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徐志摩二三事

    叶公超

    有～位朋友告诉我，徐志摩在飞机上有一封很长的信给我。结果，飞机撞山毁了，志摩死了，信没有了，而告诉我这件事的朋友也已经去世了。

    志摩死的前几天，神采飞扬的来找我：“明天一起去上海吧!机票来回免费。”我说：“没事去上海，不去!”他一直怂恿我去玩玩，我坚持不去。谁知过几天飞机就出事了。

    我写志摩，关于陆小曼的事向来都只字不提。

    志摩跟我提到陆小曼和陈通伯的太太凌叔华，他说：“陆小曼有句话我不敢说，这个女人是很奇怪的女人，实际上是和凌叔华同样的人，不过彼此不承认是同样的女人。”志摩说过好几次这样的话，我也从来不把这种话写出来。而陆小曼和凌叔华是不说话、不肯见面的。

    胡适之跟徐志摩完全是两种人。适之自然淳厚、冷静幽默，志摩却是风趣爽快全然追求“美与爱与自由”的性格。

    适之好几次跟我谈陆小曼的事，他当然没有说不配，但是觉得徐志摩不应该这样放任自己的去追求陆小曼。

    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原来是胡适之做证婚人的，胡太太气得不得了，当我的面就骂胡适之，胡适之跟我说：“你不要听她的话，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事你会了解，她不会了解的。”

    有一天在适之家，胡太太又当着面骂胡适之，骂我们新月的这些人，用很粗的话骂，我们都不说话。胡太太说：“你们都会写文章，我不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刚好讲这话的时候，胡适之从楼上走下来，他说：“你又在乱说了。”胡太太说：“有人听我乱说我就说。你还不是一天到晚乱说。大家看胡适之怎么样怎么样，我是看你一文不值……”为了徐志摩和陆小曼的事，胡太太一天到晚骂胡适之，她倒是看事实看得很真实的女人。后来胡适之跟我讲：“这几个月之内我们没办法，像我太太这种人，我只能跟她同桌子吃饭，别的话我不能讲，她这个脑筋跟我们都不同。”

    后来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是梁任公作证婚人。一方面胡适之自己不愿意出面做证婚人，而我也在后面说这个事不是胡适之所能做的，他讲出来的话将来不会流传。而梁任公在婚礼中严厉的训词倒是很恳切。梁任公有次跟我讲：“志摩这个事，其实我不愿意做，是适之叫我做的。我就跟适之说，这件事应当你做的，你既然不做，我替你做。”事实证明，胡适之是有点眼光的，他看出这件事本来他自己应当做，却让任公来做，因为实在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志摩死了之后，胡适之对于志摩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他仍然说：“陆小曼与徐志摩的关系只有少数人能够了解，还有几个人是‘完全了解’，而我就是‘完全了解’。他们结婚我并不赞成，不过像我太太这样的人不能跟她谈，她根本不了解这种关系。她对女人只有一种看法，你跟她的看法不同，你就是她的敌人。”

    志摩、小曼结婚之后生活的堕落是一般人意料中的，所以志摩死了之后，我们这些人差不多整个远离了陆小曼，她做什么我们都不清楚，耳闻而已。

    时间过得真快，志摩去世竞五十周年了。1931年11月20日，也就是志摩死的第二天，我写了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志摩的风趣》交给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后来适之在((追悼志摩》文章里还引了我对志摩的一段描写。

    今天，忆起志摩就会想起1928、1929年之际，“新月”每星期几乎都有次饭局，每次两桌’，有胡适之、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潘光旦、刘英士、罗努生、闻一多、梁实秋、饶子离、张滋闽、张禹九和我。每次志摩一到，就弄得大家欢喜不置，他从不谈文学，谈的都是吃、穿、头发、玩……我曾经与鲁迅见过一次面，吃了一次饭，鲁迅就骂徐志摩是“流氓”，不谈文学，后来我和郭沫若见面，提到鲁迅骂徐志摩的事，郭沫若说：“当然，鲁迅除了自己，什么人都骂。”其实志摩的生活是浪漫而不颓废，在几年之内他发表了许多的著作，有诗、有散文、有小说、有戏剧、有翻译，在语言文字上更独树风格，是一般人难望其项背的。

    志摩与人认识十分钟就像二十年老友，从跑堂、司机、理发师……什么人都是朋友，看起来他好像是从来没有受过什么挫折和痛苦的人，永远充溢了蓬勃的生气和不败的兴致。因此，没有了他，《新月》也就失去了灵魂；“新月”原本固定每次两桌的饭局，在他死后也就没有了。

    如今想起志摩的性情，依然感慨一一世界上只有他这样一个人，再没有第二个了。

    我一直想把志摩的所有作品，以及别人写志摩的文章重新仔细读过，写一篇长文，却因缠绵病榻力不从心，仅能记一二事以为纪念。觉。志摩曾无意牛向我说过，他相信雪莱最美的时候，就在他最后知觉的刹那间，这句话想起来多么像志摩的人，他的想象的渺茫，他倾倒中的单纯，他追求理想的兴致，和他谈吐的风趣。风趣是他自己爱用的字眼，他最足使我想起已去的志摩。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平凡，是没有声色的存在，所以他想象雪莱的死，在波涛浪花之中，也别有一种超逸的风趣。志摩不病死，而从烟务迷漾里坠落，惨死于冲击之下，毁焰之中，我们当然何等哀恸，但是我都觉得他生平的精神又多么谐和。我不能想象志摩，那生气勃勃的志摩，平淡的病死在床上，如斯蒂芬生说的“diedadulldeath”。那样，我觉得更加惨淡。志摩爱说人家dull，说的时候那副眼睛的闪烁，嘴唇两端的曲线，头部稍微的前倾，最能显出那种灵敏和同情的幽默。志摩的诗也许不及他崇拜的雪莱，但是他的幽默却远在雪莱之上。这是他胜过雪莱的一点。雪莱所以始终被他自己的思想和情绪所束缚，都是因为他性格中缺少相当的幽默，他脑筋里只认识是非的争论，和理想与事实的冲突，志摩不但如此，还能领略到人生的趣味，就在这永不能达到理想的追求中，假使人人事事都能和我们的理想一致，谁还能忍受这种凡俗。有了这种观念，人生的兴趣自然就扩大了。记得有一次志摩念一段．AldousHuxley的小说给我听，念到thecharmofthestaringvulgarity……，他忍不住笑起来了，连忙接着说：“妙极了!妙极了!”他这样高兴起来我想不是因为这个paradox说得漂亮，乃是因为他自己是爱一切生活的人。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他那本性的纯真似乎总不容他去追究人家的罪恶。我如今想起他的温柔和他对于朋友那番依恋的神情，才感觉至少在我的朋友中没有第二个志摩了。

    他是难得的一个永不败兴的人。无论作什么事体，他的兴致总比别人来得高些。看起来，他好像是从来没有受过什么挫折和痛苦的人，其实他何尝没有领略过一些人生的烦恼；不过他和雪莱一样，尽管一面不满于人生，不满于自己，而目前的存在却依然充溢了勃勃的生气和不败的兴致。组织新月社，编辑《晨报副刊》，筹办新月书店都是他最热心最起劲的事。为国体的事，志摩，他是不辞劳苦的。大家都不愿干的事，总是推到他头上去，而他也独有勇气去接受，去敲上锣鼓再说。最近他编《诗刊》，第一期发表时，他本人还在上海，在给我的一封信里提到：“诗刊已出场，我的锣鼓敲得不含胡。”不错，他的锣鼓的确是不含胡。他拉稿子本领和他自己动起笔来的丰饶不差上下。给他凑稿子的人总还觉得他是朋友，不是一位算字数的编辑先生。他生平交游之广和兴趣之博也增加不少他生活的意味。他谈吐的风趣是最使人不能忘掉他的。四年前我在上海桃源村他家里和他谈了个通宵，他从轮盘赌的神秘说到人生的命运，买卖金子的亏盈；贩卖钢板皮口袋和头发网子人的面貌，说到这里窗外布谷的声音又使他想起印度种种的歌鸟，泰戈尔欢喜的花鸟，爱尔兰人叶慈给泰戈尔的一封信，与他只有两面因缘的曼殊斐儿，曼殊斐儿的眼睛，哈代说话的音调，每早光华道上的鸟声，桌上那书皮的颜色，新月月刊的封面……志摩最欢喜看浓厚强烈的颜色，如金赞，马蒂士，俄葛斯特·约翰等的油画都是他生平最爱的东西。他散文里最好的地方好像也是得力于颜色的领略，和音节的谐和。

    我总觉得志摩的散文是在他诗之上，他自己却不以为然，他曾说过他的散文多半是草率之作，远不如在诗上所费的功夫。这些都是以后的问题了。志摩虽死，他的诗文仍在，后世可以无憾。但是我们所永久丧失的却是志摩的人，他那种别有的风趣，那种温厚纯真豪爽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