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适夷

    傅雷和他贤淑的夫人朱梅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遭林彪、“四人帮”惨绝人寰的迫害，双双饮恨而死，至今已十三年了。每次想起他们，我的心发痛。我一次次拿起笔来，想写一点纪念他们的文字，我又一次次地把笔放下来，对于傅雷这样一一位刚直不阿、肝胆照人的朋友，我不知我要怎样来说才好。

    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在成为“孤岛”的上海，我和傅雷开始建立了友谊。在太平洋战争前夕，国民党顽固派一次次掀起**高潮，很多在上海的文艺工作者，都陆续进入抗日民主根据地，留下来的人越来越少了。朋友们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着对敌、伪、顽三方面的文化斗争。当我们一些公开的进步刊物都不能存在时．，得到工商界一些抗日爱国人士的帮助，我们又办了一个表面几乎不显露政治色彩的文化综合刊物一一《大陆》月刊，组织上要我来担任筹办工作，为了扩大我们的阵线，尽量团结平时与我们很少交往的文化工作者来参加这个刊物的撰稿。朋友裘柱常给我介绍了他的亲戚傅雷。我早已读过他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贝多芬传》等书，特别喜爱他的文笔，知道他是一位优秀的文学翻译家，有很高的文艺素养，但他一向和左翼文艺界的关系，好像是比较疏远的，相互间了解不多。像我这样一个流浪文人，进入他的客厅，可能是有些格格不入的，但出乎意料，我们竟然一见如故，马上互相吸引，推心置腹地畅谈开来。对他生活的世界我不甚熟悉，对我的经历与活动，在他听起来也是新鲜的。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生活基础，幽居在黑暗的敌伪统治下。我发现他对祖国，对文学艺术事业有高度的热爱，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民党罪恶统治，以至对庸俗社会抱着强烈的憎恨与鄙视。

    在这漆黑一片、危机四伏的上海生活中，我居然在他的家里找到了孤岛中的孤岛。不知一种什么因缘，他竟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的一切，包括他的夫人朱梅馥和幼小的孩子，都欢迎我到他家去作客，我们海阔天空地无所不谈，常常谈到深夜还不忍告别。特别到了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立刻大肆搜捕抗日文化工作者，许广平同志首先遭殃。那时海婴还只有十岁，居然在宪特监视下偷偷溜出家门，把母亲被捕的警报传到平时往来密切的朋友家里。

    我得到警报，马上与地下领导我们的同志取得联系，决定把留沪的一家老小送回也早已沦陷的老家，然后又只身返回上海，重新过起打游击的生活来。傅雷和他的夫人一了解我的情况，马上在自己的家里给我布置了一个房间，要我往在他的家里。他家在较高级的住宅区，这对我的安全是有利的。但我知道他不是富翁，他从法国留学回来以后，几乎没有就过正式的社会职业，自己劳力所得只是不经常的微薄的稿费。老家有一些祖遗的土地，收入也早已不足维持他在上海一定水平的生活，他是依赖每年分卖部分土地来过活的。因此我不能不有所顾虑。可是禁不住他的强请，而我又极少别的去处，以后就多次常住在他的家里，好像成了他家庭的一员。

    他的家庭生活十分和谐，一个孩子那时还刚及学龄，另一个更小。他夫人梅馥受过高等教育，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是一位极贤淑的主妇，她对丈夫十分温顺，而一手担起了沉重的家务。他对丈夫喜欢的客人都一样喜欢，闲谈中客人与傅雷发生不同观点时，她总是站在丈夫的一边。但傅雷性格急躁，常常对人发火，甚至常常得罪了别人，那时总由他的夫人从中调和。她是自己孩子的家庭教师，因为傅雷不让自己的儿子去进敌伪统治下的小学，她就担当了这个责任，她还是钢琴家傅聪五六岁开始学琴的第一位老师。

    傅雷在家里从事巴尔扎克的翻译。虽然当时进步的出版事业已经全部窒息，但生活书店等几家有力量的进步书店，仍在敌伪统治下秘密支持一些著译者继续工作，为抗战胜利后的复兴做准备。他每天早晨，按时进入书房，伏案写读，看着他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是极为令人感动的。他翻译作品，首先对原作反复阅读，深人研究，一一列出疑难的问题，查考资料，请教他人，对每个问题，决不轻易放过。在日军进入以前，他在租界有一些当教授、学者的法国朋友，这些人都是他的顾问。他还有许多专家朋友，律师、医师、建筑工程师、工厂老板、银行家，他在原作中遇到一些专门性的问题，这些朋友，又都成了他的老师。他还有在法国留学时的法国同学，后来成为研究巴尔扎克专家的，当有些问题不能在国内解决的时候，他写信到国外去请教。他不把所有的疑难都解决了，是决不动手翻译的。作品中一些细节的描写按照字面一一译出，本来也可以传意了，但他为了让原作中描写的东西，在自己头脑里形成感性的形象，例如小说中写到一座屋院的结构，或房间中家具的布置，他却一定要按照原文画出一张平面图来，然后才落笔把它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