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离故乡，记忆所及，我的亲人散布在韩江流域的山区和平原，或死或生，无从问讯。

    记得一四岁时，我随父母离开山城饶平，流浪于原籍大埔道上。因为走不动，母亲用路旁的金不换叶子给我擦腿消肿，父亲把我放进箩筐挑着走。日暮，我们到了山溪独木桥边韵一家农合求宿。主人叫乙姐，是嫁给远在海外的华侨的一个年轻守活寡的女人。当年，广东有多少姑娘嫁给华侨，只新婚几天，丈夫就离去，再难团圆，青春就在孤寂中凄凉地度过。

    回想起来，乙姐温柔而有点憔悴，心地非常善良。我父母曾在她家当过农忙时的短工，得到亲人似的接待。至今我清清楚楚地记得，见面时她就给我两块芝麻饼。除了父母之外，她就是我平生记忆中的第一个亲人。

    山溪、独木桥、竹林、木屋，乙姐可能在寂寞中度过了她的一生。

    记得我随父母回到了原籍故乡大埔，借住在女裁缝秀嫂的小店里。父亲外．出打零工，母亲给一家小饭馆洗碗。秀嫂挽个发髻，精明而美丽。她同情我家流浪的艰辛，尤其喜欢我小小年纪如此勤劳，经常把她撒给鸡吃剩下的米一粒一粒从地上捡起来。夜里，她剪裁缝纫完毕，就煮一小锅薄粥或绿豆汤消夜，总要盛一小碗给我吃。回想起来，秀嫂泼辣能干，体贴热情，是我十分难忘的一个亲人。

    现在，秀嫂的剪刀竹尺为谁在量衣剪裁？

    我九岁那一年，父母结束了流浪生涯，落户潮州城隍庙和监狱之间的贫民区。剃头师傅应祥伯就住在隔壁，给算命先生“金目神相”看摊。算命先生有家小，日里前来为人问流年、卜吉凶，夜里则由应祥伯守屋。

    应祥伯为人忠厚老实，年纪大了，身子佝偻，老眼昏花，拿剃刀的手发颤，生意少，只能勉强糊口。每天晚上，应祥伯让左邻右舍的穷朋友聚集在他过夜的小屋，小屋成了“闲馆”。他满足地吸着短烟袋，眯着眼睛在小煤油灯下影影绰绰地看着我们一群孩子玩耍。

    贫民区的人们叫他应祥伯，但他却是我们孩子们心目中的爷爷。卦摊早年已经不见了，但应祥爷爷后来流落到哪里去了呢？

    我的母亲有个结义弟弟，我叫他“小舅”。小舅好像没有家，一年只见几次面。他四处打工，有时在山区，有时在平原。他聪明能干，一身好手艺，造屋、种田，上山打猎，下海捕鱼，样样会。他只是命穷，做在手上，吃在肚里，没存一个钱，连个老婆也娶不起。

    小舅每次到我家，叫我母亲一声“姐”，就把背来的咸鱼和腌野猪肉掼满一地。然后在我家吃两餐，睡一夜，第二天蒙蒙亮就起身赶路。他有时给我一个银角子，有时只给我留下两块彩色的鹅卵石。

    小舅走的天涯路，天涯路断，他在哪里存身？

    我父亲有个结拜兄弟，我叫他叔叔。他偷运枪支，被捕，坐了牢。因为家贫，每天，父亲叫我提着破篮探监，只能给他送去凡个蒸红薯或一碗碎米菜粥。每天同一个时刻，只见叔叔乱发像鸡窝，络腮胡子像刺猬，饥饿得眼勾勾地望着我送食到来。

    一个狂风暴雨之夜，在雷声隆隆中，监狱上空传来了凄厉的枪声。突然一阵擂门，父亲好像心有预感，跳上去拔开门闩，在雷电的闪光中，一个人影水淋淋地扑进门来。叔叔越狱潜逃到我家。借着隆隆的雷声，父亲用斧头砍断了叔叔的脚镣。

    叔叔在我家屋顶的瓦槽里将养了几天，然后悄悄地离开了潮州城。后来，听说他上了海陆丰南山革命根据地。如今，叔叔是活着还是牺牲了？

    我还有一个老爹，家住潮汕平原。有一年春节，我去他家，一片冬天仍青翠的田园，一栋破烂的茅屋。

    他平日里进城，总要到我父亲的染摊上歇歇脚，抽上两袋旱烟，说说天时，谈谈世态。他是个勤劳吃苦的老农。每有时鲜蔬菜，他总要带一点给我父母尝新。他重情义，你给他菜钱，他就要黑着脸骂人。

    有一次老爹进城，手里拿着一张大票子，坐在我父亲的染摊一角发呆。我父亲仔细一看，这票子是假的。老爹把一园子菜卖给了远商，受骗了。

    老爹吐了血，终于卧床不起。

    我的骨肉至亲，在我因参加学运被开除通缉逃离故乡的前后，已经长眠在潮州城北的竹竿山麓了。

    我的哥哥阿划，九岁离家当了小勤务兵，二十岁寻找双亲归来，已成了一个残废军人。他天年不永，二十九岁就早逝。而我的父亲，劳碌终生，用他的瘸腿走完了最后贫穷的人生道路。留下我的母亲，她重新走上流浪的途程，在山区海边打零工度日。

    我离开故乡长期漂泊在外，竹竿山麓那芊芊的墓草，年复一年，冬天枯萎，春天返青，已历几十个春秋。

    我什么时候回乡为亲人扫墓？也许年年飘落的竹叶已经把坟墓掩盖了，也许坟头已经被夷为平地种瓜种菜了，也许坟土已经被牛羊踏平了，父兄的坟墓已无从辨认。

    母亲死在旧时的流浪途中，她孤身无援，凄凉度日。但愿她魂兮归故乡。我的父母没有留给我什么财产，但却留给我一副强壮的体魄。我的故乡亲人给我的恩惠，是教我人世为人的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