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静农

    1947年8月某日，波外翁乔大壮先生一到台北，魏建功兄即遇之于南昌街。他是受台大中文系教授聘来台的，渡海由儿子护送，船到基隆，学校有人将他们接到台北厦门街招待所。时过中午，父子两人，又乏又饿，便出门打算午餐，以为像在内地一样，随处可找到小吃馆。哪知附近并没有卖吃的，走出厦门街到了南昌街，也是如此。当时这两条街，荒凉得很，偶有小吃摊子，也不过是鱼丸肉羹之类，并无一饭之处。当他们父子在秋阳下徘徊街头时，遇到建功，建功的夫人是波外翁老友之女，故他们早就相识的。于是建功招待他们父子到家，草草一饭。波外翁之来台，本为避开中大方面的是非，没想到来到冶北，竟有置身异域之感。

    波外翁给我的印象，身短、头大，疏疏的长须，言语举止，一派老辈风貌。虽是第一次见面，我却早读过他与徐炳旭先生合译的波兰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这书是当时青年们所喜读的，书中安东尼割手腕血管，从容死去，我至今还有模糊的印象。那时我从几位前辈口中，知道他不是专门翻译家，而是以诗词篆刻知名于旧京的名士。

    初与波外翁相处，使人有不易亲近之感，不因他的严肃，而是过分的客气，你说什么，他总是说“是的，是的”，语气虽然诚恳，却不易深谈下去。我的研究室与系主任许季葬先生的办公室隔壁，而有一门相通，有次他同季茀先生谈天，短暂时彼此都没话了，还会听到一两句“是的，是的”。后来建功夫人说：这是他的口头语，在家里同女儿说话，也免不了要说声“是的，是的”。

    这年阴历年刚过两三天，波外翁同建功及一女生到我家来，他轻快的走上“玄关”，直人我的书店，这样飘然而来，同他平时谦恭揖让的态度颇不相同。他一眼看到玻璃窗上贴着李义山的一首小诗，诗的意境很凄凉的，他反复朗诵，带着叹息声，好像这诗是为他而写的。我招待他坐，还是站在窗前，茶端上来，他才坐下，他又变为平常的态度了，同我寒暄了几句后，又“是的，是的”。渐渐他倒向沙发睡了，才知他是醉了。不久醒来，我们请他多休息一会，他坚要回去，可是刚走两三步，便摇摇的几乎倒下去，我们赶紧将他扶住，慢慢的让他躺下，他已什么都不知了。傍晚，我同建功将他送回宿合，从侍奉他的工友口中，知道他从除夕起，就喝高梁酒，什么菜都不吃。灯前他将家人的像片摊在桌上，向工友说：“这都是我的儿女，我也有家呀。”

    第二天我同建功去看他，依然只喝酒不吃东西，醉醺醺的，更加颓唐了。他说话也多了，不再“是的，是的”了。建功同我都感到情形严重，只得天天来陪他，但又不能露骨的说些安慰话，惟有相机的劝他吃点东西，可是毫无用处。或邀他一同出来小吃，他不推辞，却坚要由他作东。既然作东，又不吃菜，只喝酒，这倒令我们技穷了。于是改变主意，先陪他在街上散步，再将他引到家里，就便留饭，这样以为他也许可以吃点什么了，却又不然，他先是逊谢，然后说“还是喝点酒罢”。

    许季茀先生遭窃贼戕害又不幸适于这时候发生，前一天我还同建功看季荛先生，告以波外翁的情形，惊异之余，不胜焦虑，因想一两日内将波外翁接到他家同住。谁知一夜之间，一个具有无尽的生命力的老人，竟不能活下去，另一不算老的波外翁，反要毁掉他自以为多余的生命。因季茀先生的横祸，大学的朋友们都被莫名的恐怖笼罩着，然对待死心情的波外翁，又不能不装着极平静的样子。当季茀先生卧在血渍中的时候，我同建功还陪波外翁应许悟士先生之邀去草山看杜鹃花，许是他中大同事，已经知道他纵酒的事，特在草山旅社备了酒菜，边饮边谈，波外翁总算吃了些东西，酒却喝了不少。次日，我们先和台大外文系教授马宗融兄约好，傍晚陪波外翁到他家，由他留饭。宗融以翻译知名的，与他四川同乡，又是通法文的同道，平日还谈得来。可是去宗融处，必得经过季茀先生家，只好借故绕道而往。宗融本善于说话，请他吃菜，他看着胡萝卜说道：“颜色真好呀。”慢慢的用筷子夹了一片。这天晚上，总算吃了几片胡萝卜。

    第二天或是第三天的早晨，居然自动的要粥吃，饭桌上看了日报，也是他纵酒以来第一次看报，季莽先生的事，他也知道了。当建功与我见到他时，虽然高兴他已自动的吃了东西，却怕季葬先生的横祸刺激了他。但他的感情并没有很大的震动，几天来我们不敢想像他的反应，现在放心了。于是陪他到季莽先生遗体前致吊，他一时流泪不止。再陪他回到宿舍，直到夜半才让我们辞去。他站在大门前，用手电灯照着院中大石头说：“这后面也许就有人埋伏着”，说这话时，他的神情异样，我们都不禁为之悚然。尤其是我回家的路，必须经过一条仅能容身的巷子，巷中有一座小庙，静夜里走过，也有些异样的感觉。

    季莽先生追悼日，波外翁写了两首挽诗，有两句非常沉痛：“门生搔自首，旦夕骨成灰。”他是季弗先生在京师大学堂任教时的学生，故自称门生。关于“旦夕骨成灰”一语，也不是偶然说的，他在台北古玩铺买了一个琉球烧的彩陶罐子，颇精美，曾经指着告诉朋友：“这是装我的骨灰的”。这本是一时的戏言，后来才知道他心中早有了死的阴影。

    波外翁既经平静下来，学校请他主持中文系，他觉得人事单纯，也就接受了。换了宿舍，与我家衡宇相望，我几乎每天都去看他，他对我也好像共过患难的朋友，放言无所忌讳了。因他久处京朝，轶闻旧事，不雅不洁的知道颇多，谈起来也不免愤慨。像他这样将一切都郁结在心中的人，只有痛苦。果然，他又再度纵酒不吃东西了，所幸他有一学生彭君自南京来了，彭君四川人，他约来任助教的，与他住在同一宿舍，随时照顾他，不久感情也就平复了。

    五月间，他忽然表示想回上海看看，当时系中学生少，他只任一门课，暂时离校，无大影响。我总觉得他精神迄不稳定，不如回去看看儿女，散散心，因而也怂恿他作渡海之行。决定由彭君送他到上海，走的前夕，彭君为他收拾行装，我发现一卷他写的字，原来是自挽联，匆匆一读，只记得一句：“他生再定定盒诗。”这句好像是借用别人的，我曾在哪里见过，记不得了。我将此联放进衣箱后，觉得有些冒昧，看他脸色也没有什么。可是当时使我难过的，今生活得如此痛苦，还望他生?彭君私下告诉我，在角落处发现一瓶“来索水”之类的药物，这令我比看见他的挽联，还要难受。走的一天，我送他到基隆码头，白西服，黑领带，彭君扶着他，蹒跚的背影走过船桥上了船。

    六月六日波外翁来信说：到了上海已经十日，住处僻左，宜于摄养，学期试题，已交给彭君带回，校中如有近闻，希望告诉他。他自己呢?“贱疾略可，第喘疾迄今不愈，颇有四方靡骋之叹耳。”一周后，又有信来，除告我友人某君事外，并说：“徒缘衰废，未克有终，惭疚之私，殆难言喻。”所谓“四方靡骋”，即小雅“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在动荡的时代，这原是一般人的心情，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感受，最为深切。至于第二封信所表示的惭疚，初未想到有言外之意，正如看他蹒跚登船，我没有想到他从此一去不返。

    波外翁去苏州是七月：二日，是日上午还由儿妇陪同访他的老友许森玉先生，晤言甚欢。返寓后，乘家人不备即搭车到苏州太安旅馆，写了遗书，再写一诗寄其弟子蒋维崧君。诗云

    白刘往往敌曹刘，

    邺下江东备献酬。

    为此题诗真绝命，潇潇暮雨在苏州。

    后记云：

    在都蒙命作书，事冗稽报，兹以了缘过此，留一炊许，勉成上报，亦了一缘。尊纸则不及缴还。

    时值子夜，大风雨，故诗云“潇潇暮雨”。次日发现遗体，还具一名片，书明“责任自负”。生死安排，如此从容，真如陶公自祭文所云：“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尤以去苏州之前，犹访老友，言笑自如，森玉先生怎样也不会想到这是老友前来诀别。

    波外翁死年五十七岁，中年刚过，体力犹强，可悲的，竟以生命为多余，而必欲毁之于自家之手。从他片断的谈话中，我所了解的，一个旧时代的文人，饱受人生现实的折磨，希望破灭了，结果所有的，只是孤寂，愤世，自毁。

    波外翁是世家子，成都人，生长北京，清朝末年读书译学馆，这是当时政府培养外交人员的学校，为京师大学堂的前身，他的法文就是在译学馆学的。民国初年毕业，人教育部，法文用不着了，总算与其友人合译了一部名著，可是这部《你往何处去》，已绝版了。

    久居冷衙门，不知波外翁有无冷冻之感?不过当时教育部确有不少名士，艺术文学，皆有高手，想波外翁会乐此穷官的。可是后来竟拂袖而去，翁之赴告云：“于是潜于郎曹亦几十载，属有长官来自关外，遇僚采不以礼，府君与同官高丈阆仙皆不为之下，遂辞官去。”我们只知道章士钊作教育部长时，有人不屑与为伍而辞官，原来还有类似的情事。高阆仙即高步瀛先生，于唐宋诗文都有极渊博的注释，至今大学里尚流行他的撰著。若波外翁这样人，穷并不怕，几个月不给薪俸，他受得了，但不能伤害他的尊严。他曾同我说过一事，在重庆时，与他有知遇之交的某君，想推荐他升官，可至卿贰之列，但要他将胡须剃掉，他一笑谢绝了。

    波外翁对人处世，总是谦恭谨慎的。有次我们谈到饮酒，我说：“先生是有酒名的。”他接着说：“我在南京时，人家都不知道我会喝酒，我每日下班后，才倒一杯酒，一面陪家母谈话，一面喝酒。”我又问他：“难道不同朋友会饮么?”他说：“给人家当秘书，知道你好喝酒，谁敢要你。”大概在重庆任中央大学教授后，他喝酒已全无忌讳了。词人吴白訇从百余里外的水道去看他，一进门，就闻着酒气，而翁于酩酊中与之周旋，并写了一首近作给他：

    画帘钩重，惊起孤衾梦，二月初头桐花冻，人似绿毛幺凤。日日苦雾巴江，岁岁江波路长，楼上薰衣对镜，楼外芳草斜阳。

    这首颇传于同道之中，个人的寂寞，时事的悲观，感情极为沉重，尤以末两句明显的指责当时局势。酒人何尝麻木，也许还要敏感些。波外翁到上海住在女儿家，他不许为之具精膳肉食，并慨然说：“斯世杀劫，殆其极矣，吾持杀戒，愿汝曹戒之也”。在台时，他也表示过持杀戒。有一女生拿来一只家里饲养的鸡，要工友做给波外翁吃，翁说：“我是不杀生的，拿回去，寄养你家，给它个名字，就叫乔大壮吧。”此：生看老师不是故说风趣话，默然携着鸡回去了。

    波外翁有四子三女，都已成立，而夫人去世了，使他更为寂寞，尤其是一个心情颓丧的人，会感到孑然一身无所依靠。他有一首《生查子》悼亡词云：

    舫楼东逝波，鹚首西沉月，何似一心人，自此无期别。犯雾翦江来，打鼓凌晨发，君去骨成尘，我住头如雪。

    战后，儿女分散各地，剩下波外翁一人，栖栖遑遑，既无家园，连安身之地也没有，渡海来台，又为什么?真如堕弥天大雾中，使他窒息于无边的空虚。生命于他成了不胜负荷的包袱，而死的念头时时刻刻侵袭他，可是死又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更使他痛苦。在台时两度纵酒绝食，且私蓄药物，而终没有走上绝路。到了上海，又将挽季茀先生诗“门生搔白首，旦夕骨成灰，，两句，改得温和些。(这是死后发表上海报上，我才知道的。)如此种种，都可见他的生命与死神搏斗的情形，最后死神战胜了，于是了无牵挂的在风雨中走到梅村桥。

    波外翁死后，所著波外楼诗及波外乐章，均由他的朋友交成都刻工刻出，诗集台北有影印本，又微波词手稿由台大影印沈刚伯先生为之作序。年前曾绍杰兄重印《乔大壮印蜕》，属我写一小序。曾说：“居府椽非其志，主讲大庠又未能尽其学，终至阮醉屈沉，以诗词篆刻传，亦可悲矣。”我交波外翁日浅，这几句话或可仿佛翁之平生，本文也就借此结束。

    197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