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公权

    萧氏族大人多，但与我接触较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本房”的几位尊长和弟兄。先祖母在我出生前已经去世。先祖父因我孩提失母，颇为怜爱。两位姑姑出嫁以后，他对我更加着意照料。天气晴朗的时候他时常领我到村中各处散步，一面走一面讲些往古名人的事迹。走到村里的“市街”照例买一点糖果给我吃。他逝世时得年不过六十一二岁。某一天下午客人来访，他送客出门以后，端坐在中堂的椅上“无疾而终”。童蒙无知的我还要拉他起来，带我同去散步。

    大伯父自幼习商。四十多岁的时候升任怡丰号重庆分号的经理。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职位。他办事精明，交游广泛，商界人很少不认识或不知道“三老板”(他有两个堂兄，冠侯和定侯。因此他虽是先祖父的长子，却排行第三了)。在怡丰号停业若干年前，他捐了一个“候补道”，并曾晋京“引见”。当地的长官，川东兵备道，重庆知府，巴县知县，到任以后照例到怡丰号来拜访，此外也偶尔互相往来。这种亦商亦官，以及官商互通声气的情形，在十九世纪以前尚不多见，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却逐渐普遍了。

    有一位卞小吾先生在那时重庆唯一的报馆当主笔。他尽情揭发当地官吏的“黑暗”，触怒了他们，被加上了“乱党”的“罪名”，逮捕入狱。他的太太与大伯母廖氏夫人相识，到怡丰号来求救。先伯父探明他并非乱党，便去拜访知府，代他疏解。不料这～来反断送了卞先生的性命。有人暗中指使管监牢的狱吏把他害死。却报称他“急病身亡”。

    大伯父管教我甚为谨严。记得我在**岁的时候，像一般淘气的儿童一样，时常嬉弄跳跑。有一次被他看见了便叫我站住，严词谴责说：“这样没规矩，不像一个斯文人，将来只好去抬轿。”后来见我读书尚知用心，有时候背着我称许我。他曾说：“可惜科举废了。否则举人进士这孩子应当有份的。”(他捐了道员之后，替我捐了一个“主事”，打算等我到了二十岁送我进京去““就职”。幸而不到三年，辛亥革命成功，我居然“无官一身轻”了。)他不惜重金，延师教读。虽然两位姐姐和我一同上学，他的主要目的还是在培植我。从我到崇庆州的那一年起，我和她们都在家里读书。民国三年的夏天我壮着胆向他表示≯想去进新式的学堂肄业。他当肘未置可否。但次年春末他便亲．自送找到上海去投考学堂。

    我的父亲与我接触的时间较短。他似乎不曾参加怡丰号的业务。他的生活事迹我所知道的实在极少。光绪二十九年他也住在崇庆州怡丰号的住宅内。那时他已续娶。我跟着我的生父和继母在那里同住了两年。当大伯父带着我去重庆时，先父继母仍留在崇庆，两年之后才搬到重庆。当他三十二岁的时候，便因肺痨病殁于陕西街怡丰号住宅内。临终的前两天他叫我到他的床前低声地嘱咐我，大意说，“大伯父要你过房承继，我当然很放心，但也很合不得。我平日时常出门在外，不能多照顾你，我现在追悔不及。我望你好好做人，好好读书。你如愿意经商也好。无论读书经商，总要脚踏实地，专心努力去做。此外我望你将来成家立业，要看重家庭，看重事业，不要学我的榜样。我多年来东走西奔，没有成就，于人于己都无益处”。十二岁的我在当时不能完全体会这些话的意义，虽然也感到伤心落泪。我虽不能做到他所期望于我的一切，但我此后几十年生活的方向多少受了他遗嘱的影响。

    丧葬完毕之后，继母命我帮助清理先父的书札和其他遗物。怡丰号某职员说“五老板”在堆栈中存有一个大木箱，并伴同我去开看，结果发现其中尽是在日本出版的《民报》。这许多本的革命刊物究竟从何而来？我无法知道。先父是否与同盟会通消息？或者他与同盟会并无关系？这些刊物是由别人交给他代为存放？平日和他来往的几个日本人是否与这一箱书有关？这些疑问都无解答。我当时童蒙无知，并不晓得《民报》是革命党的刊物。我拿去给我们的廖老师(大伯母的异母弟)看，他说：“这是要不得的，快快拿去烧掉。”我因爱这些刊物的内容奇异，印刷精美，偷着留存了一套(第一至第四期)背着人翻阅。其中不少“非常异义”看了不懂，不敢去问老师，只好存疑俟解。

    七叔(在本房中排行第五)继大伯父任崇庆州分号老板。我在崇庆州的时候日常和他见面。他自己有四个儿子，但看待我同他们完全一样，买了玩具或糖果也同样给我一份。他虽然自幼参加怡丰号的业务，但对于传人中国不久的“西学”，尤其是“格致”发生了浓厚兴趣。江南制造局和欧美驻华教士等所译著的格致书籍(特别是关于化学的刊物)他尽力收集，细心研读。不久之后他竟能“无师自通，作小规模比较简单的化学试验。在崇庆州住宅中辟了一间较大的房屋作为他的试验室，罗列了许多化学药品和仪器。他最大的成功是用科学方法酿造葡萄酒。他曾把他的出品送到汉口请专家鉴定。据说其品质不在烟台张裕公司出品之下，或者竟有过之。朋友们劝他出资设厂，扩大酿造，与张裕竟争。他也同意，着手进行。辛亥革命爆发，四川省内也发生了“护路”的风潮，大局动荡，筹备的工作便停顿下来。民国三年的秋天他突然病逝。一切都成了泡影，真是可惜。

    长房的二伯父是上一辈不经商而入仕的一位。民国成立以后他退居上海度清淡的生活。民国四年我到上海进学堂，每逢暑假年假都住在他家，后来凡从江西，四川，或他省族中子弟到上海求学而家不在上海的都承他留在家里度假。在民国六七年间同时留住的多到六人，加上他自己的四个儿子(长子伯昭曾留学日本和美国，短期从政后退居上海，其余三人在上海就学)，整整是十个人。那时他已经从虹口搬到民厚里。楼下的寝室都成了“学生宿舍”。开饭时一老十少满满地坐了一大圆桌。他老人家管教子弟甚严，期望他们也甚殷。他气象严肃，不苟言笑。我们对他十分恭敬，但偶然间也大胆和他开玩笑。例如有一天他的第三子仲乐(我们叫他六哥)因下午在外面朋友家里吃了点心，回家晚饭时食量大减。他老人家便说：“平常骂人不中用，说这是个饭桶。假如一个人连饭都不能吃，那岂不是比饭桶还不如吗？”我们肃然静听，心照不宣。过后伯昭(我们叫他四哥，“五哥”不到十岁早死了)提议：“我们明天晚饭，一齐大显身手。”果然，届时菜饭上桌，全体落座，他老人家举起筷子说：“吃Ⅱ巴。”这十名健将“手到口到”，不到十分钟桌上的菜如风卷残云，一扫而空。他忍住了笑’，把厨子叫来说：“菜不够吃，快添来吧。”民国七年夏天，我考取了清华学校，他十分高兴。听说我从上海到北京(后来改名北平)的路费还没着落(大伯父远在重庆)，他立刻吩咐四哥去替我买好火车票，并给我一些零用钱。民国九年夏天我在清华毕业，回到上海，准备赴美。他明知学校发给每名毕业生五百银元的治装费，却另外给我百元，表示他对我的奖许。我上船的那天，他又亲到码头来送我。不幸他在我回国的前两年病故。十五年秋初回到上海，我只能到他的墓前去“拜见”他了。

    在嫡堂和从堂兄弟当中叔玉八哥(名蘧，二伯父的第三个儿子)给予我在学业上最大的指导和鼓励。民国四年五月间到上海就学的时候与他初次见面。他正在梵王渡圣约翰大学肄业，想叫我去投考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他发现了我的英文程度太低，甚至英文字母都弄不清楚，便介绍我到在沪宁铁路局任职的一位宁波人黄先生家里补习。每天(星期日除外)清晨七点钟去受课一小时。

    这样补习了两个月，虽然“大有进步”，去投考时依旧“名落孙山”。他于是劝我去投考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因为这所学校录取新生的水准较低，我居然考取了。民国七年夏天经他极力鼓励，我壮着胆去投考清华学校的三年级(他在民国五年先已考入清华)，也居然被录取了。民国九年我在清华毕业。因为他在美国密苏里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进了那里的研究院同时任经济系的助教，我也决定去进密大，于是成了他的“同学”。一年之后，他转学哈佛，在那里也很得教授们的器重。因为他要援救一位陷身美国牢狱的好友，他毅然牺牲了攻读博士学位的计划，用全力去筹措一切(这位学法律的朋友出狱以后即行归国，颇能洁身自好，曾在江苏省某地方法院任职，总算没有辜负援救者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