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很多东西都是前所未有的。

    但皇帝觉得他多少能够看破这些表面的区别，读史依旧有用，只要别刻舟求剑，而是多去考虑当时的现实情况。

    就像是读盐铁论之前，不可以不读平准书。

    而读平准书之前，又不可不去读一读之前大顺征伐西域时候的“账本”,理解一下什么叫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

    再去看看大顺下南洋的账本，为什么同样是万里远征，下南洋的成本就比去西域便宜的多。

    在皇帝看来，大顺最缺的，其实就是“木牛流马”，一种高效的运输工具。

    因为伴随着南洋和关东的开发，以及刘钰的“酿酒外贸日本卖米等蓄水池”策略,实际上大顺能够控制的粮食产量,实际上已经基本可以做到有灾就赈、不至饿殍的地步。

    难度始终在于，怎么把天津港、松苏港的粮食，运过去。

    困扰大顺的是物流问题。

    这也就是当初刘钰在盐政改革时候说的，盐政问题想要最终解决，要么全国各地哪个省都靠海或者有井盐矿盐；要么就要有一种一个月内能从东海到西域的交通工具。

    平淮书也好、盐铁论也罢，以此时皇帝的视角来看，都是在“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这個现实前提下的解决方案。

    因为千里送粮损耗巨大，所以中央财政才要有钱，有很多很多的钱和财富。

    以此时大顺的视角来看，很多政策，都是围绕着这个物流的现实而存在的。

    至于说专营之利什么的皇帝整天羡慕英国的航海条例，和超高的茶糖专营收入,以及一年上百万的东印度东方贸易品专营权收入。一个巴掌大点的小国，一年能收入两千万两，简直就是要好好学习的对象。

    所以皇帝才支持刘钰的盐政大改革方案,直接搞了川南和淮北两个大型的半工业化大盐场英国也不产茶叶，但依旧属于在生产端收税,因为茶叶可以算是“东印度公司生产”的，在生产端收税之后，剩下的就不收了；而刘钰的盐政大改革方案，本质上也是在生产端收税，盐是那些大晒盐场生产的，挤死低效手工业私盐，而且工厂越大越好，这方便在生产端征税，也方便一旦有事朝廷直接官营。

    现在对大顺来说，专营之利有，粮食布匹也不缺，即便不进行全面的改革，那么要保证有灾荒的时候能够赈济，似乎就可以近乎无限期的续命。

    因为，凡事如果只看明面的账本，是看不明白的。

    比如前朝的农税，收的真的不多,怎么就遍地烽火了

    比如漕米的600万石,似乎也不是啥大负担,可为啥弄的百姓困苦

    因为600万石漕米，账本上只写了到账数，不会去算物流费用。算上物流费用，损耗，贪腐等，600变60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大顺之前默许漕运贪腐，因为保证漕米是第一要务，剩下的都好说。就像是默许黄河决口冲南边不要冲北边一样。

    刘钰在松苏改革的最后几年，一直在忙着搞大基建。到处挖运河、修运河、开运河、通运河。

    皇帝明白刘钰为什么这么看重基建，所以皇帝很明白，刘钰说的“不需要水的大运河”以及蒸汽版的“木牛流马”对大顺朝廷意味着什么。

    如今世界上几个最强的国家里，英国选择了运河，到处修；法国选择了公路，到处修；大顺其实也只能选择铁路，到处修。

    历史上，如果英国人修运河的时候，不要过于放任，有类似铁路一样的统一标准，以及一个整体规划，至少在英国本土，铁路这玩意儿要干过运河，可能还要等许多许多年。

    大顺是没办法。

    就北方这个情况，有脾气暴躁的母亲河，修运河就别想了；就黄土区和华北平原的黏土，下了雨，能把三两的鞋黏成三十斤的黄黏土，这时候修公路也是白扯。

    在皇帝看来，那这“不用水的大运河”和人不罚马不嚼的“木牛流马”，简直就是天赐之物了。

    如果修通了南北切割贯穿中原的铁路，400万石的粮食，运费就算消耗了七成，能有100万石抵达河南，那这简直就压根不用去考虑什么一里路一万两银子的天价，就算再加两万两，那也值。

    皇帝不是怕人亡政息，而是怕太子按图索骥。心里压根没有啥清醒的认识，不知道变通。

    有道，方可通万法。

    当爹的说，要修路，于是就吭哧吭哧地修。

    可在这个变化的时代，皇帝这二三十年就见了许多前所未见之物，要是日后遇到什么新情况，自己这个当爹的都没见过，不可能给出明确的指示该怎么办，那咋整

    不知道咋整，只能回去看古书，古书里的很多东西，只看其形，那不非要搞出来王莽改制那一套

    现在的情况，在皇帝看来，真不是想退一步就能退的了，大顺已经被改革绑架了。

    大顺征伐日本，给大顺上的一课，就是海军可以快速兵团机动，始终保证一个以多打少的优势局面。

    想要解决，废掉海军，理论上要沿着海岸线修一条上万里的铁路，那这还是得往前走。

    大顺占据锡兰，给大顺上的一课，就是印度就是进入南洋的桥头堡。英法都在印度编制土兵，到时候一个上亿人口的地盘，有的是炮灰，到时候就南蛮入侵了。

    不过，应该说，直到现在为止，包括皇帝在内，都还没有对贸易、商品这些事上，有丝毫警觉。这也不能说是错，只能说，现在警觉，真有点杞人忧天的意思。

    既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工业竞争的角度去理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这属于超前课程，大顺现在是真没机会感受这种竞争。

    那么，大顺也只能从传统的征服与统治的角度，去理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而从征服和统治的角度，大顺既然能去印度收税，那么欧洲人能不能在中国收税呢

    衍圣公挂英王乔治的画像、挂法王路易的画像，有没有可能呢地主能不能像印度的柴明达尔一样，只要保证我继续统治，我按时交税就行，剩下的都可以

    大顺毕竟是经历过明末的破事的，对此，素来是觉得靠不住的。尤其是这一次孟加拉事件中的背叛，更是给了大顺皇帝一个警示，大有可能。

    是以，已经没法退了。

    不退，就得保持海军。

    保持海军，就得有钱。

    有钱，就得贸易。

    贸易，就得进攻。

    进攻，就得有事功之臣。

    事功之臣，就得学实学。

    学实学，就得搞内外分野。

    搞内外分野，就得要求皇帝必须脑子非常清醒，保持均衡，会玩手段，明白方向。

    不明白方向，党争就无法控制，皇帝可能要沦为党争的小弟，路线问题会凌驾在皇权之上。这既包括王道、霸道、复古、礼法、也包括进步、激进、工商、改革，还包括民本、君本、封建、一统、专营、放权等等。

    皇帝可以有路线，甚至皇帝可以本身就代表一条路线，但皇帝不能让路线凌驾在皇帝之上。

    这其中的区别，皇帝很怀疑太子能不能明白。

    这也不是换个太子就能解决的，因为皇帝在改革中表现出的倾向，使得皇帝无法确定皇子们到底是认可路线，还是认可皇权。

    而换太子本身，又似乎意味着这是皇帝在传达对路线选择的态度，实际上在这时候换人，本身就是对皇权神圣性的削弱，看起来像是降到了路线之下。

    皇帝自己也难受，或者说是他自己作出来的。

    刚开始改革的时候，皇帝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好不好、将来的情况能否应对。

    他在改革中成长、在实践中琢磨。而改革的过程里，又是靠刘钰这个“宠臣”去完成的，且不说本身让太子去跟着学这就容易叫人产生极大的误解，就说让太子和刘钰交往过密，皇帝自己都不安心。

    等着改革初见成效，太子却压根跟不上时代了。

    不是说太子啥也不懂，实际上太子小时候就跟着传教士学过数学，长大后也接触过新学学问，而且对于火车铁路这些东西也不是一无所知，看实学书籍看的也不少。

    而是说，太子学的太多，脑子学的泾渭分明了。

    的确，皇帝是要搞内外分治的，但这种内外分野是要搞成一团浆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是搞成泾渭分明。

    问铁路，就照着新学的思路讲；问朝政，就照着旧学的思路来。这种泾渭分明不成浆糊的状态，是不行的。

    皇帝很想让太子明白，铁路这破玩意儿，只是看起来新，所以翻史书，没办法以史为鉴。

    可他娘的，你翻书的时候，没有铁路，难道没有直道、漕运、海运、京杭大运河吗

    看起来新，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可他娘的，大顺打西域，和伐日本下南洋，并没有相隔多少时间。都是一两万人决定战争的胜负，都是距离都城万里之外用兵，西域用兵超两三千万，下南洋伐日本不过几百万两白银，这其中的后勤军费的差距，到底是哪差出来的

    换了个皮，你就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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