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我总是遗憾自己没能早生十年，没能亲眼见到父亲当年驰骋大后方文坛的英姿与风采。据说他为了抗议国民党“图审会”删改他的《结婚进行曲》，竟于剧场门口贴出广告，宁愿剧团停演；又据说为了抗议特务捣毁他于其中提任副刊主编的《华西晚报》，竟跳上了青年会的露天舞台，厉声斥责国民党的卑鄙伎俩……

    前年我动笔写《陈白尘评传》，当写到解放后十七年时，我踌躇万端难以下笔了一一整整十七个年头，父亲的全部创作竟抵不上抗战中的一年！我想将其归结为事务工作的繁忙一一他先后担任过中国作协的秘书长及外委会的副主任，整日陷于送往迎来及大小会议之中。但这不须说，肯定是自欺欺人了，父亲在写作上是快手，当年写《升官图》时，二十天就完了稿，这是众人皆知的。我不想回避解放后的那段历史，也不想回避父亲当时的心情，我考虑再三，这样开了头：“天亮了，解放了！陈白尘忿詈诅咒的社会终于推翻，企足而盼的时代终于来临。他期待自由地写作，渴望放声地歌唱。然而这毕竟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巨变，要想适应它必得付出昂贵的代价；这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要想接受它更得付出巨大的牺牲。整整十七年，他兢兢业业，不敢懈怠；勤勤恳恳，不敢落伍。但是在数不胜数的‘运动’之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座右铭：‘但求工作上无过，不求创作上有功。’这究竟是可喜之得，还是可悲之叹？作为一名作家他是歉收了！他赧颜，他惭愧；他更痛苦，更无奈。他只能苦涩地’称呼自己：终于成了一名‘空头文学家’。”父亲看完我的书稿没有吭声，似乎是极其悲戚而又无奈地接受了这段文字。

    这是否又是一场人为的坎坷？它终于使父亲浪费了他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一一全国解放时，他刚年届四十。然而在当时，我却因年幼不能理解父亲的苦闷心情。记得上小学时，有一次我颇为不满地责问父亲：“院子里别的孩子的爸爸都为我们小朋友写过书，就是你……”父亲苦笑着摸摸我的头，没过多久，竟然也写出了一本儿童读物《黑旗宋景诗》，很是让我在同学面前自豪了一阵。然而七、八岁的我又哪里会懂得，住在这个作协大院中的众多人的爸爸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是蜚声海内外的知名作家了，他们或以小说，或以散文，或以诗歌，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灿烂的篇章。如今他们和父亲一样，被困囿于只能描写工农兵、只能歌颂新人新事的狭窄范围，更何况还有无数的“思想改造”与无数的“文艺整风”在等待着他们，于是乎便不得不纷纷“改行”了。不少人竟选择了儿童文学作为自己的归宿，变成了小朋友们的朋友，这不知是喜，还是悲。父亲的心情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最擅长的武器是讽刺喜剧，但是新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岂能允许他再继续使用？他钟情于太平天国的历史，但是“忠王不忠”的最高指示，又断了他写作的后路。父亲不得不苦恼地形容自己，他是真正的“进退无据”了。

    其实十七年中问父亲也写过几个剧本，比如电影《宋景诗》和(《鲁迅传》、舞台剧《第二个回合》等等，但是它们都只能算作“奉命文学”，绝非出于作者本人的自愿。可是话又说回来，像父亲这样连一点点工农兵生活都没有的人，不去“奉命”又能写些什么昵？大跃进中他也曾不甘寂寞，和美帝开了开“玩笑”，写了几个时事讽刺剧，但这毕竟不是“正路”。为了不作“空头文学家”，他去“奉命”了，但“奉命”的结果，却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枪毙”。

    《宋景诗》的剧本完全是为了配合批判《武训传》的政治运动而由中宣部直接下令创作的。父亲在查阅史料时即已发现，这位农民起义的领袖曾经在受围之后投降过清廷。他不敢留然动笔、郑重地请示了上级。颇有头面的人物接待了他，回答日“不妨”，并且令人惊愕地用了国共合作的例子启发他：“如果当年的抗日战争没有取得胜利，那后人不也要说我们共产党投降了国民党吗？”有如领取了“尚方宝剑”，他终于一鼓作气地将剧本创作完毕。1956年公映的广告已经挂上了北京的街头，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平地而起，将他刮晕了头。父亲事后回忆道：“当时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在乎这七十个亿(指制片成本，为旧人民币)’之说统治了整个会场，再后来则发展到大有勒令影片停映、编导人员停职检查之热。”这毕竟是解放初年，还没有经历过反右与“文革”的“洗礼”，憨直的父亲合不得自己的创作成果，他书生气十足，整日抱着一摞摞的史书，在中宣部那一次次令人望而生畏的会上为宋景诗作着无力的辩护。《宋景诗》后来总算是“起死回生”了，据说是周扬领取到了“最高指示”。然而父亲却不寒而栗，这样的写作真可谓“如履薄冰”。

    《鲁迅传》的上马则是上海市委的直接点名，那年正是鲁迅先生诞辰八十周年。父亲一生以写作为最大乐趣，然而对于这次的前后三年，反复六稿的“奉命创作”，他却形容为“味同嚼蜡”。由于被塑造的人物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因此把关者除上海市委外，更有中宣部的诸位领导。．父亲的手被众人牵制着，他不敢去描写鲁迅的常人情感与凡人生活，也不敢按照写戏的规律，赋予他一定的性格。一层层的审查，一遍遍的修改，父亲已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写到最后，鲁迅到底是人还是神，连他自己都搞糊涂了。1964年影片终于准备开拍，又哪知一道指令，据说是主要演员在“生活作风”上有了什么问题，摄制组便被莫名其妙地解散了。数年的心血只得任其东流！悲夫，哀哉！父亲经过了这一次的折腾，对于“奉命创作”真可谓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

    《第二个回合》写于1964年，虽说并没有奉什么具体的指令，但那可是一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更何况父亲已经二度参加了“四清”，能不紧跟党中央，向人民汇报自己的“收获”吗？于是乎就凭着几个月的“生活”，父亲硬是编出了一个与暗藏的地主分子作斗争的故事。他写得好苦，且不得不频频地向长于农村题材的高手如沙汀等人请教。本子总算是写出来了，但是他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能这样去欺骗观众吗？父亲终于没有交出去。然而“文革”一起，这个油印的本子竟也没能逃脱批判的厄运：“你把地主分子写得那么狡猾，是妄想变天吗？”父亲真叫有口难言，我也更加后悔不迭了。

    四

    “文革”之中所有的作家都搁了笔，父亲当然也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这次的磨难应该算是他“咎由自取”了——一生的创作无疑成为他全部的“罪行”。我曾经问过父亲：“你对自己的人生选择后悔过吗？”他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讲起了他在干校期间的牧鸭生活。他说他每天都要出入没膝深的沼泽地，屡屡看到被溺死其中的牛的骨架。一日他不慎陷进泥淖，且四周空寂呼唤无应。父亲说他当时很恐惧，脑中的念头只有一个：“不能死！一一这样死，死得不是‘其所’！”父亲的“其所”又在哪里昵？上个月广州的黄秋耘叔叔寄来了他写的悼念父亲的文章，他无限深情地回忆起当年他俩同关一间“牛棚”时的苦难经历。他说父亲总是那么乐观、那么自信，一再劝慰他应该振作，应该达观，还说他不相信全国的监狱能关得下这么多的“牛鬼蛇神”。这岂不正是父亲的暗示他的朋友要争取自己的“其所”吗？

    就在造反派严密监视的空当里，在一次次接受批斗的喘息之中，父亲竟以各种他人所无法认识的符号记下了整整五大本日记。他说他并没有想到是为了“翻案”，也没有想到是为了“变天”，他当时的这一做法，仅仅是习惯使然一一这可真是“本性难移”了。1973年父亲因冠心病频发而被“恩准”回南京治病，闲暇中“翻译”整理出五本日记的全文。这无疑是一部中国作协七年间的“文革简史”，当然更不乏父亲的“负隅顽抗”与“老奸巨猾”了。造反派在田头召开他的批判会，他竟大开“小差”，拾起一根竹棍专心致志地剔除鞋底的泥巴。为此他又被冠以“伺机反扑”的帽子，连续接受了三天的批斗。父亲不无幽默地写道：“这下可要命了，我实在是找不到回答他们的话了！”干校举办“文革成绩展览”，其中一幅漫画讽刺了父亲的“拒不认罪”，他看后揶揄道：“我真想给那位从未谋过面的画家去一封信，告知他画中有三点不符：一、陈某不曾秃过顶，虽然头发早已斑白；二、陈某不再敢以胖子自居，干校数年来的‘成绩’早已令我摘此帽子矣；三、手中所持之‘**剧本’非日《石达开之死》，其正确的书名为《石达开的末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