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我的祖母

    我的奶奶（祖母）孟绳氏1905年出生于蓟县东赵各庄乡新河口村的贫苦农民家庭，1923年（19虚岁）嫁给我祖父——15虚岁的孟宪成（1909——1929），1925年（21虚岁）生下我父亲孟庆云，1928年（24虚岁）生下我二叔孟庆华，1929年6月（25虚岁）生下我姑姑孟书珍。就在这年冬天闲着没活干的时候，我爷爷孟宪成被人引诱参加赌博，欠下在赌博借的高利贷无力偿还。放贷人找上门来，要我曾祖父孟昭信卖地还债，孟昭信不答应，并且严责孟宪成。造成孟宪成精神崩溃，在自家菜园大井內投井自杀。虽然是人死债烂，我奶奶孟绳氏却变成了守着三个孩子的丧偶女人。

    那年代已是中华民国了，从法律上也是允许年轻的丧偶女人再婚的。但是，由于传统道德的影响，丧偶女人改嫁还是受人歧视的。因为封建社会里是提倡丧偶女人守节，官府还要给那些教子有方的寡妇立贞节牌坊的。据说我曾祖父孟昭信也不算太守旧，曾表示允许我祖母改嫁。但是那年代的丧偶女人改嫁是不能带着孩子走的，孩子要给婆家留下，由婆家抚养成人，继承婆家的香火。而且，那时带着孩子也嫁不出去，对于外姓血统的孩子对方家庭也不接受。所以，我祖母出于对三个孩子的感情，就没有改嫁。好在那时都是大家庭一起过日子，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的大家庭是常见的。我祖父自杀时，我二爷孟宪增还未结婚，一切家务都是我曾祖父孟昭信操持的。我祖父死后，大家庭里只是少了一个男劳力，过日子的事不用我祖母操心。仍然是和公婆（孟昭信夫妇）、小叔小婶（孟宪增夫妇、孟宪奎）小姑（孟宪晨、孟宪春）一起过日子，不必到城外的农田里去干活，只是在自家园田里干农活和家务活。

    1942年冬我曾祖父孟昭信病故，这时全家还有十一口人，我曾祖母孟贾氏无力维持这个大家庭的日常开支，为调动晚辈们操持家务的积极性，于是就权力下放解——分家单过了。土地和房屋按三股均分，每家五六亩旱地，一亩多水田，一亩多园田，一层（三间）厢房（草房）。我曾祖母孟贾氏和养女——即孟宪奎的未婚妻二人占一股，居住在孟家西院的东厢房，这也算分给孟宪奎的那份家产。我奶奶孟绳氏、我父亲孟庆云、我母亲孟刘氏、我二叔孟庆华、姑姑孟淑珍五口人占一股，居住在西院的西厢房。我二爷孟宪增、二祖母孟赵氏、三叔孟庆余、老叔孟庆雨四口人占一股，居住在西院西侧南小院的西厢房。（这时孟宪奎已参军，孟宪晨、孟宪春已出嫁）。

    大家庭体后，我奶奶又成了我们这支小家庭的一家之主，家里家外旱地水田都需她料理，二儿子孟庆华在西大街杨家铁匠铺学徒，三年学徒期，只管吃住不给工钱。地里的农活主要是大儿子孟庆云和儿媳妇负责，自己和女儿孟淑珍也要干活。1944年女儿（16岁）出嫁。1945年日本投降后，孟庆云在村里当干部，把被日本队部征用作马厩的东院要了回来。这时孟庆华学徒期满，铁匠铺除负责吃住外，每月可挣三块大洋钱的工资，略可补充家用，同时也该结婚需要房子了。我奶奶就给我曾祖母点钱，把东院要过来了，全家又搬到东院的三间正房（草房）去住（东院是1942年分家之外的房产）。1946年9月顽军进攻，占据了蓟县城，孟庆云他们那些村干部转移到乡下，后来调到区里工作，脱离了农业生产。家里干活的只剩下我奶奶和我母亲婆媳二人。1947年，二儿子孟庆华结婚了。1948年农历二月，我出生了，同年农历九月，我堂弟孟繁荣出生了。向这些聘闺女、娶媳妇、生孩子、伺候月子人（产妇）等比较大的家务事，都需要我奶奶来操持，多么辛苦可想而知。尤其是1950年大儿子孟庆云和儿媳离婚（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父母离异三岁坐监》），对她老人家的精神打击更大。

    正由于家境困苦，家务繁重，我奶奶一个家庭妇女辛苦操劳，加上吃糠咽菜营养缺乏，终于积劳成疾，得了“痨病（据说就是现在的肺结核），常年咳嗽，喘不上气来，在48虚岁（1952年）就离开人世。纵观我奶奶的一生，可以说只是受苦受累，没有享过清福，的确是个苦命人。

    我和奶奶一起生活的那几年，是在林家胡同的孟家老宅，也就是路东那层正房（三间草房）里。我印象中的奶奶是个病人，她脸色苍白，身体虚弱，每天半躺半坐的在西屋炕上呆着，身边放着一个痰罐子（与茶杯大小相同无柄有盖的小瓷罐）。咳嗽吐痰时她就一手握着小瓷罐，一手揭开盖子往里吐，之后再把盖子扣上，放在炕上或者窗台上。冬天，她穿的一身棉衣外面还要在套一件大棉袄。那时的大棉袄就类似现在的棉大衣，但样式是老传统式的斜大襟（扣子在右肩膀下面，布嘎嗒扣）。领子和棉衣小领子相同，不像棉大衣是前开襟和大栽绒领子。因为屋里冷，奶奶又不大活动，所以穿的多些，中午暖和点了，她就把大棉袄脱下来披在身上。那年头蓟县城里还没有生煤火炉的，富裕人家用铜制的炭火盆取暖，里边放置木炭，既不冒烟又散热快。穷人家用的是黄胶泥做的“火盆”取暖，散热效果差些。而且烧不起木炭，都是在火盆里边放置“棒子骨头”（玉米骨），外面蒙上一层从灶膛里扒出来的玉米骨或玉米秸的火炭，让上面的慢慢的引燃下面的玉米骨。由于外表蒙盖一层炭灰，里面的玉米骨不会产生火苗，只是一点点燃烧放热并冒出一丝丝青烟。不过那时的屋子密封度差，也不会造成一氧化碳中毒。我家的“火盆”就放在奶奶身边，她有时身子向前倾斜一会，伸出一双干瘦的手在盆上烤手。过了一会，还是向后仰坐在“被窝卷”旁边。

    吃饭时奶奶也不和我们一起吃，因为她吃“白斋”，就是没有盐的饭菜，即便熬菜和菜馅也不放盐，吃时放些醋，据说这种“白斋”可以避免咳嗽喘。大概对这种老年性哮喘的常见病，没人当回事的缘故，我奶奶平时不吃药，也可能是没钱买药吃。

    那时家里除奶奶外，经常是我和母亲在家，我二叔孟庆华在马伸桥铁匠炉做工，给人家打铁。只在过年过节才回家，我二婶带着我堂弟和我奶奶住西屋，但是她经常带着孩子住娘家。同时我姑姑孟书珍也经常住娘家，她回来时就和我奶奶一起住在西屋。我和母亲平时住在东屋。过年过节时我二叔二婶回来，我和母亲就到西屋和我奶奶一起住，二叔他们三口住东屋。按说蓟县的习惯应该是长辈住东屋，不知什么原因，我奶奶一直是住西屋的。

    在我的印象中，奶奶是慈祥和善的。虽然她因为有病，没有抱过我——我在婴儿时期也许抱过，我没记忆。反正从我记事以后，奶奶就病着，没有抱过我和堂弟，也没有领我们去外边玩耍。但是，她是喜欢我们的，经常在炕上哄我们玩，从来没有因我们不听话而斥责或者吓唬过我们，当然更没有动手打过我们，哪怕是假装生气做出要打我们的样子都没有过。

    据我母亲说，她嫁到我家十几年，婆媳之间从未生气吵架和抬杠拌嘴的。我的姥姥和姥爷都早已病故，我母亲也把婆婆当亲娘一样。我奶奶知道儿媳是没妈的孩子，也把她当女儿看待，对她和对我姑姑一样，没有什么偏向。1947年二婶嫁过来，奶奶对她也像女儿一样。奶奶在世时，两个儿子在外边上班，家中两房儿媳，两个孙子一起过，婆媳之间，妯娌之间，以及姑嫂之间都没有闹过矛盾，这应该是我奶奶治家有方。

    1950年，我父亲通过书信与我母亲离婚，把奶奶气的病情加重了，在家里大骂我父亲。奶奶对我母亲说：“他不要你这个媳妇，我就不要他这个儿子了。这里就是你的家，哪也不要去，咱们继续过日子。”我母亲已经父母双亡，娘家只有兄嫂，当然也无法回娘家。而且婆媳之间和睦相处十多年，感情深厚。所以，虽然在法律上与我父亲离了婚，但是在家庭生活上还是一如既往，与奶奶、叔叔、婶婶一起生活，我母亲还像以前一样以儿媳的身份伺候我奶奶，经常来我家的亲戚——我姑奶奶家、姨奶奶家、舅奶奶家的人，还是像对待父亲的正室夫人一样对待我母亲。而我父亲因为受到我奶奶托人写信责备，一直不敢回家，直到1952年春天我奶奶离开人世，母子也未见面。奶奶病危时，我母亲、二叔、二婶日夜守候在身边。大概怕我母亲伤心，奶奶至死也未提我父亲一个字。为奶奶发丧出殡时，是我打的“招魂幡”，因为我是孟家长子屋的长孙。当时由我舅舅抱着我一直走在送葬队伍的前边，把我奶奶送到了墓地。

    我奶奶与我爷爷合葬在一起，那块地名叫“何家坟”，位置在城外西北面去下营官道的路西，也就是现在津围公路三八水库路段的西侧，西北隅农贸市场的北面。过去那里地势较高，与三八水库大坝高度差不多，分成许多小块土地，其中我家那块地有一亩多，只能种大田（春种秋收的庄稼）。不能种小麦，这块地里只有我爷和我奶奶的一座坟头。解放初期，正赶上破除封建迷信活动的宣传，城里的年轻人把上坟烧纸看做迷信活动予以否定，我二爷和叔叔们也没有上坟烧纸的习惯。每年清明节都是我姑姑从十公里外乡下（仓上屯）婆家包来素馅饺子，带些烧纸给我奶奶上坟，还让我和堂弟跟着去坟地，我姑姑唱着哭（农村妇女哭丧的曲调），我们小哥俩看着就觉得好笑。有时刮来一阵风，把几张烧纸刮跑了，姑姑就让我俩去追上捡回来，说是不让过路的“野鬼”把“钱”抢走。烧完纸把摆在坟前上供的饺子让我们小哥俩吃了，说是“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后来我们哥俩上学了，清明节也不放假，就不再跟着姑姑去给奶奶上坟了。后来的清明节我姑姑来上坟，就叫未上学的堂妹孟凡如、孟凡珍、二堂弟孟凡林跟着去坟地。1959年清明节时全民吃食堂，没有上坟的贡品了，加上我二叔还说她是“老迷信”，我姑姑也就不来给我奶奶上坟了。

    1956年农业合作化以后，何家坟这块地划给西北隅，我们家也没人到哪里去干活了，我奶奶的坟头无人每年添坟上土，肯定是越来越小了。再后来这块地为水泥厂供土（把黄粘土捣碎晒干，与山上开采的石灰石碎块、炼钢厂的费水渣混合在一起制造成水泥），成为西北隅村向水泥厂的“卖土”场地，逐渐挖平了，我爷爷和奶奶的糟朽棺木及骨殖被人们挖出后的结果就不得而知了。经过多年卖土，这块高地变成了平地，现在这里已经是一片建筑，阴宅变成阳宅了。

    虽然在奶奶病逝时我只有五虚岁，还不懂得要大哭大号，但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对奶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参加工作以后，为了表达对奶奶的怀念，我就在每年的春节时去看望我的大姨奶奶（我奶奶的姐姐，官庄乡营房村农民，活到92岁）和三姨奶奶（我奶奶的妹妹，李明庄乡卢新庄村农民，活到83岁），一直到二位老人仙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