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高先生是一个性圆而行方的人。这里性圆二字，虽然是我所杜撰；但上下联缀起来，其意义自然明了。蒋竹庄、庄百俞两先生为高先生所撰的传，都说高先生性刚。但自从我认识高先生以来，至少有六年工夫每日和他共事，觉得他总没有发过一次脾气。换一方面，我自己却发了好几次的怪脾气，全赖高先生把我镇静下来。高先生镇静我的脾气，有一种很巧妙的方法，就是当我脾气正在发作的时候，他大都对我表示十二分的同情，等我脾气稍息，他往往用幽默的话，引我的情绪离开关系的问题，渐渐把它淡忘。俟有相当机会，再用几旬警语，使我自己感觉前次发脾气之无意义。他这种方法，如果用于教育上，也可算是一种优良而有效的方法．。他是否对别人也用这种方法，我不得而知，但对我却已用过好几次。我平素性情傲僻，自从开始服务以来，除教书时能长久维持学生的好感外，其他所任职务，都不能久于其职。自从加入商务印书馆后，接连十五年间，虽然好几次自己想走，但是除了民国十九年一度辞职，那时高先生已经脱离商务印书馆的直接职务，而且我这次辞职已得高先生同意外，其他好几次想走的机会，都给高先生用上述方法于无形中消泯了。我又常常听见高先生说起，他替商务做了不少次的和事佬。商务的当局，我敢说，都是为公的；可是学识眼光种种不同，长久共事，总不免有些意见。而介于其间，以妥协的方法消除当局间彼此相左的意见的，恐怕高先生就是重要之一人。他曾经和我提起一句笑话，说他好像是印刷机器上的橡皮，其意便指此事。而且高先生不只是那时候各当局间的橡皮，并且一度做过商务印书馆劳资双方的橡皮。因为在民国十五年以前，商务劳资双方虽然极少争执，却也曾有过一次局部的罢工；而复工的时候，则由高先生带领那些罢工者入厂。这件事发生在我加入商务以前，详情我不知道。事后偶闻高先生说起，当时虽没有详询来由，但总可断定是靠高先生以平素消泯公司当局间意见的同一方法，来解决那一次劳资纠纷吧。综此几个例子，我为他杜撰性圆这一名词，似乎是再适当没有了。但是他的性情虽是圆的，而他的行为却仿佛是四个九十度直角所成的正方形。关于这一项，可举的例子极多，不及枚举，概括说起来，就是绝对不要一个不劳而获的钱，绝对不引用私人，以及违反自己宗旨的事无论如何绝对不肯屈从。这最后的一项，似乎和性圆的人是不相合的。可是就我十几年来所知道的，高先生一方面很方正的维持他的宗旨，另一方面仍无损于圆通的性情。这确是别人所做不到；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是断断不能学步的。

    第三，高先生是一个思虑周密而非寡断的人。高先生思虑的周密，凡在知好同事没有不承认的。即高先生自己也不否认。但是寡断一语，却是他自己的谦辞。别人因为受了这种自我宣传的影响，却也有些承认此语的。其实思虑周密的人，因为顾虑过多，遇事间或不易决断。不过思虑周密的程度如果达到相当的高，把利害分析得很清楚，虽然任何办法不能有绝对的利，尽可采取利最多而害最少之法，因此仍不难下决断。高先生实是这一种的人，所以他的思虑尽管周密，遇事仍能下最大决心。试举一极显著的例子，当他举我自代之时，我的声名远不及胡适之先生，我和高先生的交情可说是绝对无有；同时怀疑我的人，在商务内外皆有之。事后他都告诉我，我自己也承认这种种怀疑亦有相当理由。但是高先生一部分固然是信赖胡适之先生的推荐，大部分还是利用他周密的思虑，把利害两方细细权量轻重，才毅然下此决断的。

    第四，高先生是一个不能演说的说客。高先生常常称赞我的演说口才，而自恨不能演说。的确，我和高先生认识了十五年，没有听过他一次的演说。所以高先生关于这一项的谦辞，我不敢否认。可是高先生当说客的本领，是值得人人赞许的。我亲见他为着商务印书馆的事，做过了好几次的说客，每次都有满意的结果。对公众的演说和对私人的说辞，方法本不相同。公众的演说第一要有气魄，第二要言语清楚，第三还要带点荒唐的态度。高先生说话不很响亮，所说的国语带了一半福建土白；同时过分谨慎，恐怕在公众面前演说，耍出了什么差处。因此他不肯轻易作演说的尝试。久而久之，便更觉自怯，而认为自己的确不能演说。其实，只要一二次大着胆尝试尝试，便不觉其难了。我屡次以此劝诱高先生，甚至有一回为着他所最热心提倡的四角号码检字法研究班举行竞赛给奖，坚请他作简单的演说。他总没有答应。可是高先生的口才原来不差，一则他有逻辑的思想，二：则他很熟识世故，三则他有极诚恳的态度，四则他有极圆通的性情，所以什么复杂的事，经他解释或疏通一下，没有不症结立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