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没有分管农业，但对于大放卫星，却还是目睹了不少。

    卫星是在五月份收割季节来临时突然放出来的，刚开始时亩产还只有一千斤，但很快便到了七千斤，八千斤，然后突破了一万斤。对于这么高的产量我本来是不相信的，因为湄河去年的产量才不过四百多斤，别的地方怎么可能突然增涨至一万多斤呢？

    在大放卫星的初期，湄河仍然保持着一种观望的态度，董汉军有次问我：“你是本地人，觉得亩产过万斤，有没有这种可能？”

    “应该不可能，湄河历史上亩产没有超过五百斤。”

    董汉军嗯了一声，未置可否，但看得出他也是不相信的。

    可是《人民日报》，《湖南日报》，每天都有套红大字标题的喜讯，每天都有震撼人心的报道，却不由得我对自己的判断产生起怀疑来，怀疑自己是不是孤陋寡闻？是不是对新的科技一无所知？是不是认识上跟不上新的形势？如果是这些地方在造假，但我们的记者，报社总编，还有那么多的中央领导都要严格把关，难道他们也那么容易上当受骗？我不相信《人民日报》会有胆量敢于撒这样的弥天大谎！8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更让我相信自己是过于保守了，文章说：“麦子大丰收确实是一把万灵的钥匙，能使任何顽固保守的人开窍。刘三才他们的大麦试验田原定的指标是三千斤，竟把社里一个名叫温四才的老汉气急了，他赌咒：‘你们真能打下三千斤，我拚上脑袋！’直到麦子登场，他看着事情不妙，还是不大相信，但打的结果不是三千斤，而是五千七百零二斤。老汉服输了，当刘三才突击组再试验在回茬地产万斤谷子的时候，他就变成积极的支持者了。一个夏天，出现了多少温四才式的喜剧，有多少温四才式的人物经历内心深刻的变化啊！”

    我感觉自己仿佛就是文章中所说的那个温四才，我甚至在内心中责问自己，是不是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的发展了？

    各地仍然在争相不断地放出新的卫星，湖北放出的一颗卫星，亩产达到四万多斤，很快这颗卫星又被另一颗更大的卫星所超过，广西放出了全国最大的一颗卫星，亩产达到十三万斤。《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副照片，在一亩稻田的稻穗上竟然站着四个孩子在尽情玩耍，看了这幅照片，我简直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可是，当湄河也跟着学样，制造出亩产三万多斤的卫星时，我才恍然大悟，我们正在上演一场亘古未有的历史荒诞剧。

    看到别人的卫星越放越大，董汉军终于坐不住了，他在常委会上作出决定：“今年要把湄河变成粮食亩产千斤县，明年实现亩产万斤县”。

    为了放卫星，县委宣传部请来了省报、省电台还有湄阳日报的记者，在石铺公社张家湾大队报道水稻高产的新闻。为了让摄影记者拍下一张粮食大丰收的镜头，公社书记洪绍忠命令几百社员从其它田地里，把颗粒饱满的稻子拔来码在同一丘田里。由于码过来的稻穗紧紧地挤在一起，密不透风，根部容易发生腐烂，董汉军安排我从吴家岭煤矿调两台鼓风机过来，向稻田中吹风。我说把鼓风机调来，煤矿就只能停产了，董汉军说，放卫星是政治任务，先保证完成政治任务。我把董汉军的指示传达给煤矿，煤矿负责人也深感不满，但没有办法，只好安排工人把鼓风机拆了，搬到农田中，工人们安装鼓风机的时候，我到现场去看了看，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所谓的卫星是如何放出来的了。

    几个记者看到这情景，十分激动，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农村涌现出来的新景观，纷纷拿着照相机进行拍照。一个摄影记者为了让镜头更好看，还亲自指挥工人调整鼓风机的角度。这两台鼓风机的照片，第二天便登上了湄阳日报的头版，新闻报道出去后，一时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每次董汉军接待邻县的负责人，总是得意地开怀大笑，仿佛完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一般。当时农业局有个干部，叫何海清，是生产技术科科长，经常陪外地客人来参观，当客人问到为什么禾苗会长得那么密时，何海清未加思考就讲了几句实话，谁知农业局另一个干部把这事汇报到县委，董汉军知道后，暴跳如雷，把农业局局长老于叫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以后凡是外地来参观的，老于必须亲自陪同，还逼着老于撤了何海清科长的职务，把他下放到公社当农技员。

    到粮食收割时，石铺公社终于放出了一个卫星，亩产达到三万多斤。收割的那一天，地委、县委、省报、湄阳日报都派人到现场验收，一亩田竟收割了将近一天的时间，最后称出亩产达到38567.8斤。第二天，这则新闻就成了省报和湄阳日报的头版头条，大字套红标题，开会的时候，董汉军拿着报纸，得意地指给大家看，说这是湄河近几年来第一次上省报的头版头条，下次还要努力上人民日报的头版。副县长廖建平问为什么不把后面的小数点省略掉，董汉军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解释道：“这你就不懂了吧，精确到两，说明数字是真实的。”

    廖建平赶紧奉承道：“到底是书记，就是比我们高明。”

    与会的人听他这么一说，都谄媚地笑了起来。

    这个卫星放出去之后，省委、地委发来贺电，对湄河县的粮食丰收表示祝贺。董汉军在常委会上念贺电时，一脸得意的表情，并特别表扬了公社书记洪绍忠，说他工作有点子，肯动脑筋，跟得上形势。其他常委都纷纷表示附和，说这样的卫星还要多放几颗。董汉军见我沉默无语，特意点了我的名：“怀南同志，你有什么看法？”

    “我同意县委的意见。”我模棱两可地答道。

    “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这是湄河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参与者。”董汉军说。他说话时，神情兴奋，颇为得意，脸上的青筋似乎一下子缩小了许多，都隐藏到皮肤下面去了。

    我听了，却感到十分羞愧，为参与创造了这样的历史。可是这种想法我不敢说出来，而是表情淡然地笑了笑。

    年底公社书记汇报粮食产量时，会议室里放着一块黑板，各个公社书记将本公社的粮食产量写到黑板上。几个公社书记你推我，我推你，都不愿意第一个上去，董汉军点了石铺公社的洪绍忠：“老洪，你们公社粮食丰收了，你先上去。”

    洪绍忠见点到他，没有办法，只好第一个上去，写了亩产1000斤，这已经是湄河历史上最高的产量了，但紧随其后的茶山公社写了1200斤，后来的几个书记则越写越高，最高的写到亩产2000斤。洪绍忠这下坐不住了，站起来说：“石铺公社的产量进行了重新统计，要重报。”

    台下的人都哄笑起来，说哪里统计得这么快。

    只有董汉军高兴地说，我还以为你是个小脚女人呢，到底想通了。

    洪绍忠走到台上，把产量改成了2200斤。见董汉军鼓励大家这样做，其他几个公社的书记，都纷纷上前去把产量提高了几百斤。只有桑木公社没有改，桑木公社的党委书记是永玉，永玉原本是县委办主任，但董汉军担任县委书记后，不喜欢永玉严谨的办事作风，就把他安排到桑木公社当书记。

    我注意到董汉军几次看了永玉一眼，但永玉装作没看见似的，坐在那里纹丝不动。散会后，我走到永玉身边，悄悄问他：“你怎么没上去改？”

    “你以为改了数字，产量就提高了吗？我真想不通，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自欺欺人？”

    我一时默然，感到有些羞愧，如果我是公社书记，我会不会上去改呢？我想也可能会跟大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