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有一个名字叫做怒安，我记不清了，大概还是他早死的父亲给他起渤，用的是“圣人一怒而安天下”的出典，与雷字配合起来，就使人有“怒发雷霆”的味道。熟悉他的朋友们都有那么一点印象，这个人是动不动要发怒的。他对什么事都不肯苟且，对什么人也不去敷衍，对于他所嫉恶的东西，是一点也不肯妥协的，不管对什么，一言不合，便拍案而起，绝裾而去，他几次参加社会职业，都是这样“崩”了的。昆明的二家美术学校聘请他去当教授，他从上海起兵发马，捆载而去，那时交通不便，从上海到昆明要跋涉海陆长途，可是到了之后，在讨论教学计划上一言不合，他马上扛起还没打开的行李，又跑回上海来了。但他并不孤独，他朋友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有，还有许多莫逆之交。他和他的夫人特别好客，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特别对他惬意的朋友，他的热情简直叫人烫手，我自己就是身受的一人。在四周极端黑暗，而我又穷无所归的时候，他为我安排好安全的环境和继续工作的条件，他的家人也像一家人一样地对待我，并同样接待我的朋友，把我的朋友当做他自己的，不使我在困难的幽居中离开他们。我老是作长期的食客，心里非常不安，而又无处可去。直到后来，朋友冯宾符帮助我隐蔽到一个中学里去教几个钟头的课，使我有一个存身的地方。留在上海的朋友已经越来越少，满街都是日本宪兵，出门时如不避开要口的岗哨，还得向他鞠躬，我当然尽量地匿居不出，惟一偶然的去处仍只有傅雷的家。

    我在那段时期，只从事一些地下文化活动，可是日本侵略者不知为什么对我特别感兴趣。我一个人有两个“良民证”，一会儿从上海去家乡，一会儿又从家乡跑到上海，反正哪儿发生危险的信号我就立刻转移，哪儿都不安全，但哪儿都可以短期地安身，许多短期积累起来，不觉整整地过了三年。那是1944年的夏季，学校的学期考试刚将结束，有一天，突然发生了危险的信号。有一个原来在一家进步刊物当职员的人，名叫施崇祥，传说他被日本人逮捕，立刻屈膝投降，当了特务。他认识学校里一些人，也认识我，那天他突然上学校来“作客”，正在教员休息室同别人谈话，偏偏我正下课拿着学生的作业冲进门去，一眼就望见了这位老兄，立刻退出门外。当然已经来不及了，他一定看到了我，发现了我的隐身之处。我与担任校长的冯宾符同志商量，认为还是早点离开的好。于是我马上动身回浙江的老家。我刚刚走，学校里果然出了事，几个日本宪兵指名来抓我，我已经不在，就查究到冯宾符的身上，他关在贝当路的日本宪兵队里受尽了种种刑罚，始终没说出我的家乡的地名。我在家乡得到消息，心里感到极度的不安，认为自己应该回上海去营救他，必要时就上宪兵队去代他受罪。一个冲动，我果然提起一个包裹冲进了傅雷的家里。这把傅雷吓了一大跳，他疾言厉色地质问我：“你来干么?”我把自己的来意向他作了说明，他把我骂了一顿，二话不说，一手把我抓住：“好，你就住在这里，什么地方也不许去，你要见朋友我给你去联系，有什么事都归我跑腿，你连弄堂里也不许出去!”果然，我来得太莽撞了，只好让他把我关了禁闭，而由他去当交通。我与上海的朋友取得了联系，住了约一个多月，一直到冯宾符同志被营救出险，我才回到家乡，离开破碎的家庭，到了新四军在浙东四明山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傅雷就是这样对待一个朋友的。当时不仅是我，就是从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傅雷，也随时随地有发生危险的可能。有一次，与他的夫人三个人在一起谈，假使你也有危险的信号，你怎么办呢?傅雷毫不犹豫地说：“我当然到解放区去!”我衷心地感觉，“傅雷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在黑暗的沦陷时期，我们大家坐着闲谈，总是爱想象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大家怎样来搞文化工作，共同描绘着美妙的理想。但事实并不如我们的梦想一样，抗战胜利，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前我又回到上海，我发现从来不习惯搞政治活动的傅雷，已热烈地投入民主运动，他是民主促进会最早的参加者，还自费办了((新语》周刊(?)，议论时事，一时间显出异常活跃的姿态。但对国内阶级斗争的激化，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看法方面的议论，一时与别的刊物发生了争论，他的情绪一下子就低下来了。那时我们虽以数年阔别后的重逢而感到高兴，但在有些事情的观点上发生了参差，朋友们又督促我向他去“做工作”，我们的谈话往往闹得面红耳赤，有点谈不下去了。那时他的身体经过了一段抗战胜利初期的兴奋之后，正在衰弱下去，在几次不愉快的争执之后，朋友钱钟书私下告诉我，老傅健康状况不好，可能害了结核症，经常有低烧，你要注意不使他太激动了。以后见面我就不敢触及敏感的问题，相见的次数也渐渐少了起来。一直到全面内战开始，我匆促离开上海，两人以后连书信往还也稀疏了。