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上学读书受教育情况

    我家虽然是中国儒学大师孟子的后代，也不知从那代远祖时就离开书香门第，改作工匠手艺了。但是思想信仰上还是传统的儒家思想。我们三大户孟家的几代人中，没有吃斋念佛的，也没有信“洋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供祖宗不供菩萨。逢年过节，给“祖宗牌位”烧香上供，上坟烧纸，不到庙里烧香拜佛。他们以忠孝节义为道德标准，既不是有神论者，又不是无神论者。对神鬼的看法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神敬善人，鬼怕恶人”等民间格言。这种朴实又有些愚昧的世界观，也是旧中国众多老百姓精神状况。

    听老人们讲，在清朝时农村没有学堂，只有私塾。而且也不是村村都有，许多世代务农的家庭，没有让孩子读书写字的要求，教书先生也就没有更多的市场。那时国家没有普及教育一说，私塾老师的工资，是学生家“摊”的，给钱给粮食都可以。富裕人家多给些，穷苦人家少给些。平时吃饭也是各家轮流吃，住宿就在学校里。一个村十几家、或者二三十家养着一个老师，问题也不大。而且私塾先生的教学方法灵活，因人施教。没有明确的学期和年级区分，老师对学生只有作业没有考试，当然这些因人而布置的作业也等同于单独考试。农民家的孩子，可以在冬季或农闲时去念书，农忙时就下来在家干活。所以穷人家的小孩子，一般是男孩子都可以上一两年私塾，学一些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之类的初级文学知识，和背诵小六九、打珠算、丈量土地一类的数学知识，大概属于启蒙教育吧。再往上学什么四书五经之类的高深知识，准备考秀才、中举人的就少了，考进士中状元等就更不敢想了。一来是家里穷，只要能劳动了，就要去干活，没空念书。再有也是多数人智商低，高深知识学不进去，虽然私塾先生因人施教，但是如果完不成老师布置的背书、释义、写大字（毛笔字）、做文章的任务，也是要打板子（用戒尺打手掌）的。小孩子常由于不会背书怕挨打，也就不愿意再学了。家长一见自家的孩子常挨打，就知道孩子不是读书的“材料”，走不通“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之路，也就不再花费钱粮供孩子继续上私塾读书了。当然，也有穷家的孩子智商高，小时候半农半读，成人后白天务农，晚上读书，靠学习成材的。如历史上的朱买臣、吕蒙正和戏曲里的陈世美等人，只不过那种穷家出身通过读书当官的人，是非常罕见的。

    辛亥革命后，虽然有“拆了大庙改学堂”的举动，但那时国家办的小学校是很少的，还没有中学。经过“五四运动”“打到孔家店”，以后，私塾也少了。那时的老师是国家发工资的，学校是要收学费的，而且除去寒暑假、礼拜天、都要按时到校上课的。所以，穷人家的孩子还是去不了“学堂”读不起书的。孟昭信及其父辈、祖辈都上过私塾，有些文化，会写会算。当然，绘画和裱糊的手艺是祖传的，不是从私塾先生那里学的。但是到了孟昭信的儿子这代，就供不起孩子全去学校念书了。孟宪成（1909年出生）和孟宪增（1914年出生）都没读过书，十多岁就开始跟着大人干活。只有三子孟宪奎（1920年出生）在蓟县城里读完小学，1935年又去北京读中学。

    在民国年间，城内的四个“隅”都建了小学校，城里边读书的孩子也就多些了。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蓟县的国办小学越来越多了，在日伪时期，县城里就有了中学（就在现在的蓟县一中校内），但只是有初中班，没有高中班。

    “西南隅”村建起了白塔寺小学，孟庆云（1925年生）、孟庆华（1928年生）、孟庆余（1933年生）、孟庆宇（1938年生）哥四个，小时候都上过几年小学。前边的是读书二三年，最后的孟庆雨读到小学毕业。那时蓟县的国办小学虽说越来越多，但也不是每个村都有，乡下的许多小村里没有学校，农村里许多穷家的孩子都不能上学。像孟庆云孟庆华居住乡下的岳父、妻兄们都是因本村没有学校而没上过学的文盲。女孩子更不能上学读书了。解放前孟家的姑娘、媳妇们都是大字不识的文盲。那时城里虽然上学方便，许多孩子未能多读书的主要原因还是家里穷，念不起书，需要在家里干活。而这时的正规学校，不像私塾那样可以随时来念一段再下去干活。半农半读的路走不通，也就只好失学。像孟庆云和孟庆华自幼丧父，虽说在大家庭中，与母亲一起和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共同生活，但家境并不富裕，当然要帮着大人干些农活了。孟庆余十二三岁失去母爱，父亲给人打工或下地干活，需要他在家做饭和照料孩子，自然也就读不成书了。孟庆宇能读到小学毕业，是由于赶上好年代。

    解放后，国家号召男女儿童都要上学读书，而且学费也不多（我读小学时每学期一元钱学费），穷人的孩子也念的起书了。但那时学校也是逐步发展起来的，直到解放初期，蓟县的初中毕业生还要到通县陆河中学去读高中（当时蓟县隶属河北省“通州专区”管辖，后来通州划归北京市管辖，蓟县改归河北省“天津专区”——后改称“廊坊专区”管辖）。1955年“蓟县一中”才设立高中班，以后初中毕业生就考本县的高中了。

    到1966年之前，蓟县的学校分布情况是：一般的村里有初级小学（一至四年级），乡（后改为公社，全县38个公社）里有高级小学（五六年级），区里有初级中学（区后改为工委，那时全县分八个工委，只有城关工委片有蓟县一中和敦庄子中学两所初中，其他工委片各有一所初中学校），县里有两所高中（蓟县一中和上仓中学），一所中专（杨津庄水电班，不是国家办的，不包分配，类似现在的培训班）。天津专区（蓟县那时属河北省天津地区专员公署管辖）有廊坊师专（大专）、廊坊农机化学校（中专）、杨村师范学校和蓟县师范学校（中专）。只有大城市里才有省里或者国家办的大学。不是特优秀的小学生，很难经过层层筛选，考进更高级学校的。我和堂弟孟凡荣读小学时，蓟县已经达到普及初级小学的程度，所有的学龄儿童都能报名上学。但是能考上高级小学的也就一半左右。到高小毕业升初中时，又要淘汰一大半，到考高中时淘汰的就更多了。1965年我初中毕业时，全班48个学生，只有八个人考上高中，三个人考上中专，一个人被选调上了海军学校。孟庆宇在解放初期初级小学毕业后，没有考上高级小学，也属于正常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