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认识高梦旦先生，是在民国十年中秋节之前一二星期。那时他正担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所长，我却闲居在上海，替一个旧学生新办的一间小书店主编一部丛书。给我们介绍的人，就是胡适之先生。因为高先生担任商务的编译所长多年，自己常以不懂外国文字为憾。自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商务努力出版关于新文化的书籍。高先生认为不懂外国文字的人，对于新文化的介绍，不免有些隔阂，因此屡屡求贤自代。他看中了新文化运动的大师胡适之先生，盼望他能够俯就商务的编译所所长。经过了多次劝驾和拖延了几个年头，胡先生毕竟碍于情面而应允了。但是胡先生的应允是有条件的。他的条件就是先行尝试几个月，如果尝试之后认为予自己的性情不合，仍然要还他初服的。那时候胡先生正在北大任教。为着便利尝试起见，择定民国十年的暑假，暂时不用名义来商务编译所视察两个月。经过相当时期之后，胡先生把商务编译所的内容和工作都研究清楚；一面提出改革的计划，一面却以编译所长的职务关于行政方面较多，与他的个性不很相宜，便对高先生说明他的意旨，打算尝试期满仍回北大教书。高先生是极重信义的人，也是最能尊重他人意旨的人，因此，他对于胡先生继任编译所所长虽然害了好几年的单相思，但是经胡先生坚决表示意旨之后，他便不敢强留。于是不得已而思其次，请求胡先生找一个替身。他因为崇拜胡先生，便以胡先生认为适当的人是没有不适当的。事有凑巧，胡先生从前和我有同学之雅。当他出洋留学以前，我们常在一起。他回国任教于北大的时候，我已经回南方，直至这次来上海小住，我们才有机会话旧，而且常相过从。他从前知道我对于读书做事都能吃苦，又曾发见我于青年时代做过一件呆事，把一部《大英百科全书》从头至尾读了一遍。这次留沪相聚，又知道我十年来读书做事的经过，和新近从事编译事业。那时候不知道他怎样决定下来，事前绝对没有和我商量，便把我推荐于高先生，作为他自己的替身。高先生对于我从前并无一面之雅；对于我的著译，据他后来对我说，虽略经寓目，却没有看出甚么特色。可是一经胡先生的推荐，他便豪不迟疑地郑重考虑。经胡先生介绍我们一度晤谈之后，他便向商务当局提议举我自代。我昵，因为正想从事编译工作，如果能够有一个大规模的出版家给我发展，那是无所用其客气的。而且我平素有一种特性，对于任何新的工作或是重的责任，只要与我的兴趣相合，往往就大着胆去尝试的。因此我除了提出和胡先生从前所提的唯一条件，就是给我三个月尝试再行定夺外，也就一口答应下来。记得从民国十年的中秋日，我便到商务编译所开始工作。初时我并没有什么名义，每日承高先生把编译所的工作和内容详细见告，并由高先生随时把种种问题提出和我商量。这样的过了三个月，他便要求我正式接任编译所所长，并应允和从前应允胡先生一般，于我接任编译所长之后，他仍留所内，改任出版部部长，随时助我处理所务。我在这几个月中，承高先生开诚指导，并承他将来继续相助，同时我对于这件工作的兴趣也很浓厚，因此便正式接受了。从此以后，我便和高先生直接共事六年，到了民国十六年，高先生因为年满六十，坚执要步张菊生先生的后尘，脱离商务的直接职务，但此后十年之间，无时不以商务和我个人的至友资格，尽力赞助；虽至病笃之日，仍不改其态度。自从我开始认识高先生之日，直到他撒手离开这世界的一秒钟(因为高先生去世的一秒钟我正侍立病榻之旁)，中间约莫十五足年，对公事上我和他商讨最多，对私交上我也和他过从最密。他的性情，我是认识最真之一人；他的美德，我也是知道最多之一人。不过事后追记，不免挂一漏万。而且在百忙当中，要作详尽的记述，也有所不能。现在且根据留在我脑中最深刻的印象，给高先生写写各方面的真容。

    第一，高先生是一个老少年。高先生的性行，断不是几个字所能完全表现的。如果只限于几个字，恐怕再没有像这老少年三个字为近似了。高先生去世时已经是六十八岁，不能不算是老；高先生在最近几年间，身体容貌也无一不呈衰老的样子；可是他的精神，直至服了大量安眠药，长眠不醒以前，无时无刻不是少年的。他常常对我说，旧日读书人要推行所主张的事，往往以“于古有之”一句话为护符。高先生却以为把这个“古”字改作“外”字较为妥当。他并不是说笑话，而是认定古制对于现代至少是不适合的。他又以为，现在强盛之外邦确有其致强盛之道；社会状况纵然彼此有些不同，而自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推此一念，所以有病待治，则绝对信赖西医，而反对中医；甚至对其最崇拜之胡适之先生为某中医捧场时，他也不怕公然反对。又如度量衡一项，他极力提倡最合科学的米突制，而反对任何折中的制度或实际流行颇重的英美制。这还算关于自然科学的。至于社会问题，他也很倾向于新的方面。记得民国十年我初到商务任事时，编译所同事某君，以向未结婚的老童男和再醮的某女士结婚。这在目前本不为奇。但十五年前的社会习惯，和现在相差还远。高先生对于此事，却当做断发天足一般的热心提倡，逢人表示恭维的意思。又高先生平素虽不喜谈政治，但偶遇时人主张一种制度而附会到旧说或旧制的时候，高先生屡屡对我说，这简直像把现代国家之共和制度和周召共和附会起来同样的可笑。这几个例子，都可以证明高先生的思想是少年而进步的。再从日常细事观察一下，像高先生的资望和年龄，不知道他的人或者以为是道貌岸然的。其实大大相反。他每次到我家来，见着我的小儿女，总是和他们戏弄说笑，口里常说：“我和你比比气力，打打架，好吗?”因此我的小儿女都不觉得这是老伯伯，只认为他是小朋友之一。他不但对朋友的儿女如此，就是对于自己的儿女，而且是长成的儿女，也持着同一态度。别人家的老父，对于已长成的儿女大都是庄严其貌，可是我常见高先生和他的儿女一起谈笑讨论，绝对不摆出老父的派头。他去世后之某一日，他的长女君珊小姐含泪对我说：“别人家只不过死了一个父亲；我们却不但死了父亲，而且死了最可爱的一个朋友。”这的确是没有半点虚饰的说话。又高先生卧病医院时，我逐日前往探问，因格于医院的禁令，不敢入病室惊动高先生。高先生却屡向家人询问何以我没有来，家人卒以实告，乃坚嘱下次来时，邀我入室，并允不多谈话。其后，我人病室相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请他安心静养，此时遵医嘱不敢多谈话。而高先生第一句话的答语，就是“你每日来此，却不进来谈谈，我已侦探明白，俟我病好出院，和你算账打架。”言毕，彼此一笑。其少年的性情，虽在病重时仍然流露。不料这位可以互相打架的老少年朋友，等不及出医院，已没有再谈话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