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高先生是一个不长于算学的算学家。我国旧日的读书人,最不注重数目字,所以说到山的高,动辄千百里,说到田的多,动辄万千顷,做起事来,也就不肯一一二二分别清楚,总是“差不多”,“大概”,这样的模糊过去。甚至受过新式教育的人,表面上高等算学也曾涉猎;但是除有直接动用算式的必要外,平时办事也很少利用算学来解决的。高先生却不如此,他虽然是旧学的出身,没有受过新教育的洗礼,他对于算学的智识也不高深;但是讨论事件的时候,他总是手持铅笔,运用四则比例或百分的笔算,作为决断的根据。在没有计算清楚以前,不肯遽作结论。他并且喜欢比较计算,譬如想出版某一种书,估计其营业的损失,常人只不过按照所拟的版式字体中纸张加以进篡罢了,高先生却别行假定种种可能的版式字体和纸张,把这种种假定计算所碍韵结果和原拟计划的结果互相比较。这虽然多费一些工夫,但他总是不惮烦多擎街荔他又常常试作统计,虽然他对于统计工作所能运用的算式,只是百分法或是棚法和除法所得的平均数。但是主持全局的人本来用不着自己从事精深繁琐糊计算,只要遇事都作粗略的统计或比较,那就很难能可贵了。高先生有了邃科靖用算学的良好习惯,所以在他的细密思想中,又加上客观的论据了。
第六,高先生是一个合短取长的鉴衡家。高先生是最爱才的人,随时随地都想物色人才。他对于人才的鉴衡,抱持着最公允的态度。他认为天下没有完全的人物,因此,对于大醇小疵的人才,不仅含短取长,而且完全忘却其短处。单就商务印书馆一方面而论,经他拔擢的人着实不少,结果,都是很有用的人才,影响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很大。当他举我自代时,我所有的短处,断不能逃过他的鉴衡。不过还是持着平素所持的态度,把我的短处忘却罢了。
第七,高先生是多方面的研究家,又是许多研究家的赞助人。高先生对于研究的兴趣很浓,而且是多方面的。在二十几年前,有改革部首的草案,其方法但管字形,不管字义,将旧字典的二百十四部,就形式相近者并为八十部。并确定上下左右的部居。此法较旧法已很便利;但高先生是一位彻底改革家,自己认此方案还不算彻底,始终没有把它发表。他又抱成功不必在我的态度,当他把自己的检字方案搁置时,便留心到外间有没有热心研究改革检字方案的人。后来给他发现林语堂先生曾经发表一种首笔检字法。那时候林先生在清华大学担任教科。民国十三年秋间,高先生因事到北平,辗转托人介绍与林先生详谈,力劝林先生继续研究。后来回到上海和我商量,我也赞成此举。因此便由商务编译所与林先生订一合作研究的契约。于一年期内,由商务按月资助林先生若干元,由林先生酌减教书的钟点,从事新检字法的研究。后来我对于检字法的研究也发生了兴趣,有一天对高先生说起这事,他虽然极力赞助他人从事这项研究,但因我日间职务很忙,不愿我过于劳苦,便把成功不必在我一语来相劝。但是我的兴趣已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便瞒着高先生,私底下每晚在家里研究。过了约莫半年,我偶然发明号码检字法,欢喜到了不得。次日对高先生和盘托出,他也欢喜万状。其后,我因为这号码检字法虽然易学,但对于笔画较多的字还觉不易检查。于是决计放弃此法,另行研究,又费了一年工夫,才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在这时期和以后继续研究修订四角检字法的一二年内,高先生无时不赞助我,并且给我许多有益的意见,及至四角检字法研究告一段落,高先生又认为一种新方法的成败固由于本体的效用。但是宣传工作也有重大关系。于是他便把宣传四角检字法引为己任。近年我因为职务特忙,简直没工夫顾到检字法,高先生却继续不断把这检字法热心推行。他常常埋怨我近年对四角检字法太不热心,笑对我说:“姓王的所养的儿子四角检字法,已经过继给姓高的了。”就此一点,可见高先生对于研究事业的热心赞助。除了检字法以外,高先生自己研究而有成绩者,有一种十三月的新历法,已经著有专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高先生因幼时读沈括的《梦溪笔谈》,大为感动。沈氏倡议更改历法,分每年为十二月,每月以三十一日与三十日相问,不置闰月,每年每月的日期自较整齐。高先生以沈氏此法较现在阴阳历为胜。后来又以世界各国既已注重星期,则沈氏.之法,尚有修改余地。修改的要点,在如何联合年月星期三者,使其成为一种调和的历法。经过许久的思考,离先生遂于民国前十一年创议分每年为十三月,每月为二十八日。此方案先后由((新民丛报》及《东方杂志》发表,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及民国十六年全国教育会议开会,高先生将此案提出,即经大会通过,交中央研究院研究后,再呈国民政府训令出席国际联盟会代表,提供国际改历会议之研究。至于高先生热心赞助而常常与人商榷者,尚有简字方案、度量衡方案等,或见于杂志,或仅存函稿,尚未发表。有一次他为着推行新度量衡,使深入民间起见,提议将铜辅币的直径有所变更,使等于新制的若干公分,俾一般人把铜辅币权充新制尺度之用。又有几次,他把改革电报便利发电人的意见,贡献给交通部电政司长某君。结果竟被采行。高先生只期便利于社会,对于自己的工作多未宣传。但对于别人研究的结果,却力任宣传之责。其大公无私的精神,真足敬佩。
第八,高先生是一个义勇的胆怯者。高先生常说自己胆小。的确,他的胆子并不大·而且思虑周密的人,世事看得太透,在这个遍地荆棘的世界,自然有格外慎重之必要。但高先生虽然胆小,遇着必要的时候,尤其是遇着朋友急难的时候,他简直不怕身入虎:灰。十年前我曾一度被难,身陷匪窟,那时候先父以病废,不能行动,儿辈尚幼,家母内人束手无策,而平素以胆怯自居的高先生独负全责,为我营救。其冒险的情形,非片言所能尽。其义勇的精神,尤非胆怯者所能有。
总之,高先生对家庭、对朋友、对事业、对学术,从现代的意义评量起来,任一方面都算得是理想的人物。胡适之先生称他为现代圣人之一,绝对不是过分。我小时失学,没有良师督教;我的几个哥哥又早年见背;我的父亲对我的管教向极放任。我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自己造成一个世界;因此个性过强,落落寡合。自从获交于现代圣人之一的高先生,有形无形都受了他的很大影响。假使近年我能够在任何方面有些贡献,高先生至少应居过半之功。高先生待我不仅是最知己的朋友,简直要超过同怀的兄弟。所以我正可模仿君珊小姐的话而说:“别人家只不过死了一个好朋友;我却不但死了好朋友,而且死了最可爱的长兄。”
高先生的嘉言懿行还多得.很,有工夫我再详详细细追记下来。
1936年9月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