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我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已满一年。在编译所方面，应付二三百位的读书人还不感任何困难，而负担艰巨工作，特别是多至二千册的第一集万有文库也已顺利出版。假使我继续下去，对于原有的任务尚解问题。问题却发生在与我本无直接关系的任务。自从民国十五年以来，上海的劳资纠纷迭起，商务印书馆的工会是在企业界中最具势力者之一。纠纷之起当然以印刷所为主，发行所及总务处次之；编译所间有少数人活跃，大多数皆为新旧学者，态度稳健。因此，工潮的发生，如果不是由印刷所长从事局部的应付，便应由总经理协理与人事科长作全盘的应付，在理是不应轮到我头上的。但因那时候的总经理为印刷所长鲍先生所兼任，他年事已高，且平素笃实不善言辞，其他经协理等亦多属于这一类型。因此某一次工潮闹大了，使我不能不挺身而出，结果应付尚属得当，一场风波随而平息。此后一遇劳资纠纷，资方都一致推我出马交涉，竞使不应负责的我，转而负了全面的责任。这些消极的事，偶尔担负尚无不可，若渐渐变成家常便饭，那就对于一位需用脑力以应付出版计划和学术研究的人，未免是近乎残酷了。因此之故，我对于商务印书馆的任务，原具有最高兴趣者，其兴趣便逐渐随工潮之继涨增高而低落。于是决心摆脱，并先设法物色替人。适数年前为编译所聘得何柏臣(炳松)君为史地部部长，经年来的注意观察，认为尚适于继我之任。于是开始作辞职的打算。适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先生担任院长，并罗致我的一位旧学生杨杏佛(铨)为总干事，杏佛又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我偶与杏佛谈及脱离商务印书馆之决心，杏佛初时力劝不可，经我详加剖析，卒亦赞同。因言社会科学研究所新成立，他以总干事兼任，原系暂局，设我辞商务职获准，愿举贤自代。一如八年前胡适之君举我代任商务编译所所长之故事。且同为我的及门，已有先例，应步后尘。我力言万万不可，因我对商务编译所正苦于行政成分太多，如能摆脱，只愿担任纯粹为学术致力之研究工作，否则我又何必薄商务而不为。杏佛卒以此事转告蔡先生。蔡先生深知我近来之辛劳，谓商务设许我脱离，则中央研究院极欢迎我来参加。但对杏佛之荐我自代，他却赞成我的主张，谓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职务，虽不若商务编译所之烦，我即为节劳而辞商务，则中央研究院应聘我研究员，使我得由八年来多半努力行政者，转而殚精于研究工作。蔡先生之知我爱我，闻之使我至为感奋。经数度磋商，我对商务编译所卒达成推荐何柏臣君为代之愿望，而对中央研究院则接受专任研究员之聘约。然固辞不获已，仍兼该所法制组主任名义。好在开始时只是一人一组，仅有助理研究员三数人相助，譬如大学校之系主任仍兼教授，与院长之难免行政工作者有别。

    约莫在民国十八年九、十月间，我便移转工作阵地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我首先择定的一个研究问题，便是“犯罪问题”，而以向若干监狱做个案调查为出发点。首先计划了一个调查表并罗致了三位助理研究员，一是北大习法律的，一是燕京大学习社会学的，又一是东吴法学院习法律的。他们都很努力而合作。原拟以一年工夫从事调查，第二年则着手于分析与研究。想不到仅仅经过了三四个月的安静生活，我又给一件较前更麻烦的工作所纠缠。原因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兼印刷所所长鲍先生突然逝世，继任人选在印刷所所长一职尚无问题，而对于总经理职务，董事会再三考虑，认为只有我最为适当，经一致通过后，分别推人劝驾。我本来为避麻烦而请辞，如果接受此职，麻烦有加无减，当然力为拒绝。可是经不了商务的元老和当局纷纷吁请，几于逐日到我的研究所或家中相劝。后来我以情不可却，乃提出一项不可能被接受的条件，就是说我虽曾在商务任职八年，但所经验者只限于编译和出版。总经理主持全局，尤形精于管理。必不得已我只好在名义上就职以后，即往欧美研究企业管理，为期至少年半，然后返国负责。此外我还提及商务印书馆向来采取合议制，由总经理、两位协理和三位所长构成。此种制度不适于现代的管理，我如担任此席，似须取消合议制，改为总经理负责制。真想不到，这两条件都获董事会完全接受，于是不得已就职，即日以协理李拔可先生代理。我随即于民国十九年三月左右出国考察，同时也就不得不放弃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任务。蔡先生夙为商务印书馆好友，也只好答应我辞职，计任职不满半年，遂又结束了我第二次在蔡先生领导下的职务。

    我在十九年九、十月间考察完毕，返国即在商务印书馆实行科学管理，越一年颇著成效；不幸于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闸北之战，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日本飞机全部炸毁，不得已歇业半年。清理后于同年八月复业，赖科学管理之彻底推行，效率大增，恢复甚速。旋即发表印行大学丛书，以谋学术独立，经组织大学丛书委员会，审查书稿；委员会得蔡先生领衔倡导，全国学术专家无不乐予合作。迄于二十六年，八月全面抗战起，不满五年，而印行之大学丛书多至三四百种。同时期内，我又编印万有文库第二集二千册，其中收入国基本丛书及汉译世界名著，各数百种，自拟定书目以迄校阅，也多赖蔡先生指导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