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

    往事迢遥四十春，少年肝胆剧相亲。

    而今文苑论交谊，首数戎装怪异人。绀弩当时的举止谈吐，颇多与当地青年所习惯的不同，因此我们背后叫他“怪人”；回忆文中写作“怪客”，是一种戏语。

    ——祝绀弩六十诞辰，1963年作“老聂昨天去世了!”两天前的下午，我在电话筒里听到周颖同志口传的这个凶讯。

    开始我感到消息来得突然。接着，像暴风雨前天空乱翻着黑云那样，我脑里涌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往事回忆。是相交六十多年的学艺界老朋友呀，忽然听到他的凶讯，心头怎么能平静呢?

    我想，趁此用笔记述一点遗事吧，也许能够镇静一下那起伏的思潮。但是，往事如重叠的乱山，一时所能写出的只是龙身上的只鳞片爪罢了。

    我和绀弩的开始认识，是颇为特别的，因此也是比较不容易忘记的。时期是20年代中，那正是国共合作后，国民革命军初试锋芒的时候。东征军从广州开向东江(惠、潮、梅一带)，很快就把盘踞在那里的新军阀部队扫荡了。我的故乡海丰，即刻建立了民主新政权。绀弩是黄埔军校出身的一名学生军。他随部队到了这里。不久，部队离开了，他被留下来做地方工作(他是学政治的)。在跟我认识的那时候，他任县城一个高等小学校的校长。而我呢，正在公平区的两级小学里当国文老师。说来我们正是同行哩。

    有一天，我陆师的同学同时也是曾经和我合出过新诗集的亲密文友马醒(笔名云心)，带了一位陌生的客人到公平来看望我。那位客人，身躯相当高，穿着军装，说的是“外江话”。经过云心的介绍，我才知道他姓聂名畸(后来改为聂绀弩)。他也是个文艺爱好者，并且在我们的县报(《陆安日报》)上发表过新诗和散文。

    他为什么要云心带他到离县城三十里的小市镇里来看我呢?据我的回忆，他当时(或者稍后)对我说的理由，是在《语丝》上看到我的文章，因而想跟我见见面和谈谈。但是，据他前几年发表的回忆文(《钟敬文、(三朵花)、(倾盖)及其他》)，却说是由于云心的介绍。也许两者都有关系吧。不管怎样，他这次突然见访的主要媒介是文艺，更准确一点说，是新文艺。而支持我们以后数十年友谊的，大半也是文艺和学术。

    由于上述的缘故，他当时的来访，无疑给予我以意外的高兴。这不仅由于我正热爱着文艺，并且也由于个人生活环境的局限，正渴求着精神世界的开拓，很希望能多呼吸一点外面清新的空气，或者结交一些同心的朋友。

    他和云心在我家里住了一夜。当时，我们都年轻，并且都热爱文艺，当然交谈了许多遐思和梦想。第二天，我们就在依恋的情绪中分手了。

    不久，绀弩离开海丰去广州。接着就登上赴苏联留学的路程。过了一些时候，我也重到了广州。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出现了裂痕，不过还未达到决绝的地步。广州表面上还是大革命的后方。我跟友人在当地报纸上主编了一个文艺副刊一一((倾盖》。我去信向远旅莫斯科的绀弩索稿。很快他就寄来了一些新诗，稍后还兼有散文之类。据他在回忆文里所说，我给发表了。《列宁机器》、《撒旦的颂歌》等诗篇。稍后他还寄给我《城下后》、《在克鲁泡特金墓上》和《东西南北的年关》等诗文。因为我已经离开副刊编务，只得把它转给一些跟我有联系的国内外书刊(如复旦大学出版的《黎明周刊》及南洋日报社的((椰子集》)发表。那时，我手边还剩有不少他陆续寄回来而未发表的新诗。可惜这些诗稿，在后来我离开广州去杭州教二书时，留在友人处，终被遗失了。直到现在想到它，我心里还很难过。

    说句老实话，当时，甚至于现在，我非常喜爱他的新诗。我觉得他是个具有诗人素质的人。在诗歌的学习和创作的锻炼上，他未必比我多花功夫，但他的诗思和诗艺的造诣，总是使我自愧不如。现在我手边所能找到的他的新诗，只有那首追悼鲁迅的《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鲁迅先生纪念集》，1937年刊)。这是他后期的作品，思想、意象、风格，跟他早年所写的许多诗篇，有相当差异之处。但是，这首诗，四十多年前我读了它，心里就很激动和钦佩。现在重读它，还觉得它虎虎有生气。恕我狂妄，我始终认为在数量不多的追悼鲁翁的诗篇中，它是值得反复吟诵的一篇。现在文艺界的青壮年同志，知道或喜爱他的文艺作品的，恐怕主要只偏于他的杂感文、抒情散文，乃至于旧体诗，而晓得他新诗的成就的可能很少了。

    1957年，有人称它是“不平常”的年份，从另一方面说，也可以说是一个“不吉祥”的年份。反右扩大化本身及其所带来的后果，是使我们这些平常人至今难以理解和释然的。

    绀弩的华盖运，从1955年胡风事件时就已经开始交上了。到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他不免又“恭逢其盛”一一或者说已经是“重科”了。这一回的惩罚，不仅是几个月的停职受审查和调动职务。他跟文艺界的一些同志被下放到北大荒去“开拓新天地”。他那《北荒集》里的四十多首诗，古怪而又美妙的一组诗，就是他在那些异常岁月里，用汗水、体力和慧眼、深思所博来的文艺作品一一是我国千年传统诗歌里的天外彗星。

    午门外的金鸡终于叫了。他从那个“新天地”回到北京。时间大约在1962年左右。他住在西城半壁街邮电部的宿合(是周颖同志名分内的住所)。那时他名义上虽然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人员，也担任了“水浒研究”一类的具体任务，实质上是属于“投闲置散”的人物罢了。

    他在大力作旧诗(主要是格律诗)，同时又在练习写大字：高兴时就把自己的诗写在宣纸上，自己欣赏或送给朋友。我就得过他题我民间文学理论史论著的字幅。(可惜也在十年浩劫中，跟他抄送我的诗稿本子，一齐化为灰烬了。)

    那些时期，我也因为响应号召，想充当“志士仁人”，勇于进呈忠言(像我的某一首诗里所说：“文公意在扶嘉政，坡老诗成有激言”)，结果成了“三反分子”。在接受各种批判和劳动改造之后，虽然不能说是完全靠边站，但因有“异心”不堪信任，就‘只好接受一些非专业的打杂工作了。正在这样的时候，北京有些旧友新朋，不时在作些旧体诗。我那久冷的诗炉也就被煽起火焰来。而绀弩这位老朋友，又正在热恋着旧诗，因此，我就常常到了半壁街。主要当然是谈诗，互示彼此的新作。他在《散宜生诗》自序里所记的我对他诗作的严峻态度，正是指的那时候的故事。他前后做了好几首赠我的诗，大部分已经收录在他的《赠答集》里。其中，我上面提到的一首，是我最欣赏的。因为它不但有“雄奇文有悲风响”等警句，就诗的结构说，也是比较完整的。(关于绀弩旧诗的全面评价，须占一定篇幅，只能待将来专文阐述了。)

    绀弩，在表面上给人的印象，好像有些傲慢或简慢。其实，他是相当善于体贴人、同情人的(自然这里有对象本身的问题)和接受别人合理的意见的。这里，我且举出这些时期的两件小事。

    有一天，我和他同去东四北大街人民文学出版社宿合看望雪峰同志。走到交道口东大街，他突然停止了脚步，轻声地说：“老钟，你先走几步，我在后面赶来。”说了，他就走进路旁一家住宅里去。后来因为我问起，才简单地说，我去送点钱给一个失了业的朋友(那位朋友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1957年因为提意见被开除了公职)。说时不但没有骄矜之色，简直像是不值得怎么提起似的。从这件小事，使我更理解了这位在白色恐怖极严重的时刻毅然加入共产党，并且为之奋斗了数十年老朋友的品格和胸襟。

    另一件小事，是关于我对他诗句的斟酌意见的。上面所提到的他赠我的那首律诗，整个看来无疑是好诗。当时我在他寓所里读过后，非常感佩。但觉得其中有一个字，从音律上看不大妥当。我当面坦率地给他指出了。那诗的第二句现在本子都作“片语单言也费才”，它的第三字“单”，原作“只”字。两字的意义虽然相似，但在音调上却大不同了。因为这句诗的音律是“仄仄平平仄仄平”，七个字中只有三个平声字。如果第三字用仄代平，全句就只有两个平声了。这不免是一点小病。原因并不在于不合传统的规定，而是在于吟咏起来声音不谐美(诗语所以比较注重音乐性，究其原因，是由于诗歌内在的抒情性)。当时，他似乎没有说什么(他是不大爱开口的人，虽然写起文章来是那么“利齿”或滔滔不绝)，但是后来他确实把“单”代替“只”了。在前后印出的诗草本子上可以充分证明。他的这种雅量，我想正和他的勇敢追求真理的思想分不开的。

    上述那种和平、语笑的日子，前后不过三四年左右，接着那翻滚着滔天盖地的“文(武)化大革命”的黑潮袭来了。我们毫无抵抗地被卷入那大漩涡里!

    我们又都成了罪人了。而在同样的灾难中，他的遭遇却特别残酷。以一个忠诚和富有才能的党的儿子，经过政治巫婆的栽诬、陷害，竞**上了“现行反革命”的标签。他被押送到山西的某地区，过着长年累月的黑牢生活。直到1967年，才以国民党俘虏一类的身份被“大赦”出来。

    他在知道将被“大赦”回北京的时候，给了我和周颖各一封简单的信。那是使接受者心里混合着多少悲喜的信啊!不久，他果然回来了。当我重见到那穿着出狱标记的新棉衣(那是赏给被赦人员的恩典)的老朋友，我实在无法按捺住那沸腾的和复杂的情思。我填了一首小词，借以稍稍发泄它。那词是：

    此生不意重相见，

    瘦却容颜神尚健。

    汾滨几载困阴霾，

    忽睹天青妖雾散。

    韦编三绝穷经典，

    遇蹇元妨灵智焕。

    从君正合乞余光，

    补我平生闻道晚。

    一一调寄玉楼春

    下阕前二句说的是绀弩：在牢中反复诵读((资本论》并写下了许多读书札记的事情。可惜后来虽然有机会晤面，却没有好好地请求他讲述“读经”的心得。我猜想他是有许多精辟见解的。

    现在还清楚记得，绀弩当时接过了我那写着小词的纸片，反复看了几遍。最后向着我，嘴角微微地露着笑意，用低慢的声音说：“你这样客气呀。”

    此后，我们也见过几次面。但是，他身体总是不大好。(这跟坐牢生活有关Ⅱ巴?)他的生日最容易记住，因为它是在“一年将尽夜”(旧历除夕)。每年到了这个日子前后，总有朋友们携着自己做的菜，到他家里来聚餐，大家欢欢喜喜度过一天。我有时想，绀弩这人表面上好像是不容易亲近的，但是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真心实意的朋友向着他呢?这里不是正有着值得深思的道理吗?……

    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很少去参加聂家除夕的聚餐会了。记得前年，除夕前几天，周颖同志托刘羽给我捎信来，说希望我今年除夕能去聚会，并且吩咐不要自己带菜一一他们请客呀。可是，才过去两天，她又打来电话，说老聂身体又不好了。聚餐的事暂时作罢。当时，不禁有些怅然，现在却永远不能再见了!

    前天，我抑住悲思，作了一幅挽联。现在抄在这里，用以结束这小文吧。

    晚年竟以旧诗称，自问恐非初意；

    老友渐同秋叶尽，竭忠敢惜余生?

    1986年3月27日于北京西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