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亦代
在我童年的岁月里,我是把祖父当作英雄人物看待的,因为他曾经是太平天国一支部队里的小师爷,须知那时他仅仅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呀!
夏夜在院子里纳凉,或是冬夜在睡前一家小孩群集在大厅后面的后轩时,我就腻着祖母讲故事。有多少个夜晚她就讲多少个故事,但我最爱听的,而且引以自豪的,则是我祖父的故事。
祖父在幼时正值太平天国进军杭州的时候,他跟着他的寡母,也就是我的曾祖母,逃出杭州,上路去宁波附近的慈溪避难。那时一般老百姓听信了清朝的官方宣传,正如后来国民党反动派诬蔑共产党要共产共妻的宣传一样,没有一一爪老百姓不害怕的。太平天国的部队未到,老百姓就纷纷逃避。有的从东逃到西,又有人从西逃到东,像个没头苍蝇一样。祖父有个姑姑嫁在慈溪,曾祖母决定带着祖父这支独根苗,到慈溪暂避。但是没有走到钱塘江就被逃难的人群,把他和曾祖母冲散了。祖父只知慈溪在东南方,便沿着钱塘江下游走去;半路上遇到太平天国一位丞相的部队,他便被太平军收容了。他们叫他“小把戏”,因为我祖父长得并不高,虽已十一、二岁,看起来还是个九、十岁的孩子。他跟着部队跑,调转方向,反而溯江而上了。太平军所向披靡,不几天就打到了金华、建德一带。他给部队里的文案师爷当小跟班,倒也两下相安。
这一天合当有事,南京天朝下了个急令给浙江,传檄到丞相的部队。文案师爷外出一时找不到了,而且丞相是个不识“之乎”的人,他急得不得了,便问手下谁是识字的。文案师爷的另一个随从便说“小把戏”不但识字,还会写字。丞相便把我祖父叫去,祖父果然把檄文上的字认出来了,而且~清二楚。这时文案师爷也回来了,夸奖了我祖父一番。自此我祖父便脱掉了“小把戏”的帽子,戴上了“小师爷”的帽子,也不再做文案师爷的侍从了。有些小事,如抄写安民告示等等,文案师爷懒得动手,便吩咐我的祖父去做。太平天国天京沦陷后,这位丞相的部队向江西一带撤退。撤退前为了便于行军。便把在浙江跟他们的人聚在一起,回家与髓军让他们自己选择。这时我祖父便说要回杭州,因为他还有老母在慈溪一带,他要去找。这位丞相便赏了他两锭金元宝,叫他自寻生路。
祖父是个文绉绉的人,除了拿笔,不会拿刀,因此虽然他也插了把刀作为防御歹人的武器,但人还没有离开建德城十里路,他的两锭金元宝便为人抢走了,他一路讨饭回到杭州,幸而有位邻居也逃回来了,两个人便安顿下来。可是祖父思念他的母亲,他想还是一路讨饭去找寻曾祖母为是。这样他把三间故居托给邻人,自己上路向慈溪而去。
曾祖母在慈溪乡居虽然一日数惊,但却没有遭兵燹之灾;祖父找到了他母亲,便一同回了杭州。这时他的邻居说每晚在我家的院子里有白光出现,便百般刁难孤寡,硬把这三间房买去了。他满心想在原来我家里的地皮上挖出窖藏,不图挖出来的尽是人头人骨,原来太平军曾经把这一带圈为营地,我家的院子,便是杀人养马的地方。这位邻人对此居处所望者奢,不图买了下来,窖藏未获,挖出的尽是骷髅和尸首,一气一惊,竟然得了怔忡之症,没几年便下世了。这是孩子们最喜欢听的一段,因为听起来毛骨悚然;而祖母讲到这里,也总要评论几句,如说一个人不能有贪心,有贪心必无好报应等等。然后她继续讲下去,说到我们眼前的居处。可对这些,孩子们已无兴趣,便一个个打起瞌睡,都去睡吧,明天还要起早上学。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把祖父当作一位英雄,也许因为那时看了些公案小说,除暴济贫,似乎成了我的大志。同时我也可怜祖父,小小年纪,便要讨饭寻母,这是我心目中的了不起的行为。
那时祖父在嘉兴盐公堂当师爷,每年回一二次杭州,我牵记着他,总希望他回来多住些日子,因为他虽貌似严峻,心里却很喜欢我的。到今天我也还不知道他这师爷是做什么的,大概是秘书和总务一类的工作吧。不过每次回来,他都总带一两块三尺长的木牌,上面怎么写的,我现在已记不清楚,总之是分销盐的招牌;他是拿这些招牌回来去盐运使衙门打公印的。他从来不和我们说幼时在太平军中的事,我常常拿祖母的话要他证实,他不过淡淡一笑,说讲这些陈年烂芝麻的事情做什么。
祖父喜欢孩子,我的几个表兄姐都住在我们家里,平时总对这批孩子乐乎乎的,除了孩子们闹得太厉害。我和他很亲,倒是对于自己的父亲和叔叔显得生份,因为他们几年都不回家,在外谋生。
后来我大了一点,表姐们都自己成了家。祖父也退休家居,到了冬季,每天要喝一两盅五加皮或虎骨酒,特别是在下雪天。每次他的下酒菜,总是我放学时在市上买了给他带回来的。那时祖母去世已有几年了,祖父也留了长髯。我最喜欢看他俯在炭盆边烘热他的双手。。天色已是薄暮,屋子里渐渐暗下来,炭火映着祖父微红的脸,又飘拂着银色的长髯,真是美极了。我一进他的屋,他便问今天买了什么啦,我说是白切羊肉,他嘿嘿地笑了下;因为他最喜欢吃羊肉。接着便起身把烫酒杯拿出来,就炭盆上的开水壶倒了水把酒盅涮了,然后在杯里倒上了开水,又在小酒盅里斟上了酒,再把小酒盅坐在开水杯里,盖上了盖子。于是打开了纸包把手指着我说,你先喝口酒,吃块肉,刹刹路上的寒气。每逢他的手一指,我总有点凄然感,祖母故世了,父亲和叔父都在外地,四个女儿两个在上海,两个寡居在家里,我的婶母操劳着家事,堂弟住在里西湖学校里读书;眼前就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有时我放学回来,看见他茫然地望着炉火,这老人在想什么呢?还是在回忆在太平军里生活或是沿途要饭的旧事吗?我想到自己从小没有母亲,履行母亲之职的祖母也墓木已拱,我何祖孙两代又会怎样的结果呢?但是他一看我回家,似乎他早在等我把买的熟食带回家,但又像不是;似乎他要对我说许多话,而到了嘴边又变成无言的沉默。有一年北伐军到了杭州,他变得兴奋起来,似乎年轻了些。一天,他对我说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不是跟洪羊(指太平天国)行的一样吗?我说我不知道太平天国行的什么制度,他愠然地说,你也不小了,应该懂得些历史了。于是他说太平天国是把田地分给农民的,大家有田种地,那又多好!我这才发觉为什么有亲戚来劝我祖父置田地时,他那种坚拒的态度。逐渐我从他的谈话中,略略窥测到一些门径。譬如他最早时期欢迎过康梁变法,以后辛亥革命后又把父亲和叔父送到日本去留学,我的大姑父考取了留日的官费,那时他和我大姑母刚结婚不久,为了使两个小的不赋分离,祖父便自费把大姑母送到日本去学绘画。我才意识到我祖父是个维新派。
自从祖父自太平军回来后,他便没有再读什么书,他鄙弃时文、考秀才。据说曾祖母在死前还要求祖父去应乡试,但是祖父断然拒绝。也许当时他就有种在太平军中渲染到的民族感了。康梁维新失败后,他要祖国强盛起来的信念,并没有少去半分。总之,在太平军快两年的生活,在他心上是打上烙印的。
我刚懂事的时候,杭州正弥漫着一股实业救国的气氛,祖父也很热心;那是人们对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另一出路。祖父有位友人许缄甫先生办了武林铁工厂,他还是浙江甲等工业专门学校的校长;另一位友人朱谋先先生则办了纬成丝绸公司。祖父卖了祖母的细软,还劝说几个至亲,在这两个公司里投了资。他曾经带了我去参加过股东会,但我只知道这两家公司因为发不出股息和红利,都记在股东名下作公司的增资,在解放前就没有发过股息。这两家公司走上风只有一年,以后便走了下坡路,最后铁工厂停工,丝绸公司则时而开工,时而停工,事实是名存而实亡。祖父曾经感喟地对我说过,我的股票当然不值什么钱,损失也就算了,倒是这两家经营的工业十分可惜;我们做不过日本人的生意哟。只有在我读了些进步的书籍之后,我才明白半殖民地的工业必然要失败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