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风

    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一一郁达夫：《文人》记忆的负荷已经过重的人，必然有某些记忆逐渐‘淡出’而终於消失的。据许多上年纪人的共同经验，越是昨天的近事越容易忘记，而童年的记事或早年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却顽固的存在着。但是在我来说，经过了那十年不正常的生活之后，连本来是鲜明的、活跃的、深刻的记忆也模糊了，听别人谈起自己的往事，就像是第一次听到新奇的故事一样，其遗忘的惊人处经常成为朋友们取笑的题目。

    对於三叔达夫的记忆就像一幅非常熟悉的亲切的画，却是只有色彩没有线条，只有光影没有具象了。虽然自抗日战争以后，就没有和他再见面，但是在他的家属后辈中，包括他的儿女在内，我和他接触的时间算最长了。下面所写的除了我自己的回忆以外，还根据我幼年时从长辈那里所了解的，和他自己写的以及其他文字材料，描出三叔一生中各个阶段的片断，以砖引玉，希望引起同时代的许多前辈和同辈对达夫的更真切的回忆，为研究工作提供史料。

    对於达夫的悲剧性的一生及其贡献还没有全面的定论。在读者的印象中，无论是迷恋他的或唾骂他的，‘颓废作家’这顶帽子是戴上了的，似乎从《沉沦》到《日记九种》到《毁家诗纪》就是他的全部，最多再加上名士派的游记和旧诗。特别是对於他晚期去海外以后的作品和作为，国内介绍得很少，即使是过去在国内出版的作品，解放三十年来重印的也很有限。最近看了一些在海外(包括台湾)出版的他的文集和别人纪念他的文集，不能不联想到他的许多往事，和对於一个作家盖棺论定最重要的晚节，想到像他那样一个赤裸裸来去的率真的作家，如果不能以他全部的本来面目留存在人们心中，留存在文学史上，再过百年以后，就将是不可挽回的遗憾了。

    1979年10月

    少年时期

    我们郁家祖上世世代代就住在富阳县城靠富春江边一条小石板路上的一所破旧的木结构房子里。我小时候记得，无论晴天和雨天，那条小石板路上总是湿的泥泞，因为大家都从江边挑水上来走过这里。满满两桶水就要洒剩七八分。路口上是一排茅厕，搭着草棚，一根长的粗毛竹横架着被人坐得精亮，下面是一排几口粪缸。

    可是三叔和我父亲一样，从来都把家乡看作是最美的地方，如三叔在他写的《还乡后记》中引用六朝人吴均的名句来形容富春江：“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但是在他们出生的清末，正是连年战乱，地瘠民贫，而且由於富春江从历史上以产鲥鱼和茶著名，被指定为皇室贡品，就更成为人民的灾难。有一首明代人传下来的民谣，小时候父亲曾教我背诵，它唱得如此沉痛：

    富舂江之鱼，富春江之茶，

    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

    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

    吴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

    鱼何不生别县，茶何不产别都？

    富春山，何时摧，富春江，何日枯？

    山摧茶亦死，江枯鱼乃无。

    呜呼！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郁家祖先是以教书行医相传的。我的祖父郁士贤幼年失父，家境贫困，曾祖母戴氏我叫她阿太的，勉强把独子抚养成人，设塾授课附带行医。也曾短期在富阳县衙门户房当司事(即文书)。祖母陆氏生下我父亲连生(郁华，曼陀)、二叔浩生(郁浩，养吾)和三叔荫生，这是他们三兄弟的小名，我小时候经常听到家乡的老人都是这样叫他们的。三叔生於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l2月7日，和我父亲同属猴，父亲比他大十二岁，二叔比他大五岁。有过一位姑母叫阿凤，从小就给了人家当童养媳，后来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就死去了，我始终没见过。

    三叔生下来第三年，祖父就和曾祖父一样早早去世了。祖上留下的薄田六亩也因无力耕种卖掉了，就剩下那三间破房子。两代寡妇祖孙五口全靠祖母缝补洗衣勤俭度日。父亲和三叔、二叔后来还常爱说起童年时吃的下饭菜就是“卤苋菜管”，这是捡人家不吃丢掉的老菜根，泡在盐水里酶过，祖母为了让他们吃得香，每次吃饭都要赞美：“透鲜啊！”这句家乡话我小时候也听见祖母吃起东西来总爱说的。

    无论生活怎样艰难，祖母坚持让孩子们读书，父亲十七岁就以府道试第一名入学，从此一直用的是官费直到去日本留学。这样他还能节省下来贴补弟弟读书。那时三叔只有五岁，聪明过人，在全家的爱护下，七岁人私塾启蒙，九岁时就能作诗，他后来的《自述诗》有“九岁题诗四座惊”之句。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诏令废止科举考试，并将各省原有书院一律改建为新式学堂。l906年达夫十岁(按足龄)入了富阳县立高等小学，翌年春以成绩优异而跳过二年级直接升入三年级。而家中祖上遗留的四史唐诗等旧书又成为他课余的辅助教材。他在l927年回顾童年时写道：“我在小学中学念书的时候，是_个品行方正的模范学生，学校的功课做得很勤，空下来的时候只读读四史和唐诗古文，当时正在流行的礼拜六派前身的那些肉麻小说，和林畏庐的翻译说部，一本也没有读过。只有那年正在小学毕业的暑假里，家里的一支禁阅书箱开放了，我从那支箱里，拿出了两本书来，—部是《石头记》，一部是(《六才子》。”

    在富阳高小三年级(实际读了两年，十二岁)毕业后到杭州投考杭府中学，被录取了但又因一时学费不够而改人用费较低的嘉兴府中学读了半年，才又回到杭府中学。这时期他的全部兴趣都在读“闲书”和游山逛水，仅有的零用钱都送进叫做梅花碑的旧书店里，据他自己在自传中说，当时买来的书中使他狂喜的有三部：一部是“《吴诗集览》(清代诗人吴梅村的集子)，一部是《庚子拳匪始末记》“使我满肚子激起了义愤”，还有一部是“署名曲阜鲁阳生孔氏编订的《普天忠愤集》，甲午前后的章奏议论，诗词赋颂等慷慨激昂的文章，收集得很多，读了之后，觉得中国还有不少的人才在那里，亡国大约是不会亡的”。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这些前辈古人的民族正气文章，培育了他的爱国诗人的气质。稍后他又涉猎诗集词曲杂剧，他的《自传》中说：“真正指示我以做诗词的门径的，是《留青新集》里的《沧浪诗话》和《白香词谱》。……记得《桃花扇》和《燕子笺》是我当时最爱读的两部戏曲。”也可以说从这些作品的感染孕育了浪漫主义的萌芽。这时期的少年达夫已经像着迷似的作些诗词，并且私下里用笔名向报纸投稿，“第一次投稿被采用的，记得是一首模仿宋人的五古，报纸是当时的《全浙公报》”，其后便渐及於《之江日报》，和上海的《神州日报》。据他说直至两三年后，觉得投稿已有七八成把握，才用真名发表。那时的真名是用“郁文”。

    读了两年中学，到了1910年(十四岁)，他认为学校里教的中文已没有什麽好读的，科学在当时也不被重视，算来算去只有英文是他所欠缺的，於是就转入了美国长老会办的育英书院。数月后由於参加了反对校长的学潮而被开除，又转入另一浸礼会办的教会中学，仍然看不惯那个教务长的奴颜婢膝、谀媚洋人、趾高气扬、压迫同学。他回忆说当时正处在辛亥革命的前夕，中国经过了洪杨起义，两湖山东捻子的运动，回民苗族的闹独立，以及徐锡麟、熊成基诸先烈的勇猛牺牲，丧权辱国的慈禧当权，“怨愤与被压迫的悲啼，以及人心跃跃、山雨欲来的空气，实在还不止是一个教会学校里的舆情”。他说：“是在这一年的年假放学之前，我对当时的学校教育，实在是真的感到了绝望，於是自己就定下了一个计划，打算回家去做从心所欲的自修功夫。”他的计划就是：订阅上海发行的进步报刊，遍读家里所藏的四部旧籍和在杭州买的许多新书，在已读完第三册文法的基础上自修英文。“若能刻苦用功，则比在这种教会学校里受奴隶教育，心里又气，进步又慢的半死状态，总要痛快一点”。於是真的就住在富阳家乡那所老屋里两年，忍受着亲友长辈的非难和邻人的讪笑，阿太和祖母管不了他，能管他的大哥—我的父亲又不在家，他是完全自由地读自己爱读的书。精读了《资治通鉴》和两部《唐宋诗文醇》和其他典籍，有时一个人到田野间去，接触到农民疾苦，再就是阅读上海寄来的报刊。他深有体会的说：“实际上这将近两年的独居苦学，对我的一生，却是收获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预备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