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

    自学条件，书报资料固然重要，而朋友亦是重要的。在当时，我有两个朋友，必须说一说。

    一是郭人麟(一作仁林)，字晓峰，河北乐亭县人。他年纪长于我二岁，面班级则次于我。并且他们一班是学法文的，我们则学英文。因此虽为一校同学，朝夕相见，却无往来。郭君颜貌如好女子，见者无不惊其美艳，而气敛神肃，眉宇间若有沉忧；我则平素自以为是，亦复神情孤峭。彼此一直到第二年方始交谈。但经一度交谈之后，竞使我思想上发生极大变化。

    我那时自负要救国救世，建立功业，论胸襟气概似极其不凡，实则在人生思想上，是很浅陋的。对于人生许多较深问题。根本未曾理会到。对于哲人高明一些的思想，不但未加理会，并且拒理会之，盖受先父影响，抱一种狭隘的功利见解，重事功而轻学问。具有实用价值的学问还知注意，若文学，若哲学，则直认为误人骗人的东西而排斥它。对于人格修养的学问，感受《德育鉴》之启发，固然留意，他意念中却认为“要做大事必须存人格修养才行”，竟以人格修养作方法手段罢了。似此偏激无当，浅薄无根的思想，早应当被推翻。无如一般人多半连这点偏激浅薄的思想亦没有。尽管他们不同意我，乃至驳斥我，其力量却不足以动摇我之自信。恰遇郭君，天资绝高，思想超脱，虽年不过十**而学问几如老宿。他予老、庄、易经、佛典皆有心得，而最喜欢谭嗣同的“仁学”。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亦足以笼罩我。他的谈话有时嗤笑我，使我茫然如失；有时顺应我要做大事业的心理而诱进我，使我心悦诚服。我崇拜之极，尊之为郭师，课暇就去请教，记录他的谈话订成一巨册，题日“郭师语录”。一般同学多半讥笑我们，号之为“梁贤人，郭圣人”。

    自与郭君接近后，我一向狭隘的功利见解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在我的思想上，实为一绝大转进。那同时还有一位同学陈子方，年纪较我们都大，班级亦在前，与郭君为至好。我亦因郭而亲近之。他的思想见解，精神气魄，在当时亦是高于我的，我亦同受其影响。现在两君都不在人世了。

    另一朋友是甄元熙，字亮甫，广东台山县人。他年纪约长我一二岁，与我为同班，却是末后插班进来的。本来陈与郭在中国问题上皆倾向革命，但非甚积极。甄君是l910年从广州、上海来北京的，似先已与革命派有关系。我们彼此同是对时局积极的，不久成了很好的朋友。但彼此政见不大相同。甄君当然是一革命派。我只热心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排满。在政治改造上，我又以英国式政治为理想，否认君主国体、民主国体在政治改造上有什么等差不同。转而指责民主国，无论为法国式(内阁制)，抑美国式(总统制)，皆不如英国政治之善。此即后来辛亥革命中，康有为所唱“虚君共和论”。在政治改造运动上，我认为可以用种种手段，而莫妙于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办法。这一面是很有效的，一面又破坏不大，免遭国际干涉。这些理论和主张，不待言是从立宪派得来的，然一点一滴皆经过我的往复思考，并非一种学舌。我和甄君时常以此作笔战，亦仿佛梁(任公)汪(精卫)之所为，不过他们在海外是公开的，我们则不敢让人知道。

    后来清廷一天天失去人心，许多立宪派人皆转而为革命派，我亦是这样。中学毕业期近，而武昌起义。到处人心奋动，我们在学堂里更呆不住。其时北京的和天津的、保定的学生界秘密互有联络，而头绪不一。适清廷释放汪精卫。汪一面倡和议，一面与李石曾、魏宸组、赵铁桥等暗中组织京津同盟会。甄君同我即参加其中，是为北方革命团体之最大者。所有刺良弼、刺袁世凯和在天津暴动的事皆出于此一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