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做事，有皇帝的逻辑。也可以说，有皇帝的价值观体系。

    铁路，技术，蒸汽机，甚至资本，都是器。

    器,可以选择怎么用。

    屁股坐在哪，决定了怎么用这些器。

    从一开始决定下南洋、伐印度开始，在皇帝这，一直盯着的就是刘钰说的钱。

    香料的钱。

    印度的税。

    统称，都是钱。

    按照先秦诸子某一派的说法，爱和用是有极大区别的。

    那皇帝是爱钱呢就像是爱手办、爱老婆、爱纸片人那样,就愿意捧着钱睡觉,听着钱哗啦哗啦的响声

    还是想要用钱呢

    拜物教、拜商品教、拜金教，对皇帝而言，实在是没什么兴趣。

    因为皇权之下，他就是拜君权神授教的大教主，为啥还要去搞个拜商品教的世界，然后再靠“自我奋斗”，做终产者这个最终教主呢

    那不是闲的吗

    既然能够区分，那么皇帝贪图南洋的钱、印度的税，是为了用，不是为了爱，那么用来干啥

    自然是用来稳固自己的统治了。

    皇帝让太子去读盐铁论，其实也就是在告诉太子，大顺现在像大汉，这些各种除农业税之外的朝廷之利，养活了一个庞大的事功之臣阶层。

    这些东西，既是中央政府的核心税源，也是事功之臣们存在的经济基础。

    靠那些农业税,是养不出一群事功之臣的,也是无法为事功之臣的存在创造一个经济基础的。

    事功之臣到处做事,前提得有钱。

    没钱，就没有事功之臣存在的土壤。

    除非脑子锈了，放开地方权，让事功之臣都去地方当藩镇，但这本质上也是让他们弄钱，没钱啥也干不成。

    皇帝让太子读盐铁论，真正想让太子明白的，还是一件事。

    武帝崩后，为什么要有盐铁之议

    盐铁之议后，为什么会有王莽改制

    还有就是在给的那本书里，为什么刘钰会讽刺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是在改进捕鼠器，而是在取得一个专营特许的特许捕鼠权

    大顺的这些大型“财阀”，是否和英、荷、法等西洋国家的一些特许专营的行业类似

    大顺这些年涌现出的大量的事功之臣，大量的边疆饿狼、大量的试图在边疆和殖民地搞事的“能吏”，他们存在的经济基础，靠的是什么

    现在中央财政，或者说皇帝内帑，如果能再难道印度的税收白银，这笔钱应该怎么用养一群什么样的人来解决什么事才能让皇权恒久远

    白银是财富吗

    白银能买到想要的东西，并且尽可能大宗物价稳定,靠的又是什么

    如果河南、川楚等地发生了灾情，朝廷的白银是可以救灾的财富吗而如果是松苏等地发生了灾情，朝廷的白银是可以救灾的财富吗

    二者如果不一样，那么区别在哪

    当种种这些皇帝想要考核太子的内容，归结到一个“先修哪条铁路”这个被极大简化的问题上时，皇帝也必须给太子讲清楚一件事

    大顺之前，承接明制。

    大顺自称，追慕李唐。

    但实际上，此时的大顺不论是军功制度、郎官制度、事功之臣的花销、中央财政的收入比例，土地税占财政收入的多寡，都更像是变种的、但不是百姓授爵制的汉。

    关键就在于那句话盐铁之利，在利，不在盐铁。西域之地，或许在西，也未必不在南。

    不可只见其形，刻舟求剑，而不得其意。

    大顺不搞铁专营的原因，只是因为他妈的对外贸易的管理和垄断更赚钱，而且更容易管。卖铁锅农具啥的，一年累够呛，还挣不了几个吊钱，现在非要专营这玩意儿干啥

    而汉时候铁专营的收益，可完全类比此时的丝绸瓷器茶叶出口。

    过去的铁，不是现在的铁。

    盐铁之利的本质，在利，不在盐和铁，或者说与时俱进，就应该像是井田一样，以至于现在复古派都是“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井为均之托词也”，要想明白本质是什么，而不是井田这个形式。

    如果太子搞不明白，很可能，大顺也要走一条最终来一场王莽改制土地国有天朝田亩、而终于天下大乱的结局。

    皇帝希望太子明白，传统的那些守旧大臣，靠不住。

    松苏那群新崛起的人，也一样靠不住。

    更希望太子明白，他在上次南巡时候，看到资本以织布机下乡的形式沿着运河快速蔓延时候的警惕。

    大顺不产白银，白银是外来货币，却又是大顺的法定缴税货币和流通货币，一旦放开管控，松苏积攒的外来货币，会瞬间让大顺的土地兼并问题翻个几十倍。

    而只靠那些守旧派的大臣，大顺一年也就收个两千万两白银，事功派就可以彻底回家睡觉了，根本没有他们存在的舞台了。

    因为没钱，大顺折腾不了，无功可事哪还有什么事功派了

    事功之臣没了，最后朝堂里从打对对胡，变成打清一色，那这王朝也基本到头了。

    烂成一团泥，慢慢腐朽。

    太子应该明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小民，可以在太祖皇帝高举义旗的时候，一起推翻前朝。

    小民，亦可以在新时代威胁到旧的一切的时候，他们也有可能最坚决地站在皇权身边。

    水可载重，亦可覆舟，其精髓，是民本，牧民。民本不是兼相爱交相利，也不是人人不要拔我一毛，也不是人民当家作主，根本不是一回事，因为是要分水和舟的，水非舟，舟亦非水。

    当然这是统治之道上的东西，皇帝觉得自己还有时间，太子应该还能学明白。

    而至于统治之术，利用铁路、长江、黄河、海军、将天下分割成几块，使之在西边的起义不会影响到中原、在东边的暴乱不会越过荆楚，这也是铁路之于皇权的意义。

    最终放在第一条铁路到底应该修到哪，这件事也就可以说的很清楚了。

    黄河决口，是有规律的。

    从宋开始，黄河决口就是在河南、鲁西南这个范围内，反反复复。

    曹县、菏泽、兰考、郓城，就这几个地方，基本上只要决口，肯定就是先把这边冲一冲。

    大顺的百姓读水浒读的非常喜欢，但大顺的百姓，其实是不知道什么叫八百里水泊梁山的。

    因为写水浒的时候，八百里水泊梁山，真的存在。

    而大顺的百姓看水浒的时候，因为漕运，一条大堤出现在黄河北岸，加上明顺以来一直默许的“保北不保南”的保漕运的治水策略，梁山泊的八百里已经成了个传说。

    这个变迁，是现实的统治的选择。

    而于此时的现实之下，真要是黄河北决，大顺会选择让黄河复南吗

    让黄河在大顺的财税重地泛滥

    这本身，就是一个和当初为了保漕运而默许的“保北不保南”一样内核的选择。只是形式因为现实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

    大顺已经开始修一条类似于太行堤之类的东西了，只不过这个太行堤，是在河的南边，而不是北边了。

    “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不能为功。使南河只可迁延日月，无药可治，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

    这基本上已经是大顺这边，在解决了运河问题之后，破开了讳疾忌医的这个伤疤之后，有识之士的共识了。

    只不过，这些有志之士，过于“有识有胆有魄”了，琢磨着有钱的话，不如直接挖一个从北边入海的河道，人工改道得了。反正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挖呗。

    大顺吸取宋时教训，并不认为人工挖一条黄河河道，是大顺现在能搞明白的工程。瞎鸡儿挖河，这个风险太大。

    而如皇帝所言，黄河不会闲着没事干决口的。

    大顺在解决了运河漕米问题之后，治河的效率比以前要高。伴随着玉米、高粱等秸秆作物的普及，修堤坝的材料也比以前丰富了。

    所以，皇帝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黄河决口，那么这不是只考虑黄河决口的事。

    而是显而易见地，河南等地，肯定是遇到了大洪灾了。

    小洪灾不至于搞出来黄河决口。

    届时。

    上游是洪涝。

    到了开封菏泽一带，则可能是黄河决口。

    而淮河的洪泽湖问题，大顺也只是凑合着解决了一点点，实际上水位依旧高，淮河上游泄洪还是有问题。

    也就是说，一旦出了这个事，必然是一场波及淮河、安徽、河南、鲁西南、冀南、鲁北等大片地区的大灾。

    按照自古以来的经验，一般来说，河南水灾，一般都会伴随着安徽水灾。而这一次还要考虑黄河决口，还要加上个山东水灾、河北南部水灾。

    中原地区过高的人口密度。

    商品粮产地往中原地区过高难度的运输制约。

    以及河南、荆楚是天下中心，此地若乱，则四周必乱的必然现实。

    还有就是对于“王朝末期被逼着做事的时候，往往吊毛也干不成”的经验。

    陕甘可以垦套、迁西域；闽粤可以下南洋；山西可以走西口；河北胶东可以闯关东；松苏江浙可以有商品粮；四川德祐于都江堰等只要不瞎鸡儿收税一般没事唯独中原地区，既没有商品粮输入救济、也没有逃亡垦荒的方向，一旦出了事，那就是大事。

    外加那个非常晦涩难懂的、一般人未必理解的“老百姓有饭吃一般不会造反”的道理。

    所以皇帝对于太子第一条铁路该往哪修的想法，觉得相当的幼稚。

    黄河哪天出事，这谁说得准就像是几年前的里斯本大地震，这还有说得准的事儿

    第一条路居然不琢磨着贯穿中原、联络荆楚，竟然琢磨着往张家口、承德、关东等地修，这如何能当明白铁路时代的君主

    就算不修到张家口的铁路，商人的高利贷依旧控制着蒙古；就算不修到承德热河的铁路，大顺的军队也依旧压的北边不敢反叛。

    不是不能修，而是这对皇权的统治而言，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历史上的普法战争，德国总参谋部们对铁路的认知，是高效的兵团机动方式，将极大地改变陆地战争的模式。

    而对大顺而言，对铁路的认知，是不可能走上普法战争的认识的，因为大顺周边有啥需要修个铁路否则打不赢的敌人吗能修铁路的、好修铁路的地方，脚板子一样打赢；打不了、不好打的地方，肯定是不好修路、或者这时候压根没法修路的地方。

    是以大顺皇权对铁路的认知，从一开始就必然要是维系统治、方便赈济、便于输粮、有利镇压的。

    京西煤矿到京城的铁路，延续的是这样的思路，为的是京城燃料的稳定；而真正琢磨着要用印度税收修的第一条大铁路，也必然是延续这种思路的。

    皇帝觉得，太子欠缺的，就是一种对“器”的认识，了解、以及如何使用的思路。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件事可以教，那么将来出来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不能按图索骥了，没有思路，可咋整到时候岂不是一脸懵逼

    守旧派搞不明白。

    实学事功派，过于激进。

    新学派，脑子里有自己的想法。

    做皇帝的没有个一贯以之的思路，到时候便会觉得公也有理、婆也有理在李淦看来，熙宁变法没有问题，之后的旧党复辟，也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变法也好、复辟也罢，皇帝都得凌驾于党争群臣之上。

    而要凌驾，就需要有自己的思路、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认识。知道要怎么办、知道要干什么。

    朕即国家，朕要做什么，新党、旧党、守旧派、实学派、复古儒、激进工商派，皆工具也

    否则，那要被人玩死的。

    大顺的改革，从来不是刘钰宰执天下的状态下改的，至始至终在皇帝看来他都是个工具，因为皇帝知道大致该怎么搞，大致知道哪些事可以干、哪些事干不得，群臣争议那都是个屁，听响儿罢了。

    包括在成体系之前，刘钰在皇帝看来，不过是一个郎官类宦官，借皇帝之势，在外开府，以近臣宠臣之幕府而行变法的。既不是丞相开府，也不是执掌天佑殿一言堂，其中区别，可大了去了。

    既不会罢免刘钰，也不会改革科举，更不会罢免那些攻讦刘钰的大臣。

    只是，要是太子就这成色，即便自己临走之前，把几个必须要“带走”的人一起带走，怕也必要搞出来王莽改制一样的大乱至于靖康耻这种事，李淦琢磨了琢磨，觉得即便妄自菲薄许多，这天底下已经没有再能搞出来个靖康耻的政权实体了，倒是感觉距离类似王莽改制越来越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