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绍忠走到台上，把产量改成了2200斤。见董汉军鼓励大家这样做，其他几个公社的书记，都纷纷上前去把产量提高了几百斤。只有桑木公社没有改，桑木公社的党委书记是永玉，永玉原本是县委办主任，但董汉军担任县委书记后，不喜欢永玉严谨的办事作风，就把他安排到桑木公社当书记。

    我注意到董汉军几次看了永玉一眼，但永玉装作没看见似的，坐在那里纹丝不动。散会后，我走到永玉身边，悄悄问他：“你怎么没上去改？”

    “你以为改了数字，产量就提高了吗？我真想不通，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自欺欺人？”

    我一时默然，感到有些羞愧，如果我是公社书记，我会不会上去改呢？我想也可能会跟大家一样。

    《人民日报》和省报仍在连篇累牍地报道各地争相放出的卫星，可是我却再也不相信他们是真实的了。如果他们明知收获不了这么多粮食，而又睁着眼睛说瞎话，这究竟是为了骗谁呢？而谁又愿意受这样的欺骗呢？我仿佛感到人们都已进入到了一种半疯狂的状态！已经失去了起码的理智和判断力！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荒唐的事情，举国上下都以骗人为得意！

    民无信不立！我突然想起《伦语》里的一句话，孔子告诫他的学生从政首先就是要诚实守信；商鞅变法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取信于民，可见信用是一个政府赖以存在的最起码的要求，可是这些被中国统治者信奉了几千年的政治理念，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全不当一回事了呢？

    在这样一个连政府都倡导撒谎的年代，诚实反而变成了过错，乃至罪恶。为什么我不能挺身而出，大声疾呼，直指其非呢？有时候我也想到过拼死一搏，大胆上书，可是看到那些右派们的遭遇，不仅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反而遭到无数人的唾弃与辱骂，成为社会的罪人，甚至连累到自己的家人与孩子，我就变得犹豫起来。

    而撒谎者却在不断地得到提拔和重用，他们从来不用担心要为撒谎付出代价！

    董汉军和石铺公社党委书记洪绍忠，因为放了一颗大卫星，当年作为先进典型，参加了全国农业发展大会，受到中央的表彰。董汉军捧着奖杯回来时，更加得意洋洋，说中央领导跟他颁发奖杯时，还跟他握了手，夸我们工作做得很好。他们从北京回来不久，洪绍忠就被提拔为湄阳地区农业局副局长。

    这年春节，我回家的时候，到顺生家里坐了坐，那时他已经是大队长兼大队支部副书记了。他家仍住在河边，仍然是解放前那栋低矮的土砖屋，只是旁边多出了两间杂屋。顺生看见我来了，显得又高兴，又有些拘谨，搓着两只手，背微微弯着，叫我楚书记。他跟我一样，生了两个小孩，大的是个儿子，叫黑皮，已经六岁多了，小的是个女儿，叫安安，刚满三岁。我看他还是住原来的老房子，衣服也显得有些破旧，问他现在生活过得怎么样，他嘿嘿笑了两声，说蛮好，一天比一天好。可他老婆冬梅在旁边缝着衣服，冷不丁地冒出一句：“我在娘屋里的时候，过得还轻松些。”

    顺生横了冬梅一眼：“你晓得什么？”

    冬梅是那种本分的女人，赶紧不说话了。

    这时安安走了出来，手里端着一只盛糖果的盆子。

    “拿糖给叔叔吃。”顺生对安安说。

    “是伯伯。”我纠正他道。

    “糖，糖。”安安伸出一只稚嫩的手，拿着两颗糖向我走过来。

    “安安好乖。”我弯腰接过糖，摸了摸安安的脑袋。

    “安安今年几岁了？”

    “三。”她伸出三个指头，望着我说，她的一双眼睛又大又圆，十分讨人喜欢。

    “才三岁呀，就好懂事了。”我说，“伯伯不吃糖，安安吃。”我把糖又放回到她的手中。

    安安把糖放回到盒子中。

    “给伯伯的糖，怎么又拿回来了？”顺生问她。

    “伯伯不喜欢吃。”安安想当然地答道，说得我和顺生都笑了起来。

    “听说今年梨花大队丰收了？”我坐到旁边的一张凳子上，问顺生。

    他先是沉默着不肯做声，我连问了两遍，要他跟我讲实话。他这才叹了一口气，低声说道：“这样搞下去，不知道明年吃什么？”

    我听了不觉一惊，因为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忧虑。

    他跟我讲了一件事，说上面来检查粮食产量时，粮仓里是满的，实际上只在上头有一层粮食，下边全堆的是稻草，没人敢说出真相，谁讲真话，就把谁打成反对“三面红旗”、反对大跃进的阶级敌人，有的当场抓起来就是一顿毒打，所以谁也不敢讲真话。可上面是按虚报的产量征收公粮，这样社员能留下来的口粮就所剩无几了。

    “方便的时候，你跟上面反映反映。”顺生满怀期待地看着我说。

    我听了默然无语，不知道怎样回答他，说不能反映，似乎显得自己很胆小，说会反映，又似乎是在欺骗他。

    第二天回到县里，我一直犹疑不定，顺生希望我把情况反映上去，我想给地委武书记写封信，痛陈得失，揭露董汉军弄虚作假，可想来想去，武书记肯定是支持董汉军的，他们的关系本来就那么密切，我写信上去无异于自投罗网。还是觉得给报社写封信较稳妥，但在署名的时候，犹豫了好久，仍然不敢用真名，我想如果他们相信我说的是事实，总会派记者下来落实的。但信寄给了报社，犹如石沉大海。后来想，报社的领导自然也和我一样，不敢去捅破这层纸。

    农业局那个下放的干部何海清，不服县里对他的处理，又给省委写了封信，揭发董汉军弄虚作假，虚报产量。信被转到地委，地委又转到了县里，董汉军看到告状信后，当即在上面批示，以破坏大跃进的反革命罪论处，交公安逮捕法办。不久，何海清被判处了五年徒刑，60年过苦日子的时候，又饿死在监狱中。看到何海清这个下场，我不觉惊出一身冷汗，心想自己如果把信寄给了武书记，肯定也逃脱不了和他同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