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我二爷孟宪增的故事

    我二爷孟宪增生于1914年，病故于1973年，生前是蓟县城内西南隅村的农民。我记事的时候，二爷孟宪增已经五十来岁了，他身材魁梧，膀大腰圆，一米八左右的身高，剃光头，有一副《水浒传》中鲁智深的形象。那时候他和我三叔孟庆余（1833年生人）、老叔孟庆雨（1938年生）爷仨一起过日子，住在我们孟家西院西南角的三间西厢房里。

    小时候经常听我母亲讲述我二爷孟宪增的故事。

    孟宪增从小没念过书，可能是当时城里的学校少，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都不上学。那时的私塾属于民办学校，要由学生家庭供养老师，穷人家的孩子更上不起学，所以我爷爷孟宪成（1909——1929）和二爷孟宪增都没上过学。西南隅的白塔寺小学是何时建立的，老年人们也说不清了，只记得从我三爷孟宪奎（1920年生）开始，到我父亲（1925年生）及叔叔们，都在白塔寺小学上过学了。

    孟宪增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劳动者，他不馋不懒，不嫖不赌，不吸毒，还养成了不吸烟、不饮酒、不喝茶的节俭生活习惯。当然，这与他出生在贫民家庭是分不开的。

    虽然在解放前，蓟县城里有开烟馆、赌馆和窑子的，虽然那时抽大烟（鸦片）吸白面（卡洛因），耍钱赌博逛窑子都是合法的，但那也都属于高消费场所，并不是普通老百姓去的地方。

    我们孟家从远祖挑着八根绳（一根扁担两个箩筐，俗称八根绳）由山东省曲阜县的大柳村到蓟县城里来谋生，到我曾祖父孟昭信属于第三代。从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流浪户，到有了几间茅草房和十几亩土地的“家业”，全是靠三代人辛勤劳动挣来的。

    孟昭信年轻时，与二弟孟昭义合住一个宅院（林家胡同路东的小院），成家后生育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又在对门置买了一个比较大的宅院（路西的院子）和三亩园田。还逐渐在城外置买了十几亩土地。这些农活都是自家人去干的。孟宪成和孟宪增小时候都没钱读书（念私塾），七八岁就开始跟着大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和农活，十二三岁就正式下地干庄稼活了。到他们哥俩娶妻生子，全家人仍然在一起生活，孟昭信是一家之主，当家理财，孟宪成与孟宪增都没有财权，手里没钱，只是家里的劳动力，所以，没有条件去城里那些高消费场所。

    由于孟昭信是勤俭起家，对孩子管的比较严格，孟宪成和孟宪增从小都养成了不吸烟、不饮酒、不喝茶的习惯。

    遗憾的是，孟宪成在1929年（21虚岁）冬天，被人引诱去赌馆看热闹，用“玩麻将的三缺一，让他补缺，输了钱不用掏，赢了钱可以得”的手段，使他上了钩。别人合伙让他先赢了几十元，后来输了，就从赌馆老板处借高利贷继续玩，企图翻本。结果越玩越输，欠了许多赌债无力偿还。债主找上家来要孟昭信卖地还债，遭到拒绝。孟昭信严责孟宪成，母亲、妻子也都埋怨他，造成孟宪成精神崩溃，在自家西院菜园子大石井内投井自杀。据说他是夜间投井的，为了给家人提示，把一双棉鞋放在井沿上，水井的周边密密麻麻的是他在井边徘徊的脚印，说明他在死前经过了剧烈的思想斗争，可能出现过犹豫不决，最后还是一头扎下去了。孟昭信到县政府告赌馆放高利贷者逼死人命，要求对方赔偿损失，虽然官司没打赢，却也人死债烂了。

    孟宪成自杀这年孟宪增才十六虚岁，哥哥的死使家里减少了一个劳动力，无疑增加了孟宪增的劳动负担，迫使他养成了勤劳节俭的好习惯。即使解放后孟宪增的子侄们既吸烟又喝酒，而他老人家还是烟酒不沾。

    同时，孟宪成的自杀给孟家人一个警讯，自那以后我们孟家的人（二爷孟宪增及子侄们），无人会赌博，不论是掷骰子、推牌九，还是打麻将玩小牌都不会。玩扑克、下象棋也从不来“带钱的”。

    1943年之前，孟昭信（1877——1942）一家十多口人，只有孟宪增和孟庆云（1825年生）两个男劳力，其他都是妇女和小孩。家里的三亩菜园子，城外十几亩土地里的庄稼活，都是以孟宪增为主来耕种的。

    孟宪增的最大特点是身体好，体力壮，能干活。俗话说“身大力不亏”，身材魁梧的孟宪增干起活来特别有劲。出去在自家干农活外，还经常给人家作工伕（打短工）。

    过去，农村经营土地全靠体力劳动，没有农业机械。从地里的农活来看，有些劳动强度不大的活是男女劳力都能干的，有的则是只有男劳力才能干。男劳力的农活主要是：麦收时下地拔麦子，从地里往家里挑“麦个子”（“麦个子”就是把连秸秆带麦穗的整棵麦子打成捆），在场里用铡刀铡“麦个子”（把麦穗从秸秆上铡下来,以便放在场上晾晒打軋），用麻袋和口袋从场里往家里运麦粒。夏天时，要用锄头耪（除草）三遍地。大秋时的地里活有割谷子（用镰刀把带谷穗的谷子秸秆从地面上割下来）、擗棒子（把玉米棒从秸秆上掰下来）、掐高粱（用俗称“把心”的手握单刃刀将高粱穗从秸秆上切下来），砍高粱（用镰刀把高粱秸秆从根部附近削下来）等。这些活劳动强度不是太大，男女都可以干。而“招茬子”（蓟县人把用铁镐翻地称为“刨”，把一手攥住植物秸秆，另一只手挥动小铁镐从泥土里把秸秆的根部挖出来称为“招”。高粱秸秆砍走后剩下长在地里的四五十厘米高的秸秆俗称“茬子”）和“招棒子秸”则只有男劳力才能干。因为高粱秸和玉米秸根系发达，需要左手攥住高粱茬子或整棵玉米秸秆，右手挥动短柄小镐切断主根附近的须根，才能把长在地里的高粱茬子或玉米秸秆及泥土里从土里挖出来。平常天旱时有菜园子人家的要打水浇园子（用辘轳和水罐从井里打水），有猪圈的人家要起猪圈（把距地面一米深的猪圈坑里的粪从猪圈坑里扔出猪圈墙外），这些都是力气活，需要男劳力来干。

    那年代城里许多人家都是亦商亦农，做买卖的工商户家里也有土地，而他们自家人以做生意为主，地里的农活需要到工伕市上雇工伕。

    那年代的工伕市和现在的劳务市场差不多，劳工们也是自带劳动工具的。孟宪增带的工具——锄镐铁锨挑筐水罐等都是大号的，所以很受雇主欢迎，容易被人雇佣。除了拔麦子、招茬子、薅苗耪地的地理农活之外，扛口袋、挑担子对孟宪增来说都是常干的活，尤其是打水浇园子，他使用头号大罐（用柳条编织成的从井里提水的农具，头号罐相当于两水桶的容积），一只手拧辘轳，拧的特别快。别人需要一天才能浇完的园子，他半天就可以浇完。出去做工伕（打零工）时，熟悉他的雇主都愿意雇他去浇园子。

    除了干农活之外，城里的商铺家里也有些盖房垒墙搬运货物出库入库等体力活，有时也要从工伕市上雇工伕。孟宪增也常被雇佣去为铺家干活。

    旧社会，尤其是日伪时期，建桥修路、修城墙、挖壕沟、立电线杆等政府工程是比较多的。那时是按照土地的多少来摊派义务工的，俗称“出官工”。而那些工商户人家的土地多，摊派的“官工”也比穷人家多，而他们的本家人忙于做生意，只好到工伕市上雇人替他们出“官工”。孟宪增也经常被商铺家雇佣替人家出官工。

    1933年，长城抗战时，29军从蓟县、遵化一带抽调民工，组织了担架队和收尸队，还用大马车装着从附近买的一些棺材。我二爷孟宪增（1914——1973）就是民工之一，跟大车拉死尸，每天一块大洋钱（当时一块大洋可买一袋白面，40斤一袋）。据他们介绍，中日双方在喜峰口打仗，不是一次定胜负，而是打了好多场，战场有好多处，打了十来天，有时日军进攻，29军防守；也有时29军进攻，日军防守。总的看是29军逐步向前推，日军逐渐向后退。每天交战的时间都不太长。战斗中经常短兵相接，日本兵用步枪上刺刀扎，29军官兵用大片刀砍，经常拼杀混战，受伤的很多，不受伤的很少，遍地都是尸体。轻伤员在战斗间隙中自己包扎一下，还继续战斗。有的重伤员在战斗中就随时撤下来，交给担架队送往战地医院。战斗停止后，双方军队占据两侧的山头，担架队和收尸队打着红十字的白旗，到战场上抢救没撤下来的重伤员，收自己这一方牺牲官兵的尸体。主要看军装识别，只管自己一方的，不管对方的。对方的收尸队也打着红十字的白旗，到中间的战场上收尸。两边穿白大褂的卫生队员和民夫，都没有武器，见面也不争不吵，各干各的。中国的收尸队用大车装满尸体，运到后方掩埋，当官的尸体装进棺材，单独埋葬，还用木牌写上姓名职务。当兵的尸体太多，没有那么多棺材，就挖大坑掩埋，据说是一个大坑埋三、四十具尸体。因为大家都在坚守阵地，在掩埋尸体时，也顾不上举行什么追悼仪式了。据他们估计，这次喜峰口战役中，29军战死六七百人，受伤的就更不计其数了。同时，日本人战死的比29军也不少。据说在搬运阵亡烈士尸体时，别的民夫都是一次扛一具，孟宪增有时肩上扛一具，另一侧胳肢窝里还夹一具，为此受到部队长官的表扬。

    孟宪增的另一个特点是饭量大“能吃”，过去形容一些身材高大能吃能干的人，每顿饭可食用“斗米斗面”那是夸张。因为一斗是20市斤（10公斤），哪个人也不可能吃那么多。但是一顿饭吃一升米或者一升面是可能的，一升是二市斤（1公斤）大碗米饭才四五碗，大个馒头才六七个。过去大家吃的副食较差，肠胃里油水少，一顿饭吃一升米或者一升面的还是大有人在的，孟宪增就是其中之一。其实说这些人能吃，并不是他们每顿饭都吃那么多，而是说他们的肠胃是“松紧袋”形的，具有很大的伸缩性。遇到好吃的就吃得多，不好吃的就吃得少。

    由于家里生活贫困，很少吃净米净粮，常年吃掺榆树皮面做的玉米面、高粱面、谷子面饼子。不是现在的细玉米面高粱米面和小米面，而是带玉米脐子高粱壳和谷糠的粗面，因为粘性差，需要把榆树上剥下的嫩皮晒干碾压成碎面，作为贴饼子用的粘合剂。这种饼子很难吃，咬下一口在嘴里越嚼越多，很难下咽。所以，孟宪增平时在自己家里吃的并不多，而是在给人家做工伕时，遇到好饭吃的多。那年代雇工伕中午要管一顿饭，多数小户人家吃的虽然也是粗米杂粮，普通饭菜，但是都是净米净粮。而有些家境富裕的大户人家要给工伕们吃大米白面，菜里面也要有点荤腥。孟宪增在给人家做工伕时，不仅能干出了名，能吃也是出名的。据说他在给城里的大商铺“龙德号”做工伕时，每天中午吃一扁担长的（一般扁担长2米左右，2两面一个的刀切馒头可排二十个）馒头，只吃饭菜不喝汤。干一天活，晚上回到家里也不再吃饭，只喝点水。第二天早晨还是不吃饭，中午又吃那么多馒头。在龙德号干了十几天，每天就吃这一顿饭，干起活来蛮有力气。

    还有一次孟宪增一顿吃了一盆子大米饭，那是在日伪时期。当时蓟县的日本队部就设在新张家，也就是现在南大街的中医院院内，与其一墙之隔的我家东院被征用为马厩。日本队部在林家胡同的后小门与我家西院斜对门。这个队部的伙房和厕所都靠近后小门，为伙房送肉、送菜、送豆腐、送劈柴的，以及往外掏厕所挑大粪、挑泔水的，都只能从后小门进出，不能从南大街上的正门进出。当然后小门也有岗哨把守，进出者也需要接受检查。可能是我家东院被做日本队部马厩的缘故，挑泔水、掏厕所、清扫马粪的活就归孟宪增干了。因为那时的粪便都是园田里的好肥料，干这些活是“两不找”，就是不给工钱也不要肥料钱(这种政策延续到解放以后，县城里的机关单位的厕所粪便和伙房泔水，由所在生产队派人清走，由生产队用泔水喂猪，粪便做肥料)。那时孟宪增每隔两三天就要到他们那里去一次，因此就和日本队部的后勤人员都熟了。那时日本人吃的都是从高丽运来的大米，中午、晚上每顿饭的菜里都有些猪肉。吃剩下的饭菜倒进泔水缸里。孟宪增挑回来的泔水舍不得直接喂猪，妇女们要先把里面的大米饭粒和小肉块都捞出来，清洗干净晾干后留着人吃，剩下的烂菜和荤水给猪吃。一天下午孟宪增去给日本队部伙房送劈柴，伙夫求他帮个忙。原来这天有些日本人外出了，告诉少做饭。伙夫马虎了，照常蒸的大米饭，剩下了一盆子（大约三斤米的），怕被领导发现挨批评，就让他帮着吃，说吃得越多剩的越少越好。于是孟宪增就几口米饭一口咸菜，一碗一碗的吃起来，结果把这一盆子大米饭都吃了，撑得他到第二天中午都没再吃饭。

    孟宪增的缺点是不会理财过日子，还脾气暴躁，大男子主义，经常打老婆。在1942年以前大家庭生活时，还不明显。因为那时我曾祖父孟昭信当家，他只负责在外面干活挣钱，妻子在家做家务，夫妻矛盾不明显。1942年冬孟昭信病故，我曾祖母将家产分作三份，她自己单过，我奶奶带着我父亲、母亲、二叔、姑姑一起过，我二爷孟宪增带着二祖母和三叔、老叔一起过。孟宪增作为一家之主，因为他不善理财，缺少算计，妻子出些主意他又不爱听，夫妻之间经常吵架，他从道理上说不服妻子就动手打，闹得夫妻感情越来越差。家里的日子也一直紧紧巴巴，房屋和土地只能维持原状，没有新的起色。

    1945年日本投降后，孟宪增夫妻二人把两个孩子留在家里，他们和蓟县的几个同伴去唐山打工，女人在工厂里上班，男人都下井挖煤。干了一个多月，孟宪增目睹了一次矿难，看到挖煤有风险，就自己回家务农来了。本来孟宪增就因脾气暴躁而经常打老婆，致使夫妻感情不合。妻子赵氏到唐山上班后，长了见识，自然不愿意再回蓟县，为此夫妻分手了。那年代结婚离婚都不需政府干涉，换帖子（男女方家长互相交换写着新郎、新娘生辰八字的庚帖）算订婚，拜天地算结婚。有老人家长在的，写封“休书”把媳妇退回娘家算离婚，没老人家长的，夫妻二人一吵架，说声“散伙’就算离婚了。

    孟宪增只身一人从唐山回来，还是继续过原来的穷日子，因为思想守旧，他还有个“穷志气”，土地改革中什么也不要。理由是要致富得凭自己的力气去挣，白要人家的财物不光彩。可是他这类只会卖笨力气挣钱的方式，永远挣不来大钱，即使翻身解放了还是只能维持不饿肚子。因为他是出了名的脾气不好，把老婆打跑了，再加上不会理财挣大钱，光棍爷仨过日子，那个女人还敢嫁给他啊。所以从32岁老婆离婚后，就一直没有再续弦，他自己说是不想再找老婆了，免得生气，其实还是因为生活困难，不具备再婚的条件，只好独身和两个儿子一起生活了。

    1955年，我曾祖母病故，留下的三间东厢房给了我二爷孟宪增。我曾祖父孟昭信置买了四层茅草房，正好给四个孙子每人一层房。我爷爷这门已经占有了两层房，我家一层，我二叔孟庆华家一层。我二爷这门的两层房，也应该给我三叔孟庆余和老叔孟庆宇每人一层房。因为我曾祖母的这层东厢房有一间门道，分到东厢房的就自己居住，分到西厢房的就与父亲一起住对面屋。

    而且这一年我三叔孟庆余23虚岁，老叔孟庆宇18虚岁，都到结婚的年龄了，自己有一层房也容易说媳妇。所以从农村的习惯上应该把两层房给孟庆余和孟庆宇分开，孟宪增应该和分到原来爷仨居住的那层西厢房的儿子一起住对面屋。可是我二爷孟宪增个性，不愿意和儿子住对面屋，非要自己占据那层东厢房（也有人估计他可能是为了自己续弦）。他就搬到我曾祖母遗留的屋子去住，把三间西厢房给两个儿子分开，让两个儿子住对面屋。

    孟宪增不会理财的弱点还体现在过日子无计划，挣了钱随手花，不攒钱无积蓄。我曾祖母这三间东厢房，是倒插毛的草房，墙体是砖头和土坯垒的，需要每年苫盖一层新稻草，防止漏雨。孟宪增继承后，因为没有积蓄，得过且过，只管住房不花钱苫房。住了二年多，因1958年降雨量大，这层房就被雨水浇坍了。于是孟宪增就把它拆了，卖了多余的木料，用一间房的檩在以前东厢房门道的位置，坐北朝南盖了一间白灰封订小正房（房顶略有坡度的平房，以便往下流水）自己住着。这样，我曾祖父孟昭信的四个孙子每人一层房的愿望也就落空了。

    1959年县医院扩建，林家胡同搬迁时，孟宪增原来那层西厢房的拆迁费是爷仨分的，他那份和在部队当兵的老儿子孟庆宇那份，一共得拆迁费270元，加上卖旧房木料的60元，爷俩一起在东南隅买了四间旧房（半层正房——2,5间旧砖瓦房孟庆宇的前妻穆桂珍居住，房山外有1.5间白灰封订的小平房孟宪增居住）。1963年孟庆宇退伍回到蓟县工业局工作，这时房基地政策宽松了，孟庆宇就把东南隅的房子卖了，在西南隅南城根下的菜园子要了四分房基地，盖起了一层新的砖瓦房（正房），孟宪增才第一次住上暂新的大瓦房。其实这全是占儿子孟庆宇的光，凭他自己是无论如何也住不上新房子的。再后来他就和二儿子孟庆宇家一起生活，在西南隅村生产队里参加劳动，直到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