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舜生

    “冷雨埋春四月初，归来饱食故乡鱼。范睢书木成奇辱，王霸妻儿爱索居；伤乱久嫌文字狱，偷安新学武陵渔。商量柴米分排定，缓向湖塍试鹿车。”

    我对于民国九、十年左右搞“创造社”的几位一一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我是比较地喜欢郁达夫。我在上海和达夫见过好几次；大概就在民国十年，我还在民厚里他住的地方去看过他一回；一直到他和王映霞结合以后，某次在田汉的“鱼龙会”上，我还看见他们俩联袂偕来。其时正是王映霞的盛时，皓齿明眸，愈朴素而愈显其美。当时我心里想：以具有达夫这样一个性分的文人，居然有这样一段姻缘的成就，足见冥冥中的主宰者还是很公道的，不禁为他们暗暗祝福。现在回想起来，大概这就是我看见达夫最后的一次了。

    达夫本来是东京帝大政治经济学部毕业的，假定他有机会去参加政治，我想他也并不会拒绝，而且在抗战前的福建，抗战起来以后的武汉，似乎他还是非正式地参加过来的。可是，他所特别爱好的，毕竟是文学。他的英、德、日文都有根柢，读过不少欧美的文学书，更难得的是他对于中国文学的修养颇深，乃至影响了他的生活态度，因此郁达夫乃成功了一个郁达夫，既不是郭沫若，也决不是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之类更无论矣。我在前面录的他那首七律，是他在二十二年携带王映霞由上海回到杭州去住的时候写下来的，看样子似乎确有一些颓唐或消极，甚至不免牢骚，然究竟不失为中国传统文人的吐嘱，他到底不能像他那班朋友的无所不为，这种地方乃正是达夫的可爱处。至于他和王映霞的关系后来何以会恶化到那样的程度?他个人的抗战中何以会跑到新加坡、苏门答腊，乃至在苏门答腊开了一家酒店，而终不免在日本投降以后，依然遭了敌人的毒手?这些详细情形，我完全不大明白，也至今还没有看见任何人能对达夫遇害的经过提出一篇详尽可靠的文字。不过就现在已经知道的事实而论，这件事是当时日本的新苏一带驻军的一大耻辱，已大致是无可疑了。

    当“创造社”开始工作的时候，他们似乎早就内定了一条宗旨，便是对“五四”以后那班“出名过早，而膺誉过隆”的人，决定正式开炮。于是胡适之、鲁迅、徐志摩等乃首当其冲；尤其以黑旋风成仿吾那一对板斧，更是杀气腾腾，令人不可向迩。达夫在十一年的《创造》上发表了一篇小说《采石矶》，借着黄仲则和洪稚存的口吻，大大地骂了一顿戴东原，虽说也是在骂胡适之，但究竞还有他个人的性灵表现，即以骂人的艺术论，也比成仿吾高明多了。

    我和徐志摩仅仅见过一面，记得是上海一位出版界的朋友请客，我和他都是被请的客人，究竟在什么时候，我现在已不能确指了。

    我在见着他以前，已看过他不少的作品，我有理由多少可以了解他；至于他，除掉我有一部分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朋友以外，他似乎很少机会可以了解我；可是，在那样一个第一次的见面，不，同时也就是最后一次的见面，他却便是那样的亲热，而且亲热得那样的自然，真是出我意料之外了。

    现在隔志摩之死已经是十六个年头，在这个十六年当中，我每见一度飞机失事的记载，照例要引起我非常的难过，而且照例要使我联想到志摩，像这样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乃起因于一面，佛家喜欢讲因缘，像这样的“缘”，还是有好还是不有好呢?也真难说了。

    志摩有不少的诗是绝美的散文，也有不少的散文是绝美的诗，自有新文学以来，真正能做到“美”之一字的，我想来想去，总还是要推志摩第一。志摩不只有一颗诗人的心，更天生就一副诗人的体貌，假定他不死，现在也还不过五十四五岁，他会不会是中国的拜伦，中国的雪莱，诚不可知；但最低限度，他不会是异代的黄仲则，总是可断言的。

    像成仿吾在《创造》那样的谩骂，在中国那样一个刚刚有一点生气的文坛，实在是不必有的，志摩大概是最热心和他们去打拢的一个，他在民国九年十月十一日的日记，有下面这样的一段：

    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时有客在，中有田汉，亦抱小儿，转顾问已出门引去，仅记其面狭长，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其问，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也须父揩拭，皆不能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坐定寒暄，仿吾亦下楼，殊不话谈，适之虽勉寻话端以济枯窘，而主客似有冰结，移时不涣。沫若时含笑谛视，不识识何意。经农竞噤不吐一，实亦无从端启。五时半辞出，适之亦甚讶此会之窘，云上次有达夫时，其居亦稍整洁，谈话亦较融洽，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竞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

    其实《新月》文人，与《创造》本另是一路，要勉强打拢也是勉强不来的。不过从志摩这篇写实的短文，也可看出达夫又是一种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