儒，就去了趟京城，回来直接转信天主教了



    对朱子学的反思，其实对大顺来说，尤其是藩属体系来说，某种程度上算不上个好事。



    至少在儒家文化圈内，朱子学凭借着道德主义和半宗教化，是在这个“天下”范围内普遍适用的，是叫人失去自我的宗教学问。



    而诸如叶适、陈亮那样的学问，会导致民族觉醒，甚至导致天下体系的瓦解。



    甚至开始思索“我是谁”。



    但大顺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李星湖等人，也切身感受到了朝鲜国出了问题，朱子理学和性理学这些东西，空谈扯淡，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



    尤其是朝鲜国的底层百姓，受着本国封建贵族和大顺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真的已经快要到民不聊生的阶段了。



    这种情况下，要是没有有识之士站出来，那才是怪了。加上朝鲜的党争激烈，一群读书人又没有做官机会，这更是加大了反思的速度。



    小国不大，经济基础又不像大顺这么多样化别说大顺这么大，西北东北东南的区别，单单一个苏南、苏北，基础完全都不同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显然，向文化母国寻求答案啊。



    在皇明通纪文字狱之前，李星湖已经看到了大顺这些年的各种书籍，并且发现自己琢磨的这一套东西，大顺这边早就有人琢磨过了。



    那么，大顺到底什么样



    朝鲜面临的这些问题，尤其是旧时代的剧烈瓦解这样的问题，大顺有没有



    有的话，又是怎么挺过来的



    原本的历史上，伴随着七克等天主教书籍的传入，星湖学派的一部分人试图从基督教中寻找答案。



    现在，大顺本身是禁教的，而且是严格禁教的有些市井小说也禁，尤其是满篇都是嗯嗯、啊啊、乱戳之类词汇的那种，但这种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和手里拿着天主教书籍可绝对不是一个概念。



    禁与禁，是不同的。



    更关键的，是因为刘钰的出现，导致了大顺非常顺滑地完成了“西学”与“实学”的切割。



    天主教传教士，不再垄断科学和数学学问，大顺因为刘钰的出现而做的这一次“实学”和“西学”的切割，十分完美。



    但是，朝鲜国是没有做这个完美切割的。



    或者说，其立国基础，以及必须执行的“事周”主义，是没办法做完美切割的。



    最简单一点，天文学传入了朝鲜，直接导致了很多人知道，原来地球是圆的、原来地球不是世界的中心，甚至还有更广阔的宇宙的概念。



    由天文学引起的对朱子学一整套伦理体系、纲常体系的瓦解，以及朝鲜国自身定位问题的思考，每一项都是灭顶之灾。



    李星湖的弟子们，几乎是迅速分化成了两派。



    其大弟子、星湖学派分裂成左右两派的关键人物安鼎福，历史上就说过吾党小子，平日以才气自许者，多归新学。谓之其道在是，糜然而从之。然而党议横流之计



    就是说，星湖学派的少壮派，全面反朱子理学，接受新学、实学。



    安鼎福就警告权哲身，年轻人不要太气盛，你们这么搞，是要把整个学派都搞死的。



    党争这么严重，到时候，政敌会说咱们整个星湖学派，都是异端。咱们就要在党争中，遭到政敌的打击，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啊。我不能这么袖手旁观。



    权哲身等少壮派，则认为，不气盛那还是年轻人吗跟你们一样，暮气沉沉，各种妥协，搞得东不像东、西不像西



    现在国家已经在毁灭的边缘了，再不锐气一点，就全完犊子了。



    这也导致了历史上的星湖学派分裂，因为党争太烈，不想让整个学派受到影响，就必须做出切割，踢出少壮派，甚至帮助政敌搞清党。



    实学派的党争政敌，甚至直接警告过安鼎福权哲身是聪明人，而全国这样聪明人的十之七八，都已经被异端邪说所蛊惑，都开始搞实学，背弃朱子学，这是即将发生白莲、黄巾之乱的前兆啊



    这大帽子一扣，谁扛得住聪明人都去当异端了，这是要干啥



    而在此时的历史中，伴随着皇明通纪文字狱事件，以及引发的“文体反正”运动，使得星湖学派早早做出了抉择。



    李瀷自己在研读了大顺这边流传过来的书籍后，也做出了清醒的判断。



    大顺能搞实学的本质，是开国之初，鉴于前朝教训，以勋贵和良家子来平衡科举文官，搞出来了一套武德宫内的实学体系，包括几何学、天文学等等，这都是有基础的。



    大顺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党争，因为不过都是皇帝的棋子。



    实学不是儒家自己搞的，所以也就不存在学派党争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大顺的实质，是皇权和士大夫文官之间的角力。



    这不是党争。



    但朝鲜国是不同的，朝鲜国不能像大顺一样搞出来一个依附皇权的军事集团，所以只能以党争的形式出现。



    那么，朝鲜能全面学大顺吗



    废话，当然不行。



    大顺周边全都是潜在敌人，罗刹、准噶尔、缅甸、雪山、西域、日本、南洋，自然可以保持一支有意义的军官团，作为皇权的统治基础。



    然而朝鲜弄出一个专业的军事勋贵集团，是想干啥是准备跨过鸭绿江啊，还是准备收复釜山港



    自卫千秋僭越一朝称臣之后，周边有啥威胁西洋人的军舰，连马六甲都过不了，你搞军事勋贵，不是准备“帝出乎震”吧



    真搞这种军事贵族的制衡和加强王权，宗主国就会第一时间支持士大夫，换个人上去当朝鲜王。



    那么，完全文官体系的朝鲜就陷入了一个怪圈。



    不搞实学，朝鲜肯定要完，全面的农民起义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搞实学，必然党争。



    党争，激进派必然被毁灭。



    所以，星湖学派必须自己搞清党，把学派中的激进派，全都扔出去。



    但，不管是李瀷还是安鼎福都明白，激进派才是最后的希望。



    所以，李瀷提出，让激进派的弟子，去大顺看看，去哪里寻找儒学的答案。



    去看看真正的大顺，是怎么解决这一切问题的；去学习那些真正的实学学问；去利用大顺那边现成的儒学改革派学问，寻找自身的救国之路。



    学派内的温和派、和稀泥派，坚守本土，以党争对党争，不要让旧党赶尽杀绝，保持朝堂上的力量。



    而激进的少壮派，走出去，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因为下一场党争即将到来，这几乎是朝中的共识了。



    又因为皇明通纪文字狱事件，导致了朝鲜王朝对于走到外面去看看这件事，极端警惕，走正常路线是不可能的。



    所以，权哲身等星湖学派的少壮派，只能通过偷渡的方式一般来说，是在仁川、釜山等地的大顺商馆的伙计，若有病死，则顶替身份，乘坐货船前往大顺。



    这是有专门产业链的。



    一些干这一行的大顺蛇头，直接花钱买命，故意弄死一些人，空出来身份卖钱，也算是大顺特色的死魂灵了。



    花得起钱润大顺的，最起码都得是士大夫，钱还是出得起的，有买卖就有杀害。底层也不是没有跑的，但都是做奴隶，去种植园，或者自发过江去东北种大米种黄豆。



    至于为什么这么顺滑地思变，因为大顺是文化母国。



    文化母国的自发变革，作为藩属，自然毫无滞涩地一部分有识之士会选择去学习。这和西洋入侵还不一样，至少对朝鲜国来说，很不一样。



    权哲身就这样，乘坐了黑船，然后出了事，以自己顶替的姓赵的身份，来到了这艘客船上。



    他的第一个目标，不是去看看已经变革的松江府。



    而是去往淮南。



    因为大顺的实学派、泰州学派的残余、颜李学派的南传弟子等，在盐政改革中，合力买了淮南好大一块地。



    希望依靠乡约、学校、道德、伦理、分斋教育、教化、爱，去尝试一条和刘钰改革截然不同的复古三代的道路。



    对李瀷而言，那才是自己人，才是最值得去看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