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追道统，和影射显学，这都必须是经历了大顺开国和之后改革的儒生才能理解的东西。
权哲身还听不出来这种和百余年的历史相嵌套的东西。
对孟松麓所言的兴水利一事，倒是颇为赞许。
只是，两边的情况多有不同。
至少在淮南地区，大顺这边兴修水利的主力，已经是“闲民”了；而朝鲜国的土地制度摆在那，注定了兴修水利只能依靠奴婢和征发劳役。
而“闲民”，又意味着这本身就是星湖学派的梦魇闲民都是农村破产的农民和退租逃荒的佃户。而星湖学派在左右分野之后，星湖左派一直试图致力解决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并且思路还是很明显的向后退的那种思路。
其实即便是大顺这边，在开国之初和明末思想激辩中，往后退回到明初那种固定身份的状态，也一度成为主流。
但最终，顶不住蜂拥而进的白银，也顶不住江南地区已经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这个退回到明初严格身份制的想法最终也没有立住脚。
至少从眼前看来，似乎大顺这边解决了土地兼并带来的“闲民”问题。
持有往回退和复古想法的人，都是激进的改革派。只是，改革的方向，是往前还是往后的问题，但肯定不是保守派。蹲在原地前后小幅摆动一下的，才是保守派。
权哲身这种激进派，未必真的想要全面复古，只是因为自己找不到往前走的方向，心里又对社会不公极为不满，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往回退，从先儒的学问中寻找解决方法。
他们和大顺这边的人是不一样的。
作为文化圈的次生成员，他们身上不用背负道统这个负担。
是以，他们的想法往往是不怎么“正规”的。原本历史上的基督教问题，就能看出端倪平壤成为东方梵蒂冈的源头，就很奇葩。权哲身这些接触到基督教书籍的士大夫，不是“加入”天主教，而是自创了一个朝鲜教区。不管是牧师还是教区主教，都是压根没有天主教廷参与，自己照着基本翻译成汉文的书，自己创出来的，全程自封。
这也算是后世那边邪教泛滥的一个历史渊源吧。
如今权哲身看到江苏的改革成果后，内心其实已经有所动摇，心想是不是能走这条路呢
出于这个想法，权哲身问了一下孟松麓。
“孟兄，你对闲民如何看兴国公的改革，在这里造出了海量的闲民。可现在看来，闲民似也无甚大害先儒以为，闲民乃天下第一大患，此中分歧，孟兄如何看待”
孟松麓对这个问题，其实也真的是不好回答。
因为，这里面的根本问题，就是江苏的模式，是否是可以在天下推广的
亦或者，江苏的改革，只适用于江苏一地
如果是前者，那学派还折腾什么呢不管是富民，还是制度，甚至实学，都不用他们管了，那他们存在的价值只剩下道德教化了
如果是后者，那问题就大了，就需要分析、弄清楚，这种改革为什么在江苏行、在别处就不行
现在权哲身问出这个问题，孟松麓还是用学派的“标准答案”，回道“若只说江苏一地，闲民，未必是坏事。”
“知江苏一地，政抑闲民，其义非也。所谓闲民，先儒之谬说，夫闲民不可少也。”
“有闲民，然后佣赁可得也；有闲民，然后行走可得也。”
“闲民者，或助力于农圃；或助力于虞衡；或助力于工商；或助力于刍收。”
“其筋力劳苦，有甚于常职之民。”
“先儒以为，闲民者，身无职名，白日依枕，终岁闲眠，故曰闲民，此真大谬也”
“先儒枉疾此辈，每欲惩之酷罚，岂不怨哉”
其实这也算是孟松麓的学派，在对着虚空输出。
先儒所言的闲民，和现在的闲民，本质上没啥区别，但社会基础的变化，使得发生了区别。
什么是闲民
指的是封建社会里，士农工商等等包括那些贱籍之外的、没有“常”职的人。
按照这个定义，在工厂里做工的，在码头上扛活的，其实都是“闲民”。
说是农，有地吗
说是商，有产吗
说是工工人和工匠小生产者，可完全不是一回事。
没有任何的产业，也没有任何封建社会的传统职业。
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这就叫闲民。
在土地还有很多的时候，对先儒而言，闲民当然是应该去垦荒种地才对。要不闲着在城市里晃荡，也没有个常职，这不是“身无职名，白日依枕，终岁闲眠”是啥
而现在实际上从明晚期开始，这个先儒的定义就已经开始有些“和现实脱节”了。
农圃、工商、刍收，都很容易理解。虞衡者，天官大宰的下属官员，掌管山川林泽，官名代指，值的就是林业、林业附属的狩猎、采集、药材等行业。
这番其学派对闲民的“正名”，既是因为学派一贯的思路；也是因为江苏改革的社会现实。
当初李塨琢磨着均田策略的时候，就考虑过。土地其实是不够用的，多出来的人干啥
那李塨是大顺开国之初的人，那时候百废待兴，商品经济也远没有经过二十多年折腾后的江苏这么发达。
他不是没想过，不能授田的多余人口，便考虑“转业”，为士、为商、为工等。
但那时候，他认为，或者说不只是他认为，而是所有人都必然认为，士、商、工，能容纳多少人
根本不可能嘛。
也正是因为这个解决不了的死结，使得李塨最后搞出来一个可能他自己都觉得有些扯淡的均田方案，也就是好田五十亩、劣田百五十亩，待劣田变好田再均分五十亩
实际上，其实这个问题，就算此时的江苏，也压根没有解决。
单单扬淮等地的大约一百五十万人，也压根不是全都成为“无产”的闲民。
而是绝大多数，不是被扔去了东北，就是扔去了南洋，外加大约四万平方里的盐荡区，以及靠着大量的基础建设维系着这些“闲民”有事做。
改革可不是只涉及到扬淮地区，江苏几府，都有不同的问题。
数量可绝对不止一百五十万人，实则更多。只不过因为扬淮地区的改革过于激进，漕运业和盐业，两大支柱产业都被刘钰废掉，而且是在数年之内完成的，问题之大可想而知。
其余府县的问题，只是相对而言，没那么激烈而已。
此时世界就是这么个现实，百年前荷兰一小片地方想吃饱，就直接引爆了欧洲为争夺市场的几场战争，英法西轮番下场。
江苏这么多的人口，要是超半数都是“闲民”，而且暂时有活干饿不死，闲民没变成起义军，那估计得吃下半个世界。
刘钰非要联法打印也是因为这个社会变革，必要死人。要么孟加拉大饥荒，死掉一千五百万人，瓦解掉原本的棉纺织业经济，让大顺的闲民有事做而不是选择起义；要么大顺自己死人，内战爆发，农民起义，死个七八千万人。
不是死别人，就是死自己。
反正现在已经这样了，运河一废，别的地方不提，别的行业不提，单单扬州府的五六万运盐工，和其家属大约二三十万人反正现在是消失了，不存在这个群体了。
未必是被杀了，而是对一个脆弱的家庭而言，忽然转换职业、离开故土，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苦痛。
对朝廷而言，这是“代价”。
对江苏的激进改革，皇帝能够支持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初废运河时候讨论过的“黄河”问题。
治河，必废漕。
这是共识。
那么，废漕，就能治河吗
显然，不能，黄河也是此时的大顺配治的黄河向往哪跑就往哪跑，最多也就是修修补补。
那么，废漕的另一个潜台词是什么
废漕的另一个潜台词，就是黄河治不了的，夺淮入海近千年，已经淤积的过高了。
决口北上，那只是个时间问题，如同西洋故事里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掉下来。
以这个现实为前提，皇帝就必须考虑，如果不废漕运，一旦黄河决口，漕运堵塞崩溃，会出现什么情况
漕运断绝。
中央政府失去粮食和江南的白银。
百万漕工无业，起义。
加上大水灾造成的百姓生存，北方起义大爆发。
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分割，中央集权崩溃，地方势力崛起。
大顺要完。
所以，废漕运，走海运的一个潜台词，就是默认黄河肯定会决口，然后保证江南这个经济中心和京城那个政治中心的联系。
问题一多、堆在一起就不好解决了，就成了明末困局怎么走都是死了。
是以，先解决漕工问题。
然后，等着黄河决口，依靠江南的财力和粮食，完成镇压。
百万漕工，加山东、河南的几千万百姓，这就是皇帝内心已经预想过的“漕运改革的代价”。
从皇帝统治的角度看废漕运，阴暗的角度，就三个字
分批杀
先废漕运，杀一批最有反抗精神，和天生自带组织力的漕工。
再等着头顶悬着的那口剑落下，杀灾民。
杀剩下的，把青壮募兵，剩下的或者饿死，或者屠戮，或者扔到东北南洋。
不要把问题等到一下子全爆发再去解决，到时候，杀都杀不完。
在内心早就酝酿、想象过处理上千万人反抗的局面后。
有了这个心理基础，皇帝对刘钰在江苏搞得激烈改革，以及雪片一样的弹劾，压根不觉得很震撼。
而最艰难的转型期，已经熬过去了，至少在改革最伤民的时候，皇帝支持。
现在再看这么“闲民”，颜李学派的这群人，自然也就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
至少在江苏，这似乎是个可行的、解决颜李学派心中梦魇人多，地少，不可能人均五十亩的办法。如果是可以普遍推行的，也终于让从李塨开始就琢磨着均田而田不足、转业而士工商无以纳的困境，得以解决。
故而，他们学派对“闲民”的看法，转向了为闲民正名，认为闲民是工商业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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