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1926年回国后在北平才认识胡适之先生的。那时徐志摩住在中街，每星期四中午《新月》的朋友们都到志摩家里去聚餐，适之也常来。志摩常好开玩笑，向适之介绍我说：“这是一位T．s．EHot的信徒。”我马上就改正志摩：“我不是一个信徒，只是一个Eliot的读者。”适之微笑着说：“佩服，佩服，我听说Eliot的诗只有他自己懂，我还没有测验过自己，据说他是主张用典故的，我是最反对在诗里引经据典的，希望你把他诗里的经典加点注疏让我们了解了解。”率直与幽默是他最可爱的个性。

    他的文学见解与标准和我的根本不甚相同一一他知道，我也知道一一有一时期我们常常有所争论，但是他从不动气，不讥讽，不流入冷嘲热讽的意态。他似乎天生的有一个正面的性格。有话要主动的说，当面说，当面争辩，绝不放暗箭，也不存心计。

    从前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鲁迅领导之下，曾向他“围剿”多次。他也答复过，有时占点便宜，多半是吃亏，但是他的文字始终是坦率而纯笃的。刻薄是与适之的性格距离最远的东西。他有一种很自然的谆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前几年大陆上在“清算胡适之”的时候，他收集了许多篇文章，拿出来给我看。他说想写一篇总答复。我劝他不必。我说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他的白话文学运动，他的考据工作，以及他在介绍西洋思想方面的贡献，将来史家必定有公允的评价。有一点我此时却想提到一下。事实上胡适之在Comell大学读书时期中的书信和他在留美学生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早已把他回国后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纲领都已提出来。随着五四运动而产生的白话文学及历史考证不能不归功于胡适之的创导。这运动绝对是含有民族主义的因素的，进步的，革命的，关于这段历史，已发表的资料很多，适之日记里想必还有不少未发表的资料。我很希望将来有人对于这个时期来写一部比较公正的历史。

    适之是一个有广泛兴趣的人。为提倡一件事或倡导一种学术的动向他总喜欢挺身而出并以全力赴之。他是一个最容易起劲的人。因此不免常常要遭遇到人家的批评，但是从未因而退却。几十年来的惟一动机是在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迎头赶上西洋的进步，而且无时无处不反映着他的爱国热忱。我知道他从没有在外国做寓公的思想或计划。有一天他和我在纽约同席，主人是一位美国知名的学者，席间有一位久居国外而早已不打算回国的教授，适之在席上用中国话对那位教授说：“我劝你还是回台湾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一年半载。你要晓得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最痛苦的。”其实这位教授也不会听他的话。不过适之那副诚恳表情和沉重的语调，我至今还记得。

    他的朋友们都晓得他是最乐于助人的一个人。只要他能做到的，他没有不帮助朋友的。往往为了帮助朋友反累了自己。记得他第一次在美国得了心脏病，正在医院疗养期间，忽然一定要起床写信，医生不许他动，他却不愿，因为看了他的日记，他发现他在病前曾答应一位素不相识的学生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去替他借一本中文善本书(普通人大概借不出来吧)。近十几年来他屡次想继续写完他的哲学史都未能达到他的心愿，其中固有别的因素，但主要的也就是因为太热心替人家或公家做事。

    适之是天性乐观的人，容易被人家的新计划新观念打动，也容易满腔的热忱顿时就消沉下去。但是他不会因而改变他的乐观态度，希望是他的动力。因此，他的健康也受到这种“动”的性情的影响。这也正是他可爱可敬的地方。我常说文明的人类可分为笑与不笑的两种，适之无疑的是属于常笑的。我很少见过他长期的发愁，笑的曙光总是从一片乌云里再透射过来，使希望又变成他生命的泉源，恢复他那青年的精神。丁在君先生死了，他很难过。我去看他，他呆坐在那里。我问他：“究竟怎样死的?”他马上把当时所获得的几种消息来分析，好像做一篇考证一样，客观的研究了半天。最后，他很冷静幽默的说：“在君一定会说，你又在做考据了。”说完，不觉自己微笑起来。昨晚听见他过去的消息，我也难过了一阵，此刻却并无哀痛的情绪，更并不想写什么哀悼的文字，也写不出来。

    适之逝世不及廿四小时，中国已感觉缺少了一个不该离开的人。我相信这种感觉必然会加深，而同此感觉者亦必一天比一天多。

    1962年2月25日夜，石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