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谊兼师友的吴雨萧公权
在成都十年，因为几位朋友的敦促，我学诗更加努力。但我在儿童时代已经开始学诗，在清华任教时更奠定了学诗的基础。
当我在六七岁的时候，罗师教我读((声律启蒙》和《千家诗》。我虽然不能了解其中的意义，但朗诵起来，觉得音韵和谐，入耳快意，因此对于“诗”发生了好感。后来何师于课读《唐诗三百首》以外，又教我选读“四唐…两宋”名家的杰作，以及((文选》中的若干辞赋。这不但加深了我学诗的兴趣，而且扩展了我对于诗的认识。那时候口诵而心赏的名篇，例、如李白的《庐山谣》、《梦游天姥吟》，杜甫的《丹青引》、《兵车行》、《丽人行》，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乃至李商隐的《锦瑟》、《无题))等诗，到现在我还能够背诵。何师有时出些简单的题目，要我学做绝句、律诗，或古诗。我做成之后，恭楷誊写在“窗课”的稿本上，呈请他评骘修改。他时常鼓励我，说我“颇有诗才”(民国四年我去上海进学堂。这些有何师圈点和评语的稿本都留在重庆家里。二十六年回到重庆，想寻找这些稿本，不料早已连同着我童年攻读的旧书，全数抛弃无存)。何师夸奖，原是想使我努力求进。我不知自量，竟尔自命不凡。记得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做过两首狂妄无比的七言绝句，何师看了未加苛责，我更自鸣得意：
(一)
笔生风雨砚翻涛，醉拂吟笺意气豪。
待到肠枯才尽后，细研残墨注离骚。
(二)
李杜苏黄妙手夸，文章异代发英华。
从今再历千年后，我亦前贤预作家。
读书不多，了解不透，而轻率下笔，当然会犯错误，闹笑话。宣统二年中秋节晚上，伯父邀请何师和几位“父执”到家里来宴饮赏月。酒酣之后，伯父命我应景做诗。我凑了四句，勉强交卷：
银界空明玉兔娇，芳筵美酒最良宵。
十年看遍巴山月，何似扬州廿四桥。
前不久我读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的一首七言绝句诗：“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觉得跌宕风流，十分欣赏，却不曾弄清楚“玉人”的身份。现在胡乱用了这“廿四桥”的典故，假使何师和座客疑心我想学杜牧，做“十年一觉”的“扬州梦”，那才是沉冤莫白，无辞以解。
从民国四年起，我忙于学校功课，十年当中很少时间去继续学诗，但并未和诗学完全绝缘，偶然间还涂抹几旬。在上海青年会中学肄业的头一年，承叶师介绍，我的几首诗语居然在“南社”诗集里刊出。萧笃平(民国五年夏天才改名公权)也居然成了南社的社员。林斌先生在“记诗人黄节与南社”一文中(《畅流》杂志三十七卷第六期，1968年5月1日出版)开列了一个社员的名单，一百多人当中有黄节、胡先骑、胡朴安、陈柱尊等知名之士，又加上按语说：“东南各省的俊彦都集合在南社这个团体里面。”林先生不曾注意到其中有一个是绝对没有俊彦资格的中学生。
留美回国后，在南开、东北，和燕京大学教课。五六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搜集教材上，也没有许多余暇去学诗。但因事兴感，仍偶有所作。读书和阅历都比学生时代略多一些。从前所犯肤泛幼稚的病似乎也较少一些。
到清华任教两年之后，我认识了吴雨僧兄。经他的启发和感召，我分出时间再度努力于学诗。他只身住在清华园的“西各厅”，这就是《吴宓诗集》里所提到的“藤影荷声之馆”(雨僧失恋之后改称“空轩”)。我携眷住在学校大门外的“新南院”。两处距离颇远，要十几二十分钟才能走到。因此我们来往不甚频繁，但每一次见面，至少要畅谈一两小时，使我获益不少。
雨僧论诗有独到的见解。一部分可从他所著的《余生随笔》(原刊于民国四年九月到五年四月《清华周刊》第四十八到七十二期)，《空轩诗话》(民国二十三年汇集历年未刊之作，共五十条)，《学衡》杂志(民国十一年至二十二年)中论诗的文字，和《大公报》文学副刊(民国十七年一月二日至二十三年一月一日)里许多论诗的文字中窥见。这些都收入((吴宓诗集》卷末，作为附录。
他在《学衡》杂志刊载的《诗学总论》里，根据自己的心得，参酌各家的理论，作了一条“力求平正浑括”的“诗之定义”。他说：“诗者以切挚高妙之笔，具有音律之文，表示生人之思想情感者也。”(Poetryistheintenseandelevatedexpression0fthoughtandfeelinginmetrical1anguage．)照他的解释，“切挚”之笔即是“加倍写法，或过甚其词”。切挚有两种方法，“或加增其数量，或改易其事理”。改易的结果，虽然“与真理实象不合，而写来又觉其逼真”。例如柳宗元的诗“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便是加增数量以极写“放逐孤臣感愤之意”和“长途险阻艰难之苦”。又如杜甫的诗“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便是改易事理，以极写忧思的深切。
他进而说明诗的“内质”(思想感情)和“外形”(韵律格调)的关系：
诗所表示之思想感情，其内质之美也。韵律格调，其外形之美也。如有高妙之思想感情，尚是混沌未成形之质。苟得以精美之韵律格调而表出之，则为极佳之诗。否则不能(为佳诗)。故韵律格调正所以辅成思想感情之美，并非灭绝之，摧抑之也。思想感情不佳，徒工于韵律格调，必不能为上等之诗。此固显而易见。然若铲除一切韵律格调，使不留存，则所余者己不能为诗矣，尚何有于美乎。故善为诗者既博学行德以自成其思想感情之美，更揣摩谙练以求得韵律格调之美，夫然后其所作乃璀璨深厚，光焰万丈。中国之屈原杜甫，西方之但丁弥儿顿皆是也。
我们不必完全同意他的主张，但不能不重视他这由研讨中西诗学，体验作诗甘苦而得来的见解。
他在《大公报》文学副刊《评萧公权反五苦诗》一篇文字里，就“新”、“旧”问题讨论诗的材料(内质)和格律(外形)说：
吾人论诗，主以新材料入旧格律。夫格律变化无端，纵作者才情之所如，孰能限制。今日旧者，谓必合乎中国文字之特性，不强以英法德日文之末节办法施于汉文而已。至于新材料，则谓前此未曾见于中国诗中而今始取用之者。易言之，即今日之种种事境情态及西洋古今之学术道艺思想文物皆是也。夫西洋文明之精神在其积极的理想主义。盖以明确之理智，高复之想象，热烈之情感，坚苦之事功，合而为一。(中略)窃谓此种精神正吾虚伪怯懦之中国人所应了解，所应效法，而在今创作诗文所应尽量写入者也。(中略)创作诗文能涵育发挥此“积极的理想主义”之精神者，即不愧为崭新之创作，格律虽旧，无伤也。。这显然是针对摹仿西洋“自由诗”者主张废弃旧诗格律，甚至废弃一切格律而发的。但雨僧于反对自由诗外，强调新诗必须托根于一种刚健的新人生观。照他说来，诗的新旧不系于格律的有无或新旧，而在乎作者人生观的新旧。根据颓废悲观而作有病或无病呻吟的诗，无论形式如何，够不上“新”的标准。
他在《诗韵问题之我见))一文里申论格律的必要。他说：“凡艺术必有规律。”规律不是任何人所武断订立，而自有其实用上的价值。他说：
凡人生社会各种规矩(Convetion)似若束缚，实皆为全体或大多数人之利便。(中略)上者如道德事功，下之如衣服装饰，于规矩定律之外，随时因人施以变化，乃见巧思与聪明，乃成新奇与美丽。(中略)文学艺术，理正同此。各种规律之存在，不特不阻抑天才，且能赞助天才之滋长。民国九年出版的《留美学生季报》第七卷第三号
刊载雨僧的((英文诗话》一篇(收入“诗集”卷末，附录四)，有一处讲“韵律格调”，更为透辟：
诗之所述，无非喜怒哀乐之情而已。此情为人所同具，而诗之妙处正在其形式，即韵律格调之工。若去其韵律格调而不讲，则所余之糟粕，人人心中自有之，何必于诗中求之。
换句话说，诗是一种艺术的感情表示，因此不能不受艺术规律的约束。如果我们要表示喜怒哀乐的感情而不愿受规律的约束，我们不妨径自张开嘴，大哭大叫或大笑，很可不必咬文嚼字去做诗。
雨僧自己专做“旧诗”，但不反对别人做“新诗”。他只反对放弃一切规律而做诗。他说，“在今新诗可作，旧诗亦可作。”做旧诗的人应当遵循旧诗的规律。做新诗的人应当自由试验去建立新诗的规律。
雨僧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他最注重诗的内容，读所蕴含和表示的真挚感情。他在“诗集”卷首“编辑例言”里说得很明白：
作诗本无定法，随人而异。区区之意以为作诗固不可不讲格律，然感情首贵真挚。世中万事皆可作伪，惟诗不能作伪。人生处处须行节制，惟诗中之感情则当令其自然发泄。强之不可出，抑之亦难止也。(中略)旧诗之堆积词藻，搬弄典故，陈陈相因，千篇一律，新诗之渺茫晦昧，破碎支离，矫揉作态，矜张弄姿，皆由缺乏真挚之感情，又不肯为明显之表示之故。予所为诗，力求真挚明显，此旨始终不变。就((吴宓诗集》所载将近一千首的诗看来，雨僧确能贯彻他的宗旨。但他力求明显的结果，引起读者的赞许，也招致读者的批评。他民国二十四年所作的“忏情诗三十八首”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陈寅恪先生说：“直抒胸臆，自成一家。”张尔田先生却说：“君之诗思密意周，是其所长，但少有余不尽之味。新诗不忌说尽，旧诗则最忌说尽，说尽便同小说，即失诗味。此篇实嫌太多，应将直率者若干首删汰，较佳。”
平心而论，“含蓄”诚然是作旧诗的一个重要法门。但“说尽”的诗也可能是佳作。李白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杜甫的《兵车行》、《石壕吏》、《新婚别》等诗，何尝不直抒胸臆，一发无遗。张先生专主“含蓄”，似嫌稍偏。我同意雨僧的主张，作诗“本无定法”，但要根据“真挚感情”。有了真感，含蓄也好，说尽也好，一切要凭作者兴会所到和题旨所需为断，不必拘于一格。因此我觉得雨僧作诗，一贯力求“明显”，专主“说尽”，也不免有一偏之嫌。陈先生“直抒胸臆，自成一家”的八个字，是“忏情诗”的确评，也是全部《吴宓诗集》的确评。
雨僧作诗内质与外形并重。但他似乎不大看重锻炼字句的工夫。大体说来，他的诗放情率意，一气呵成，沛然莫之能御。辞藻为他所使用，而他不为辞藻所拘牵。这是他的长处。但这也不无代价。缪彦威(钺)先生评他的诗，大加赞扬，但又说“若求白璧微瑕，惟在未臻精炼”。这是公允的批评。
雨僧论西诗中译也有值得注意的见解。他在《余生随笔》里说：
翻译书籍，自其极浅显处言之，决不可以甲国之字凑作乙国之文理，而以为适合。实则窒此而又不通于彼也。凡欲从事此道者宜先将甲乙两国文中通用之成语，考记精博，随时取其意之同者而替代之，则处处圆转确当。(中略)译诗与译文同理。惟译诗者不特须精通两国文字，多识成语，且须具诗人之才与性，则为之方有可观耳。
他本着这见解从事于西诗中译。民国十三年他选译波斯诗人鄂马开亚谟(Omarkhayyam)《四句诗集》(Rubaiyat)。下面的两首是很好的例子：
(其七)
春到何须恋敝裘，劝君斟酒且消愁。
由来时逝如飞鸟，振翼凌空不可留。
英人斐慈解罗(EdwardFitzgerald)的译文(即雨僧所用者)是：
Come，filltheCup，andintheFireofSpring
TheWinterGarmentofRepentencefling：
TheBirdofTimehasbutalittleway
Tofly——andLo!theBirdisontheWing．
(其六十九)
解道生涯似弈棋，朝来夕去任推移。
局终惟剩枯枰在，成败兴亡空尔为。
ButhelplessPiecesoftheGameHeplays
UpotlthisChequer一·boardofNightsandDays；
Hitherandthithermoves，andchecks，and
slays，
AndonebyonebackintheClosetlays．
我从《吴宓诗集》里征引了他一些论诗的文字。我想借此表示我对于故人的怀念和感谢。他的议论，当我们在清华园里作长谈的时候，我早已耳熟能详，由此得着不少可珍贵的启示。这里所征引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雨僧诗集编成后交给我看。我题了两首七言律诗。这虽不能充分说明他诗学的精神和造诣，但他既录入卷首，作为“题辞”之一，想必他认为所说的尚非完全荒谬：
希腊先哲柏拉图有心灵不朽之论，略依其旨，率成二章奉题雨僧兄诗集。民国二十三年七月。
(一)
青宫簿录未曾忘，认得前生号玉郎。
绮语廿年修慧业，尘心万劫恋仙乡。
荷声孤馆秋宵雨，梅影空轩梦境香。
满眼灵山飞不去，人间无计免清狂。
(二)
不到蓬莱不买山，依然扰扰驻尘寰。
吟余花月心如水，历尽风霜鬓始斑。
欲遣情弥天地外，何妨品列圣凡间。
诗囊自有千秋意，赤要丹台候九还。
[注]前章首联本于柏拉图之“回忆说”(DoctrineOfReminiscence)。次联及末联分别用“理智之激励”(ThePhilosophicUrge)和“神狂”(DivineMadness)之意。次章第六句用“谈会”Symposeum，202所说，“他是一个卓越的精灵，而且和其他精灵一样，他是介乎神与人之间的。”(Heisagreatspiritand，likeaⅡspirits，heisintermedi——atebetweenthedivineandthemortal．)
中日战起，清华南迁。我和雨僧便分手了。直到民国三十三年夏天，他来成都任教燕京大学，我才与他见面，畅话别来。八月二十日是他五十岁的生朝(他生于光绪二十年甲午七月二十日，恰当西历1894年8月20日)，我献诗两首，借表祝寿之意：
(一)
鬓霜剑外乍添丝，守道身严似旧时。
移座倾谈心曲语，启囊亲检别来诗。
尘劳愧我真无状，天命知君已不疑。
杜陆遐踪今有继，风流儒雅亦吾师。(杜公句)
(二)
孤怀卓荦任斯文，笔振寒辉破俗氛。
诗健别从新境辟，道高犹许后生闻。
人居槛外清于水，女出门东乱似云。
莫恨空轩归不去，梦中梅影自缤纷。
学校寒假期间，雨僧到西安去省亲。行前他抄示((赋答公权》的两首五言律诗。这是我手边保存着惟一的雨僧墨迹，弥可珍惜。他的诗文信札都正楷抄写，一笔不苟，并且不写简笔字或俗体字。这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赋答公权二首吴宓甲申仲冬成都
(一)
清华园里客，万里桥西家，
教授劳仍健，奔波意自遐。
思精明治道，诗美醉流霞，
一贯天人理，频烦赋落花。
(二)
惟狂思作圣，向道贵能仁，
一往殉情意，感君知我真。
悲欢心上影，离合镜中：尘，
大地今千劫，飘流但佛亲。
战后清华迁回北平，雨僧也到北平，回校任教。此后再没有相见的机会。民国二十三年，他作了一首五言古诗，以首句《诗人何所归》为题。他自己答复这问题说，“终极归天命”。这是他见道之言。但我怀念故人，不能自已，仍继续想着“空轩”，继续要问，诗人何所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