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后，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我上上海去的中间，无论如何忙，我总抽出一点时间来去和他谈谈，或和他吃一次饭。

    而上海的各书店杂志编辑者、报馆之类，要想拉鲁迅的稿子的时候，也总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鲁迅交涉的回数多，譬如，黎烈文初编《自由谈》的时候，我就和鲁迅说我们一定要维持他，因为在中国最老不过的《申报》，也晓得要用新文学了，就是新文学的胜利。所以，鲁迅当时也很起劲，《伪自由书》、《花边文学》集里许多短稿，就是这时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转交的。

    此外，像良友书店、天马书店以及生活出的《文学》杂志之类，对鲁迅的稿件，开头大抵都是由我拉拢的。尤其是当鲁迅对编辑者们发脾气的时候，做好做歹，仍复替他们调停格解这一角色，总是由我来担当。所以，在杭州住下的两三年中，光是为了鲁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后总也有了好多次。”

    就在鲁迅逝世的1936年的2月，达夫去了福建，见面比较少了，最后一次是当年8月，达夫到过上海去看了已在病中的鲁迅，他告诉达夫医生已断定是肺病，想於秋天去日本疗养，并问达夫能否同去，当时相约同往岚山看红叶。然而此愿未酬。后来，在达夫有一天，在福州南台的晚宴上，听到一位记者说看到鲁迅逝世的电讯稿，他不能相信，未终席就跑到报馆编辑部，证实之后立即给许广平拍发了唁电，连夜打点行装，第二天一早，就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抵埠的那天，正好是举行葬礼，他先来到我们家，我已经出去参加青年们的示威游行队伍去送葬，三叔匆忙吞了两口饭就赶到万国殡仪馆，第二天，他写了一篇几百字的短文刊於《文学》杂志第七卷第五号，他说：

    “这不是寻常的丧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像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这就是在鲁迅逝世的当时，最早的对鲁迅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