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孟昭瑞和孟昭凤进入成年时，已经是中华民国时期了，当时正在拆了大庙改学堂，县衙门的审案大堂都拆了，改成了县政府的办公室，哪里还有油漆彩绘的工匠们的市场。所以，孟昭瑞做了专职糊匠，为那些普通房屋插“纸顶棚”（过去豪华房屋的顶棚是木制的天花板，普通房屋的顶棚是用秫秸杆插成方框状，外边粘贴花纸），同时也糊纸人纸马纸船纸车幡杆子哭丧棒等丧葬用品，勉强度日。一直到土地改革，孟昭瑞分得了自家对门——塔东胡同路西隆德号（大商铺）的三间西厢房（场房、砖瓦房）和十几亩土地，才算过上好日子。

    孟昭凤则是学会手工做木梳的技艺同时卖木梳，属于小本经营，勉强养家糊口。后来，机器制作的木梳物美价廉，自然取代了手工木梳，到了日伪时期，孟昭凤一家就去遵化县马兰峪附近的铃铛峪去当佃户，租种别人家的土地。留下与孟昭瑞同在一个院里的三间草房，几年后被雨水浇灌坍塌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蓟县开始搞土地改革，分房子分土地，孟昭凤闻讯后，全家回到西南隅。他又参加了党在村里当了干部，分得了原属吉德号（大商铺）的一层（四间正房）大砖瓦房和十几亩土地，翻身过上了好日子。

    第四代“宪”字辈的有孟宪成、孟宪增、孟宪章、孟宪宝、孟宪德、孟宪才、孟宪华、孟宪山、孟宪国、孟宪友等人，已经没有一个会画匠和糊匠的艺技了，除孟宪章在天津市里唱大鼓书，孟宪宝当厨师外，留在蓟县城里西南隅的“宪”字辈的都是农民了，而且多数都是解放以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了。

    注1：糊屋子——过去由于工业不发达，白灰很稀少。那时即使财主家的大瓦房，室内的墙壁和顶棚，也是讲究糊纸的（刷那种熬制的不稀不稠的白面糨糊——这也是技术，太细了粘不住，太稠了爆皮，贴纸——把纸在墙壁上铺平也是技术），类似现在贴壁纸。那时富人家屋顶是用木棱做的各种造型，类似现在的天花板龙骨，外面裱糊带花纹的纸。墙壁是黄胶泥或者叉灰泥（黄土中掺入点白石灰）抹的。外面裱糊带花纹的纸。几年后纸退了颜色，就在外面再裱糊一层。所以，裱糊匠总会有活干。

    注2：吊纸顶棚——因为我们北方天气较冷，而且多是尖顶房屋，顶棚能起保温和隔热的作用，保证屋内冬暖夏凉。所以不论是富人家的大瓦房，还是穷人家的茅草房，顶棚都是必须要有的。穷人家的茅草房，是用秫秸杆做的纸顶棚。既是有些不太富的小型地主富农家的大瓦房，也做不起木制龙骨的高档顶棚，也是用秫秸杆吊纸顶棚。方法是先把四根长短不同的秫秸杆（糯高粱秸杆）用麻绳扎绑顶端做“揪子”，再把揪子按计划好的位置用蘑菇钉钉在房檩上，还要在墙壁的划好的位置上钉上一圈秫秸杆做“外框”。然后按照一定的角度把揪子岔开，在单根“揪子”上绑单根秫秸杆做顶棚的“茎”，竖向的“茎”搭在外框的上边，横向的“茎”与属相“茎”交叉成90度的直角，绑在竖向“茎”的下边，与外框齐平。竖向“茎”与横向“茎”交叉的间隔处，还要绑拴短节秫秸杆填平。“茎”与“茎”之间相隔一定的距离(大约三十至五十厘米)形成正方或者长方形的空间（类似窗户），在秫秸杆做的“茎”上要缠裹纸条，以便刷糨糊贴纸。最后，把纸贴在径上(类似用纸糊窗户)，糊满整个顶棚就算完工。这个过程俗称“吊纸顶棚”。当然，那些不太讲究的富人家的大瓦房也有吊这种纸顶棚的，但在墙壁上也糊纸，而且每隔几年糊一次新纸。穷人家不讲美观，只要顶棚的不坏就不在粘新纸，而且既是有的地方因屋子漏雨而把顶棚的纸损坏了，也是坏一块，补一块。

    注3：四扇屏——我们这里对在室内墙壁上的四幅竖条画面的俗称。较高档的是悬挂在墙上的裱糊好上下两端带画轴的画卷，也有简单的粘贴在墙上的纸画。但都以四幅为一组。悬挂的多为每幅单一内容的花草、山水、人物的画面。粘贴的多为带有故事情节（如花木兰从军、白蛇传等）的每幅四个共十六个小画面。

    注4：十面佛——蓟县人对千年古刹独乐寺中的观音之阁内的一个大脑袋上面顶着十个小脑袋的观世音菩萨的塑像的俗称。

    注5：吊泥顶棚——吊泥顶棚与吊纸顶棚的方法相似，只是钉在房檩上的“揪子”要密一些，竖向“茎”要粗一些（不是单根秫秸杆了，而是四五根秫秸杆做的“茎”与四五根“揪”子绑在一起），横向不再是相隔四五十厘米绑一根“茎”了。而是用单根秫秸杆，一根挨着一根地紧密绑在竖向“茎”上。当然也不需再粘裹纸条了，而是直接把黄胶泥抹在秫秸杆绑成的平面上。待黄胶泥杆固后，再把白灰抹在泥面上。室内墙壁也是白灰抹平，室内既亮堂又结实，多少年也不用管它。十几年后，白灰面脏了，用白灰水再刷一遍，又能坚持多少年。不论是城市里的富人做天花板贴壁毡，还是农村的富人吊泥顶棚抹白灰墙，这些都是泥瓦匠和木匠的工作了，传统的裱糊匠也就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了。

    孟昭瑞和孟昭凤进入成年时，已经是中华民国时期了，当时正在拆了大庙改学堂，县衙门的审案大堂都拆了，改成了县政府的办公室，哪里还有油漆彩绘的工匠们的市场。所以，孟昭瑞做了专职糊匠，为那些普通房屋插“纸顶棚”（过去豪华房屋的顶棚是木制的天花板，普通房屋的顶棚是用秫秸杆插成方框状，外边粘贴花纸），同时也糊纸人纸马纸船纸车幡杆子哭丧棒等丧葬用品，勉强度日。一直到土地改革，孟昭瑞分得了自家对门——塔东胡同路西隆德号（大商铺）的三间西厢房（场房、砖瓦房）和十几亩土地，才算过上好日子。

    孟昭凤则是学会手工做木梳的技艺同时卖木梳，属于小本经营，勉强养家糊口。后来，机器制作的木梳物美价廉，自然取代了手工木梳，到了日伪时期，孟昭凤一家就去遵化县马兰峪附近的铃铛峪去当佃户，租种别人家的土地。留下与孟昭瑞同在一个院里的三间草房，几年后被雨水浇灌坍塌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蓟县开始搞土地改革，分房子分土地，孟昭凤闻讯后，全家回到西南隅。他又参加了党在村里当了干部，分得了原属吉德号（大商铺）的一层（四间正房）大砖瓦房和十几亩土地，翻身过上了好日子。

    第四代“宪”字辈的有孟宪成、孟宪增、孟宪章、孟宪宝、孟宪德、孟宪才、孟宪华、孟宪山、孟宪国、孟宪友等人，已经没有一个会画匠和糊匠的艺技了，除孟宪章在天津市里唱大鼓书，孟宪宝当厨师外，留在蓟县城里西南隅的“宪”字辈的都是农民了，而且多数都是解放以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了。

    注1：糊屋子——过去由于工业不发达，白灰很稀少。那时即使财主家的大瓦房，室内的墙壁和顶棚，也是讲究糊纸的（刷那种熬制的不稀不稠的白面糨糊——这也是技术，太细了粘不住，太稠了爆皮，贴纸——把纸在墙壁上铺平也是技术），类似现在贴壁纸。那时富人家屋顶是用木棱做的各种造型，类似现在的天花板龙骨，外面裱糊带花纹的纸。墙壁是黄胶泥或者叉灰泥（黄土中掺入点白石灰）抹的。外面裱糊带花纹的纸。几年后纸退了颜色，就在外面再裱糊一层。所以，裱糊匠总会有活干。

    注2：吊纸顶棚——因为我们北方天气较冷，而且多是尖顶房屋，顶棚能起保温和隔热的作用，保证屋内冬暖夏凉。所以不论是富人家的大瓦房，还是穷人家的茅草房，顶棚都是必须要有的。穷人家的茅草房，是用秫秸杆做的纸顶棚。既是有些不太富的小型地主富农家的大瓦房，也做不起木制龙骨的高档顶棚，也是用秫秸杆吊纸顶棚。方法是先把四根长短不同的秫秸杆（糯高粱秸杆）用麻绳扎绑顶端做“揪子”，再把揪子按计划好的位置用蘑菇钉钉在房檩上，还要在墙壁的划好的位置上钉上一圈秫秸杆做“外框”。然后按照一定的角度把揪子岔开，在单根“揪子”上绑单根秫秸杆做顶棚的“茎”，竖向的“茎”搭在外框的上边，横向的“茎”与属相“茎”交叉成90度的直角，绑在竖向“茎”的下边，与外框齐平。竖向“茎”与横向“茎”交叉的间隔处，还要绑拴短节秫秸杆填平。“茎”与“茎”之间相隔一定的距离(大约三十至五十厘米)形成正方或者长方形的空间（类似窗户），在秫秸杆做的“茎”上要缠裹纸条，以便刷糨糊贴纸。最后，把纸贴在径上(类似用纸糊窗户)，糊满整个顶棚就算完工。这个过程俗称“吊纸顶棚”。当然，那些不太讲究的富人家的大瓦房也有吊这种纸顶棚的，但在墙壁上也糊纸，而且每隔几年糊一次新纸。穷人家不讲美观，只要顶棚的不坏就不在粘新纸，而且既是有的地方因屋子漏雨而把顶棚的纸损坏了，也是坏一块，补一块。

    注3：四扇屏——我们这里对在室内墙壁上的四幅竖条画面的俗称。较高档的是悬挂在墙上的裱糊好上下两端带画轴的画卷，也有简单的粘贴在墙上的纸画。但都以四幅为一组。悬挂的多为每幅单一内容的花草、山水、人物的画面。粘贴的多为带有故事情节（如花木兰从军、白蛇传等）的每幅四个共十六个小画面。

    注4：十面佛——蓟县人对千年古刹独乐寺中的观音之阁内的一个大脑袋上面顶着十个小脑袋的观世音菩萨的塑像的俗称。

    注5：吊泥顶棚——吊泥顶棚与吊纸顶棚的方法相似，只是钉在房檩上的“揪子”要密一些，竖向“茎”要粗一些（不是单根秫秸杆了，而是四五根秫秸杆做的“茎”与四五根“揪”子绑在一起），横向不再是相隔四五十厘米绑一根“茎”了。而是用单根秫秸杆，一根挨着一根地紧密绑在竖向“茎”上。当然也不需再粘裹纸条了，而是直接把黄胶泥抹在秫秸杆绑成的平面上。待黄胶泥杆固后，再把白灰抹在泥面上。室内墙壁也是白灰抹平，室内既亮堂又结实，多少年也不用管它。十几年后，白灰面脏了，用白灰水再刷一遍，又能坚持多少年。不论是城市里的富人做天花板贴壁毡，还是农村的富人吊泥顶棚抹白灰墙，这些都是泥瓦匠和木匠的工作了，传统的裱糊匠也就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