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蓟县农村的经济概况（上）

    由于我家和我外祖父家，都是普通的穷人家庭，所以不能代表旧中国蓟县农村人口的全貌，故此，在本章最后再介绍一下蓟县农村各阶层的经济状况。

    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国，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国家的统治阶层——官僚贵族占有大量的土地，形成了城市和田庄的经济形式（注1），庶民百姓占有的部分土地，形成了农村的小农经济形式。

    在小农经济中，农村的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按照传统的儒家理念，仁孝为治家之本，只要有长辈在世，同胞弟兄就不分家，一般情况下，三代人一起生活的很普遍，四代人一起生活的家庭也很多。所以，那年代一般的家庭至少也有五六口人，而且那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各家的小孩子比较多，七八口人、十来口人的大家庭也不少。当然，如果同胞兄弟中，有的人携妻带子在外地从事其他职业，那必然要另立门户，不分家也等于分家了。不过许多家庭都是男人们在外地挣钱，老婆孩子在家里和父母及弟兄们一起过日子。

    不论是多子多孙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还是两代单传三世同堂的小家庭，这些人口要维持日常生活，必须具有相当数量的土地，生产的粮食，在正常年景下，扣除向国家缴纳捐税和当年食用的“口粮”之外，还要有些富裕储备起来，俗称“余粮”，以便来年遇到灾荒歉收的年景补充“口粮”的缺额，这是对农民拥有土地数量的最低要求，这个数量的土地就是农民种地的基本保障数量。超出基本保障数量的土地越多，家里的“余粮”也就越多。而佃农所租种的土地则应该是基本保障数量的二倍以上，因为一般的佃农要把土地收成的一半缴纳给土地的主人，租种土地少了就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租种的越多，自家的“余粮”就越多。由于我国各省的自然地理条件相差很大，各地农村的基本保障土地的数量差别也很大。

    农家的“余粮”多了，除去留足备荒的储备之外，还可以到市上去卖，有了钱再置买土地，扩大再生产，以获得更多的“余粮”，再卖出“余粮”购买土地，循环往复，一个小农之家就变成大地主了。但是，也可能遇到较大的灾荒或是连年灾荒，家里的“余粮”不够弥补因歉收而减少的“口粮”，或是家里有人患了重病需要花钱医治，家里的余粮卖出去不足以治病的情况。也就是遇到了天灾人祸，需要较大的开支时，而家里的正常收入又不足以支付这些开支，为了生存下去，就只好卖房子卖地了。如果家里有很多超出基本保障数量的土地和房屋，卖出一部分还能正常过日子，只是由大地主变成小地主，由小地主变成富农而已。可是如果家里只有基本保障数量的土地和房屋，卖出去一部、大部、或全部，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农家庭，就会变成贫下中农或者雇农了。

    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经营管理土地也是一门技术，从生产上看，同样的土地，由不同的家庭经营管理，投入不同的劳动量，土地的收益和粮食产量就可能不同。同时过庄稼日子也在算计，从消费上看，省吃俭用节约度日与瞎吃瞎喝铺张浪费，也会有不同的家庭开支。那些善于开源节流勤俭持家的就可能积攒钱财置买土地，就容易发家致富。而那些得过且过，吃光花净的则难有盈余。另外，天灾也有偶然性，一般的讲旱灾面积最大，水灾面积较大，而风灾、雹灾、虫灾、庄稼病灾面积较小，赶上哪家“倒霉”受灾就严重，哪家“走运”遭灾就少些。由于以上的主客观原因，致使一些农户发家了，一些农户破产了，阶级分化随时在进行着，农村土地在不同的家庭间的流动，这就是旧中国蓟县农村的特点。

    一、蓟县农村的土地占有概况：解放前蓟县农村流行这样一句话：“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热炕头。”这就是穷苦农民的最高理想，也是老百姓所说的“小康之家”了。那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家里有三四个的孩子较为常见。老少三代多者十来口人，少的六七口人，有三十亩地和一头耕牛也就丰衣足食了。

    解放前，蓟县的耕地总量有多少我不知道，只知道我们蓟县的乡下没有象四川大邑县刘文彩那样大的地主庄园，也没有多少专为官僚地主阶级耕种土地的“田庄”及“佃户村”。象蓟县城里的“南王家”、“新张家”那样，自己不直接经管土地，家里的男女佣人、管家、账房、家丁（保安）一大群，却都不是农业劳动者，全家主仆都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官僚地主家庭，在全县也没有多少户。虽然所有的地主富农家庭都要雇工剥削，可一般是雇佣“男做活的”、“女做饭的”，被雇佣人员都是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

    在土地改革中，根据占有土地的多少和雇工剥削在农业劳动投入中的比例，把农村的村民家庭划分为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和雇农的阶级成分。

    根据蓟县的地理条件和土地质量及粮食产量，蓟县农村的基本保障土地应该在人均三亩上下。在县城周围的村庄，一般人均二亩地左右或更少的家庭，就算贫下中农；人均三四亩地或五六亩地的家庭，算中农或上中农；人均七八亩和十来亩的家庭算富农，人均十二三亩或十五亩以上的家庭，就算地主了。

    当然，划定阶级成分不是按照土地的多少来划分的（大洼地区人均十多亩地也可能是贫农），而是按照家庭收入和剥削与受剥削的程度，也就是佣工和雇工情况来确定的。因为不同地区土地质量和耕作方法不同，每亩地的粮食产量和投入的劳动力也不一样。蓟县城左近过去粮食产量低，平均每亩一百多斤二百来斤，而人均口粮应该在每年四百斤左右，二亩地生产的粮食在三四百斤之间，人均不够吃或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而人均三四亩或五六亩，可产粮食四百五十至**百斤，不仅够吃而且有余粮。那年代没有农业机械，全靠畜力和人手工劳动，但是农活不是很多。土地多了自家忙不过来，就需要出租或者雇工，就有了剥削。土地少了，劳动力有富余，可以帮别人家去种地，出卖劳动力，就受剥削。

    土地改革运动中，划定阶级成分的标准是：自家没有土地，完全靠“扛长活”为生的家庭定“雇农”，自家土地不多，抽出劳力去“扛长活”或者经常打短工的定贫农，有时去打短工的定下中农，既不给别人打工，也不雇工的定中农，剥削量（雇工数量与投入劳动力总量之比）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下的定上中农，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定富农，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定地主。

    过去的地主阶级中也有官僚地主阶层与庶民地主阶层之别，那些田庄（包括皇粮庄）的主人都是官僚地主阶层，他们居住在城市里，他们的家庭里有人在国家的行政和军事部门担任官职和从事工作，这些人家的家庭成员中，也有人在城市里经营工商业，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享受着免除徭役、封荫子女等特殊的政治待遇（注2），既可以获得工资收入，又可以获得城镇工厂商铺的利润和田庄的土地收入，过着奢华的贵族生活，他们的阶级成分是按照城市标准划定的。

    那些没有官职的庶民地主阶层，多数生活在农村，政治待遇上和普通农民是一样的，他们也要按照土地数量缴纳捐税和摊派徭役（类似农业土地税和义务工）他们中许多家庭原本也是普通的农民，因为会种地善理财，靠自己“能算计”、“会过日子”，经过努力奋斗，买房子买土地，出租土地或雇工剥削，剥削量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就发展成为地主了。

    地主对土地的经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租给佃农管理，自己坐享其成，另一种是自家亲自管理，雇佣长工耕种。

    出租土地吃地租，自家坐享其成的地主，其家庭占有的土地必须有相当大的数量，因为地租的数量必然要低于土地的产量，佃农不能无偿耕种，数量多少也与租佃市场的供求有关，多数是双方各占土地产量的一半，就是说自家不付出劳动，每亩地只能得百分之五十的收成。土地的捐税有的由地主家缴纳，有的由佃农家缴纳，这要看双方的事先约定，当然也与租佃市场的供求有关。据说在北方佃农多而出租的土地少时，土地捐税由佃农负责的，佃农方只能实获收成的百分之二三十，而江南经商做工的人多，种地的人少，则是地主方缴纳土地的捐税，地主方的实获占收成的百分之二三十。

    这样看来，要想自家不劳动，完全靠吃地租过日子的家庭，必须拥有人均基本保障数量两倍以上的土地，否则就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可实际上，拥有基本保障数量两倍土地的家庭一般都是自家耕种的，即便土地更多，自家劳力不够用，雇一两个长工，也比租给佃农吃地租的收益高。所以，只有那些家中劳动力少，土地数量达到基本保障数量四五倍以上的家庭，才能靠吃地租过着富裕的日子。

    他们中有少数家庭土地特别多，也全部租给佃农耕种，自己家庭有大量的地租收入，不仅自家人可以靠吃地租过日子，还可以雇佣男女佣人给自家洗衣做饭搞卫生，过着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贵族地主的生活。但是这类大地主的数量特别少，多数则是自己雇佣长工耕种土地，自家人也参与农业生产，就是老百姓俗称的“土财主“。

    像那些自家不耕种土地，完全靠收取地租维持奢华生活的大地主的剥削量，就是百分之百了。而那些自家耕种土地，除去雇佣长工短工之外，自家人也要安排组织生产，自家人也投入生产的中小地主，他们的剥削量则是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了。

    需要说明的是，那些“土财主”虽然雇长工干活，可是老东家也要象生产队长一样负责指挥生产，也要到地里去查看，有时也跟着长工一起干一会儿。虽然地主家庭的当家人主要是组织指挥生产，不亲自参加劳动，但是他本人必须懂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否则就无法指挥检查长工们的劳动效果和质量，难以提高土地的收益，甚至赔本亏损。另外，也有的地主子弟学无长进“不成材”，就在家里参加农业劳动，土地改革中，这些以农业劳动为主业的地主子弟，被定为“农业劳动者”成分，不算剥削阶级的成员。

    在蓟县那种只收地租不直接耕种土地的大地主，全县也没有多少户。倒是中小地主比较多，几乎每个村里都有地主富农。

    当然，人数最多的还是拥有少量土地的贫下中农，而全无土地的雇农也很少，中农和上中农的家庭也不多。

    蓟县解放前夕一共有多少人口，有多少顷（每顷一百亩）和多少亩土地，其中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和贫农（雇农没有土地）各有多少户，各占有多少土地，县志上应该有记载，详细情况我不清楚。根据老年人的讲述，估计是占人口比例很小的地主富农，要占有大量的土地，占人口比例很大的贫下中农占有少量的土地。蓟县土地改革时，蓟县城里西南隅的“土地平分”标准是，人均三亩地，不足三亩地的可以分新地，超过四亩地的就要把多余的部分拿出去分给别人。

    二、蓟县农村的生产概况

    蓟县地处半山区，既有小平原地区旱涝保收的优质地，也有十年九涝的大洼地，还有怕旱不怕涝的丘陵地。在旧中国，蓟县人种庄稼都是靠天吃饭的，有些平原地区的优质地，也称“夜潮地”，土地墒情较好，可以一年两收。一般的土地和丘陵地只能一年一收。那些十年九涝的青甸洼和太河洼等大洼地，经常收的就是高粱和芦苇。

    那时麦子、谷子、高粱和玉米的产量都不高，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平均一亩地可收获一百五六十斤或二百多斤，遇到水、旱、蝗（虫）灾，收成大减，有时连种子都收不回来，甚至颗粒无收。一年两收的优质土地，亩产三百斤就不少了，一年一收的优质土地，亩产二百斤就不错了（注3）。一年两收的土地是，秋分季节种上冬小麦，到第二年夏季拔麦子以后，再种一季夏播早熟作物，晚玉米或豆类作物。秋天把夏播作物收割后，再种冬小麦。

    一年一收的土地只种生长期长的春播作物，如玉米、高粱、谷子、大豆、红薯等粮食作物、棉花或芝麻、花生等油料作物。

    过去，不论是一年两收的优质地，还是一年一收的普通地，都是靠老天下雨来浇灌庄稼的，没有人工灌溉的水浇地。地里的农活，只有耕地、播种、施肥、锄草、收割、运输几道工序。但是这些农活在不同的农户中，采取的方法是不同的。

    土地较多的地主、富农和中农家庭，一般都有骡马牛驴等牲畜，他们耕地用犁，播种用耧（木制播种机），锄草用耘锄（木制锄草机），从家里往地里送粪、由地里往家里运庄稼用大车。用牲畜拉动这些简单的农机具，虽然可以节省人的力气，但是扶犁赶车、驾驭牲畜也是一项技术活，不是任何人都会干的。有的有牲畜的人家，在耕种完自家的土地之后，就赶着牲畜，扛着耧犁等工具去“卖套”，帮助别的人家去耕种土地。

    土地较少的小农户，养不起牲畜，买不起犁、耧、耘锄、大车等大型的农具，只有锄镐锨筐、扁担背架等小农具。他们耕地、播种都用镐刨，锄草用手薅或锄耪，运输肥料和庄稼时，则是用挑筐、抬筐、锯绳（捆绑货物的粗绳子）、背架等工具，靠后背和肩膀来用力。同时，也有些中等农户，用人力来拉犁、耧、耘锄和大车，虽然不如使用牲畜省力，但是也比用刨、耪、担、背的方法要省力气。

    但是，在收割庄稼时，如拔麦子（没有水浇地不用镰刀割。而是用手拔）、割稻子、砍高粱、割谷子、招茬子、掐高粱穗、劈棒子（掰玉米）、刨白薯等，都是只能用人工，无法用牲畜的。

    因为生产工具的不同，劳动效率也有差别，在我们冀东地区，有牲畜的家庭，一个劳动力大约可管理二十多亩地，没牲畜的家庭，一个劳动力大约可以管理十亩地。雇佣长工的地主富农家里都有牲畜使用，一般一个长工要管理三十亩土地，比在自家种地要累得多。

    当然，这些地里农活都是有季节性的，不需要常年都到地里去。地主富农家的长工，一般也是出了正月土地（冻土）“开化”（解冻）才上工，立冬土地上冻就“散活”。一般的农户，地里的庄稼活都以男劳力为主，农忙时妇女也要下地干些辅助性的农活。另外，男劳力还要在家里干那些起猪圈，捣猪粪，换炕坯（我们这里做饭烧柴灶，外屋的锅台连着里屋的火炕，被烟熏火燎的土坯也是一种农家肥料，俗话说“炕坯粪，三年劲”，意思是肥效较长），砸炕坯，或是上山割荆树压绿肥（沤肥）以及往地里运送肥料，往村里场上运回收割完毕的庄稼等力气活。

    过去的小农家庭，除了耕种土地外，平时还要养鸡养猪，以便卖了鸡蛋和肥猪换钱买布料做衣服穿。同时也是为了充分利用加工粮食产生的麸子和糠皮，馊粥剩饭和洗刷餐具的泔水。一般的家庭只是养十几只鸡，多数是下蛋的母鸡，一两只公鸡做种鸡，自家孵化小鸡。

    过去多数农家都有一个与厕所相连接的猪圈，俗称“连茅圈”（蓟县人称厕所为“茅房”、便坑为“茅坑”），养一两口肉猪（为宰杀吃肉而阉割后的猪）。多数没有余粮的贫困农家只是把小猪（阉割后的仔猪俗称小猪，阉割前的称为“仔猪”）养成“壳郎猪”（又称架子猪，已经长大但是不肥的肉猪），再卖给养肥猪的人家。养这类“壳郎猪”可以不必喂粮食，只给猪吃些刷锅刷碗的泔水掺麸皮豆叶子（把豆类作物的叶子晒干碾碎）就行，这些都是庄稼的副产品，不必花钱去买。同时，厕所连着猪圈，人们的粪便也是猪的美餐(农家的猪狗鸡都把人的粪便做美餐的)，这种养猪法属于废物利用，也是一种生财之道。由于各户喂猪的营养程度不同，从小猪养成壳郎猪的时间也不同，从七八个月到一年左右，猪的身子够大了就可以卖给人家去育肥了。

    过去没有专门制作的猪饲料，成猪的育肥阶段就是增加猪食里的粮食成分，所以家里土地少，没有余粮的农户没有能力养“肥猪”（一百五六十斤至二三百斤应该宰杀的猪俗称肥猪）。那些比较富裕或中等水平的农家有余粮，就养一两头或三四头“育肥猪”。地主富农家有的建两三个猪圈，养五六头或十几头“育肥猪”，养肥后，或是逢年过节时自家宰杀吃肉，或是卖给屠户。他们有的把从小猪直接养成“肥猪”，有的是从市上买来“壳郎猪”，再把“壳郎猪”养成肥猪。

    过去，只有少数农户为卖小猪而养母猪（未曾阉割的雌性猪）来繁殖仔猪，更少的农户为给母猪配种（要收费的）而养公猪（未阉割的雄性猪）。这也是受养猪市场的供求关系制约的，母猪的怀孕期为五个月，一窝猪可以生七八个或者十多个。而过去喂养一头肥猪一般要一年的时间（那是没有科学配方的饲料，饲养肉猪、肉鸡、肉鸭等都长的很慢，出栏时间长），一头母猪生育的小猪仔可以满足几十个育肥猪的农户的需要，而一头公猪则可以满足几十头母猪配种的需要。所以，养母猪的少，养公猪的更少。

    过去农户养猪不单是可以卖钱，满足生活的需要，还有造粪的功能，满足生产的需要。那时期还没有化肥，种庄稼全部使用农家肥，主要的肥料是人和牲畜的粪便、烧柴灶做饭烧水而产生的草木灰、火炕换下来的旧炕坯、还有夏季把青草和土掺在一起发酵沤制的绿肥，以及瓜皮果皮菜根烂叶等日常的生活垃圾（那时没有塑料包装袋，连包糕点、熟肉类的包装纸——很粗糙的精糕纸也是肥料）。这几种肥料中，除了炕坯粪可以捣碎直接施放在地里之外，象粪便、草木灰、生活垃圾等是不能直接施放在地里的，都是需要发酵改变了原有形态变成“粪”之后才能使用的。传统的肥料发酵有两种方法，一是堆放发酵，就是把这些脏东西堆成一推，上面蒙盖一层土，靠夏日高温发酵。另一种就是用猪圈发酵。

    过去的猪圈就如同一个肥料制造厂，可以把厕所里人的粪便、日常的生活垃圾、灶膛里掏出来的草木灰、院子里拔下来的杂草，打扫屋子院子扫起来的尘土，夜间屋里使用的尿盆尿桶里的尿水和洗衣服洗菜的脏水等，都变成可以使用的肥料。

    蓟县农村传统的猪圈都是坐北朝南而建的，东西宽约一丈，南北长约二丈，包括猪圈坑、猪舍和厕所三部分。多数是猪圈坑在南面，猪舍和厕所在北面。现在这种猪圈已经很少见了。

    猪圈坑是一个一丈宽、一丈四五尺长、一人深的方形坑子，四周用石块或砖砌成猪圈墙。东西南三面的猪圈墙有三分之一在地面以上，三分之二在地面以下，北面猪圈墙与猪舍的地面同高，与猪舍和厕所相连接。

    猪舍和厕所是并排建在一起的敞篷小房子，外侧是猪舍，里侧是厕所，订棚是连在一起的，南北的跨度五六尺。

    猪舍是南面敞开，东西北三面封闭的小屋，外侧墙壁上有个猪圈门，多为木制栅栏门，平时关着门，只有需要猪或人进出时才打开。门里是猪食槽子（木槽或石槽），通过猪圈门上部的空隙，可以往槽子里添加猪食。猪舍的地板俗称猪圈炕，与猪圈坑连接，靠近猪圈门的一侧，有台阶直下到猪圈坑的底部。

    猪舍的里侧是厕所，厕所的东西南三面封闭的墙，北面敞开供人们出入。厕所里一个便坑（茅坑）是与猪圈坑相通的，人们入厕时，猪可以到便坑处吞吃粪便。也有的农户人口多，为多养几头猪，猪圈坑的北面是通长的猪舍，而把厕所建在猪圈坑的南侧，有两三个便坑（茅坑），也使便坑（茅坑）与猪圈坑相连通。

    由于日常的生活垃圾和脏水有限，为了增加粪肥的数量，农家还要分期分批的“填圈”，就是往猪圈坑里填放杂草、土和净水，让猪在里面踩踏翻拱。经过几个月的沤制发酵后，猪圈坑里猪的粪便、垃圾、杂草和土都改变了颜色和气味，就可以把它们挖掘出来，晾晒干燥之后，再捣碎就可以撒到地里使用了。

    垫猪圈和起猪圈是力气活，一般是由男劳力来干的，而熬猪食和喂猪，都是家庭妇女来干的。

    过去的农家妇女是平时做家务，洗衣做饭喂鸡喂猪，农忙时帮助男劳力做些辅助性的地里农活，收秋时主要在场上干活。地里的农活包括掐高粱穗、掐谷穗、掰玉米、割白薯秧子（女人拿镰刀先把长在地里的白薯秧子割下来，放置一边，男人在后边用镐把白薯垄刨开）、捡白薯、捡花生（男人在前边用大镐把白薯、花生从土里刨出来，女人或孩子在后边收拾成堆）等。场上的农活主要是为麦穗、谷穗、高粱穗、豆角、荞麦、花生、芝麻等作物晾晒和打轧（脱粒），这些活都是妇女可以干的。

    过去农家的男孩子，从小就要跟着父兄们学习干家里和地里的力气活和技术活，有牲畜家的小男孩要先学会“拉墒”（耕地或种地时，在前边牵着牲畜走）后学会扶犁（用手控制犁地的深度和宽度），先学会“跟车”（帮着装车）后学会“赶车”（驾驭牲畜和装载货物）。没牲畜家的男孩子，要先学会使用小锨小镐小锄，后使用大锨大镐大锄，先少背少担后多背多担，随着年龄的增长，由辅助劳力变成主要劳力。

    旧社会农家的女孩子小时候不上学，四五岁开始裹脚缠足，七八岁就要和母亲学针线活和做饭，针线活包括裁剪缝制衣服、鞋袜，扎花绣花等。因为过去只有卖棉布丝绸锦缎等原材料的，没有卖成衣的，人们穿的衣服鞋袜都是手工缝制的。一家人的被褥和棉衣、夹衣、单衣，棉鞋棉袜，夹鞋夹袜，单鞋单袜，棉帽子，夹帽子等都要由家庭妇女来做。

    小女孩和大人学做饭，只是学会做普通的农家饭，包括熬粥、“捞干饭”（是一种不科学的做法，要把米先放在锅里煮成半熟，用笊篱捞出来，再蒸熟。煮米的米汤可以喂鸡喂猪，但是造成营养流失，而且费事）、贴饼子、“摊糊饼”等。而那些制作酒席宴会、煎炒烹炸等高级饭菜的技术，则是由男孩子到饭馆里去学徒，去向厨师学习烹调技术的。

    女孩出嫁后，到了婆家除了做针线活，每天还要做三顿饭，男人吃完饭去干活，妇女还要刷锅刷碗，同时还要洗衣服等等。家务活除了做饭洗衣服外，还要推碾子推磨（把粮食粒加工成米或面），喂鸡喂猪等。

    过去农家的老年人也不能“退休”享清福，只要能活动就要干活。当然，农闲时大家都可以适当休息，老人们休息的要多些。在农忙时，老人也要跟着子女们一起干那些劳动强度较小的辅助性农活，可以说是辛辛苦苦一辈子。

    总的看农村的小农家庭没有闲人懒人，不论多老多小，只要能活动，就要参加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当然，地里的农活和家里的家务活并不是特别多，也不需要象工厂的工人那样，长年累月的去上班。地里的农活是有季节性的，除去耕地种地、收割庄稼、“抢荒”锄草时比较忙，平时的并不多，尤其是冬天更没有多少活可干。家里的针线活也不是很多，那时穿衣服讲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光脚丫穿鞋，除了冬天以外平时不穿袜子（习惯了脚舒服，穿上袜子捂得难受），睡火炕铺盖的被褥也不多，小孩子和大人合盖一条被子等等，因此妇女的家务活也不是特别多。所以说，虽说农家少闲月，老小都干活，但是从每年参加劳动的天数上看，还是比城市工人要少的，这也是小农经济的特点吧。

    以上所说的农家生产情况，不仅是贫下中农和中农家庭，也是包括富农在内的，因为富农家庭只是比普通农户多雇佣一两个或两三个长工，其家庭成员男女老少，也是和其他农户一样参加农业生产的。

    但是地主则不同，有些大地主和那些官僚地主阶层一样，土地全部出租给佃户耕种，家里的男女佣人、管家、账房、家丁（保安）一大群，却都不是农业劳动者。可是这类全家主仆都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大地主，全县并没有多少户。

    那些雇工耕种土地的中小地主家庭成员中，一般情况是老东家（当家人）组织指挥生产，赶集上店，买进卖出，不必参加体力劳动。子女从小读书，有的通过读书学习，到城市里去工作了。那些学无长进，不能在外从事其他工作的儿子儿媳等人，也要在家里做家务或干农活。妇女可以在大伙房给长工做饭，喂鸡喂猪，男子也和长工一样下地干活。那些赶车扶犁的技术活，如果自家人能干的话，就不必雇长工去干了，因为这些技术活的工资要比较高些。土地改革中，这些以农业劳动为主业的地主子弟，被定为“农业劳动者”成分，不算剥削阶级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