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于上海近郊的浦东，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生活在上海，说话带着很重的乡音。他自己知道普通话说得不好，会影响他译文的语言。他把老舍先生的小说，当做学普通话的课本，经常反复朗读，像((月芽儿》、((柳家大院》那些作品，他简直念得会背。他还请演话剧的友人到家里来朗诵剧本，学习对话中高低抑扬的节奏。有时候，他译好一段写景或对话，自己觉得满意了，便把一家人都请到书房里，包括帮助家务的女工，由他自己高声朗诵，征求大家的意见，有念起来不顺口，听起来有别扭的地方，又反复地加以修改，一直改到自己认为已经天衣无缝，才算定了下来。

    他最初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普遍的好评与重视，但他自己却极不满意。后来又把这部一百几十万字的大长篇，完全丢开原译，重新进行了一次新译。他每次翻译的时候，都是先起草稿，然后经过一次次的修改，改得在原稿上别人谁也看不明白了，才由自己用工整的字体誊写出来。他用的稿纸是自己特制的，一种是起草稿用的，两面都有行线可以两面书写；一种用作清稿，只有单面的行线，但都不用横格。他在誊写清稿时，写到每一行，行线边放上一支刻有格线的尺子，于是稿纸虽无格子，每行的字数还是一样的。他对自己的书法很不满意，每天以一定的时间临池。懂书道的朋友告诉他，他的字体瘦长，应当临圆肥的碑体来加以矫正。以后他的字体就起了变化。他不但在学书法写大字时用碑体，在抄稿子写细书时也变了字体。更有趣的是他后来有一个时期爱上了大草，他就到处写大草，甚至在抄稿时也掺用了个别的大草体，这对没有学过大草的编辑先生和排字工人是看不懂的，他便在稿纸的眉额上做出记号，注明正体字。看稿的人觉得何必多此一举，实在迂执得可笑。既然要保持每行的字数，为什么不用有格线的稿纸?既然怕人看不清草体，为什么不直接写上行楷呢?原来他是把书稿看做一种美术品的，而他的原稿也的确像一种美术品．．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替他保存下来。

    在生活上，他对自己极：勾严格，日常都有作息表与工作日程，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没有特殊原因决不轻易放松自己。他也这样严格要求他的还在幼年的孩子，他和夫人分工担任孩二子的功课，连孩子的语文课本，都是自己编的。傅聪从小学钢琴，先由他的母亲启蒙，后来请在工部局音乐厅任指挥的名音乐家意大利人配契当老师，每周几小时去从师学习。每天在家里规定练琴的时间，孩子在楼下弹琴，父亲在三楼的书房工作，一听到楼下的琴声停下了，三楼的楼板就咚咚地响起来，他在手边是放好一条手杖的。孩子一听，吓得小脸发白，连忙又叮叮咚咚地弹了起来，不到规定的时间是不准停止的。颇有罗曼·罗兰描写的克利斯朵夫童年学琴的光景，据说罗曼·罗兰是用贝多芬作模特儿来写的。后来傅聪在钢琴艺术上出色的成就，大概和这种严厉的家教是分不开的。但有时，他对孩子严厉得实在令人看不过去。孩子在父威下所受压抑愈重，反拨得也更为强烈。爸爸一出门，孩子就在家里翻天，长竹竿打破了大挂灯，墨水瓶污染了台布，急得母亲十万火急地消灭痕迹，否则，父亲回来就会发起十二级的台风。但傅雷的东西·切都井井有条，书桌上的东西假如有人动过，他立刻都会发现，有时遇到母亲来不及加以弥补，那就不得了了。我亲眼看见他抓住孩子的头发，提着小脑袋往墙上去撞，好像立时三刻要把孩子处死的神情，母亲在旁边两手发抖，不敢上前营救，我只好实行干涉内政，把孩子从他的手里抢了过来。

    这一次他自己也激动得流出了眼泪。他告诉我，他早年丧父，父亲是乡间的秀才，由于受了冤抑含恨而死。青年寡居的母亲守着唯一的孤儿作为一生的指望，对孩子管教得十分严厉，家里请了教师，亲自督促功课。只要书房里孩子的书声一停，母亲的戒方就会像暴雨似地落在学生的头上。因此他的小脑袋上是经常长着小鼓包的。莫非他以为自己的成就全来自寡母的暴力，因此也同样地去对待自己的孩子吗?他却忘记了自己是怎样反抗他的母亲的，他是完全违反母亲的意志，把母亲丢在家里，一个人偷偷溜出家门跟亲戚上法国去习的。一直到老母临死之前，才在母子间取得了和解。后来，儿子傅聪对他的反抗，也是极为可怕的，这对傅雷后年的生活是极沉重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