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

    我认识雪峰是1927年冬天，王三辛介绍他来教我的日文。那时，留在北京的左倾知识分子较少。我们都因种种关系，限于条件，未能到火热的革命的南方去，既感到寂寞，又十分向往。特别是在国民党**的“四一二”政变以后，经常听到一些使人沉痛的消息时，我们像飘零在孤岛上的人，四望多难的祖国，心情无限愤慨、惆怅。因此我们相遇，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情怀。不久，1928年春天，雪峰到南方去了，我和胡也频也随即到了南方；我们是各自奔忙。

    他先到上海，读到我的《莎菲女士日记》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我那个时候写《莎菲》也有点像现在一些青年女作家一样，很出风头，很有读。我收到很多很多来信，把我恭维到天上去了。当然高兴罗!冯雪峰也来了一封信，他说他是不大容易哭的，看了这篇小说他哭了。他不是为“莎菲”而哭，也不是为我而哭。他为这个时代而哭!他鼓励我再写小说。他对我的估价也是高的。但有一点是我当时接受不了的，他说：“你这个小说，是要不得的!”虽说小说感动了他，但他说这篇小说是要不得的，因为是带着虚无主义倾向的。他以一个共产党员，满怀着对世界的光明的希望，他觉得“莎菲”不是他理想中的人物。对这封信，我很不高兴。因为人家都说好，他却说不好；尽管他哭了，他还说不好!这一点我印象很深，而且牢牢的。经常要想：是不是《莎菲》有不好的倾向?

    后来我也到了上海。在到上海前．，他就告诉我，现在上海很多人在打听丁玲是谁。一听这话，我就烦了。我这个人有点倔脾气，湖南人的倔脾气。我在社会上很苦闷，没有知心朋友。我的文章写出来了，人家过份地对我表示赞扬的时候，我又反感了。我想管我是谁呢!所以我告诉他，我不住在上海，我想到杭州去。我想躲起来，躲在一个地方写文章。冯雪峰就到了杭州，替我和胡也频找了几问房子，在玛瑙寺后的小山坡上，我们就住在那里，写文章。那个时候，胡也频也好，我也好，我们仍感觉到苦闷。希望革命，可是我们还有踌躇。总以为自己自由地写作，比跑到一个集体里面去，更好一些。我们并没有想着要参加什么，要回到上海。我们只是换了一个地方，仍然寂寞地写文章。见《我与雪峰的交往》

    附带谈一谈，我和雪峰的关系。1927年我写完《莎菲日记》后，由王三辛介绍我们认识的。王三辛告诉我他是共产党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那时实在太寂寞了，思想上的寂寞。我很怀念在上海认识的一些党员，怀念同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我失悔离开了他们。那时留在北京的文人都是一些远离政治的作家，包括也频在内，都不能给我思想上的满足。这时我遇见一个党员了。我便把他当一个老朋友，可以谈心的老朋友那样对待。我们很谈得来。但我从来没有想离开胡也频，我认为我们三个人都可以长期做朋友生活下去的。雪峰对我也好像只有谈心的要求，我们相处时间很短，但三个都很好。1928年我和也频住在杭州，也频对我们的友谊提出了意见，我同情他，便与雪峰中断了一时的友谊。后来雪峰结婚了，我们仍旧很理解，很关心。但我这个人是不愿意在一个弱者身上取得胜利的，我们终身是朋友，是很知心的朋友，谁也没有表示，谁也没有想占有谁，谁也不愿落入一般男女的关系之中。我们都满意我们之中的淡淡的友谊。这些话我向来很少同人谈过，因为一般人不容易理解。威尔斯的纪录不详细，也不十分准确。先生诚恳相问，我坦然相告，不过这都不过只是个生活中的小事，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见《致白浜裕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